老长沙的重阳节这样过

　　——《长沙县志》

　　载酒登高，效桓景遗事，畜菊家，层累花钵，各色诸备，谓之菊屏。

　　——《善化县志》

　　重阳糕上插令旗

　　十余年前，长沙城内早点摊上的凉发糕和千层糕，被认为是老长沙“重阳糕”这一节令美食的传承和遗留。

　　不过，现在长沙城内，凉发糕和千层糕却早已找不到踪影，唯有火宫殿中的脑髓卷，略为接近“重阳糕”遗意。

　　民国时期，每到重阳佳节，三吉斋、九如斋、朱稻香村等店，即对外销售重阳糕。此时重阳糕已呈多种做法。

　　最常见的是“凉发糕”式样，但发糕中，掺有枣、栗、枸杞等，茶馆中多销售千层糕，以应节。无论凉发糕还是千层糕，上面必遍撒红绿丝，在重阳当天还插上很多彩色小旗，旗上书有“令”字，据说是为了吉祥。

　　1936年，九如斋推出的重阳糕，为猪油糯米堆成的九层塔，塔上还做有两只小羊，以应“重阳（羊）”之意。

　　“挤”划子去登高

　 　晚清民国时期，人们重阳时节纷纷前往对河的岳麓山登高。渡湘江过河的人太多，因此难免要“挤”划子。晚清时期何绍基诗中所写“多少过江诗酒伴，前游十载 笑匆匆”中有自注云重阳节“岳麓登高者颇多”，而1933年10月28日《湖南国民日报》则留有具体数据称，“长沙重九，照例登高，是故岳麓山头，游人如 织，攘往熙来……登高男女，不下2万人……”

　　长沙地区，重阳常多风雨。如果下雨，老长沙人还是会去“登高”。不过这种“登高”的方式很奇特，即在重阳必食的“重阳糕”旁，点蜡烛（灯）数支（盏），有“灯”有“糕”，于是也算重阳“灯糕”（登高）了。

　　菊花事业有人知

　 　长沙城与菊花的缘分源远流长。流落沅湘之间的屈原曾以菊为餐。南宋沈竞《菊谱》记载：长沙之菊，有黄色、白色和紫色三类，菊花品种达12种以上，菊花栽 培水准在南宋时期已居全国前列，且植菊已成风气。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善化县志》载：“重九，城乡士绅多载酒登高……畜菊家，层累花钵，各 色储备，谓之菊屏。”

　　民国时期，长沙城内 出现大量花圃。每届重阳，天心公园、朱家花园等公园和私园，都会举办菊花展。尤以韭菜园孤儿院分院、文运街楚怡学校举办的菊展最出名、最有意义。1929 年深秋，孤儿院曹孟其及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共同发起“菊花会”，并由曹孟其与张辉瓒等联名遍告在省官绅赏菊，意在发放认捐的“菊花券”向社会求助，为孤儿 院募捐。　

　　鹤舞定王台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重阳佳节时当秋季，放鹤为晚清重阳时节长沙最风雅之事。

　 　定王台下、水月林旁的芋园，晚清时期曾住着清道光年间云贵总督、两江总督李星沅的后人。李星沅致仕（即退休）后，携回五只白鹤，养老于水月林旁的芋园。 晚清湘人笔记及诗词记载，李星沅去世后，仍当芋园全盛时期，每届重阳时节，长沙城东芋园内，金菊怒放，“芋园主人”乃将五只白鹤放飞空中。在定王台上，登 高剧酒为乐的人们举首向天，但见五只白鹤在九霄云天中声唳入云，矫翼飞舞，此景美极。芋园内，常见主人与何绍基等一干客人，对菊饮酒，笑闻园外。

　　诗歌中的重阳佳节

　 　民国时期，长沙城内，有一大帮高举着“提倡气节、发扬国学、演进文化”旗帜的老人，每逢重阳节，必定聚集在一起吟诗作赋，虽在抗战烽火之下，照旧觞咏未 辍。当时的社会，对这些老人也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重视。他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歌社团、号称“偏处一隅，独重中国”的南社湘集会员。

　　重阳佳节之际，登高并非他们的主题，菊花泛酒、吟诗作赋才是他们主业。让人感兴趣的是，在民国时期长沙最著名的酒楼，极其欢迎这群老人在重阳时节结队前来，有时甚至提供免费吃喝。

　　潇湘酒店、玉楼东、曲园、怡园、挹爽楼、新怡园、奇珍阁、燕琼园、营养餐厅等，均曾邀南社湘集诗人重阳去酒楼举行过活动。一些酒家墙壁上，因此而悬挂有湖南最著名诗人、书画家的墨宝。一些原本只在行业内出名的名厨，因南社湘集诗人提笔赞赏，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本版文字 任大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