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长沙下河街：中介年薪高达3000银元

  　舟楫桅杆相接，商铺鳞次栉比，商人摩肩接踵，居民云集选购。他们拥挤在这条街上，制造无数交易。 　　

    400年来，土果行、南杂货、牙行、锅鼎制造、洋行、照相等事物，是这条街的特殊标记，是这座城的近代化坐标。 　　

    如今，这条街上被标下一个大红色的“征”字。 　　

    下河街的拆迁，是一座城市重新梳理它的纹理，鲜艳的鲜艳，黯淡的黯淡，在城市的新陈代谢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坐标。

　　生于商业

　　离开小西门码头，商人带货物留在下河街

　　卖土产：苎麻、五倍子、粮食、棉花、食油、鲜蛋，卖日杂：南货、土果、干笋、蜜饯

　　长沙西城城墙外，湘江之畔，小西门码头的船舶进进出出。一批商人走下船只，走上堤岸，跨入一条商铺栉节比邻的街巷，他们或走入土货商铺选购，或走进牙行，与“牙人”商讨贸易。

　　这是一百多年前长沙下河街商业之一幕。

　　下河街生于商业，明末清初人士刘献廷记下了小西门外400多年前的繁华，他的 笔记《广阳杂记》说：“长沙小西门外，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城外居住条件不好，但是贸易却十分繁盛，“远近舟楫，上者、下 者、饱张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无不入画。”船特别多，特别美，真是“天下绝佳处也”。

 

1930年代，文夕大火前，长沙河街码头仁丰经纪行。供图/陈先枢 

　　商人们上岸，拖着货物在今天的下河街滞留、歇息、建房，于是商铺有了，消费群体也有了，规模也有了，明崇祯年间的修志者，将它记入政府文献《长沙府志》——地位也有了。

　　此后，下河街的商业标记更加明显。《西区如意街大西门委志》记载，下河街行号 鳞次栉比，“行号经营的货物，品类包罗万象，土特产有苎麻、五倍子、粮食、棉花、食油、鲜蛋、糖、粉等；日杂有南货、土果、干笋、蜜饯等”。它似乎成为当 时长沙城居民逛街shopping的不二之选。

　　中介盛行

　　“保太和”等牙行云集，为说合贸易收佣金

　　牙行里招揽生意的人叫经纪人，他们熟客路，通官府，名经纪拿高薪，商家需隔年预聘

　　19世纪70年代，下河街上牙行云集，从事贸易中介。牙行的“牙人”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收取佣金，类似今天的房产中介。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先枢介绍，在1875年，“保太和”、“惠然”牙行是长沙较早领有牙帖（地方政府颁给的营业执照）的土果行。次年又添“公和”、“镇昌”等土果行。

　　这些牙行本身也买产品，像土果行，就经营本地及外地的土果土产，如梨、桃、板栗、荸荠、生姜、蒜子等。

　　后又衍生出杂货行。民初有“同康”、“恒大”等10余家，经营范围扩大到木耳、香菇、食糖、面粉、湘莲等，川、粤、闽、赣、苏、浙等地的土特产均在经营之列。

 

1946年，长沙街头货郎 

　　下河街的牙行中最多的还有玉兰片行。玉兰片行实营玉兰片、苎麻、毛茶、土纸四大类商品，有“福生祥”、“源昌祥”、“春和祥”等，号称“三祥”。

　　随着下河街牙行的发展，其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

　　《西区如意街大西门委志》称，下河街的行号“一般有内外三层生意之别，即店外 沿街摆货摊，派徒弟招呼零趸商贩，明码实价，用的节半秤，一秤有十五斤，实收货款为十斤；店内柜台抽样看货，派店员接待，问宿留餐恪守信誉；店后厅堂则由 管事迎宾，设席款待，洽谈成批购销，喊涨暴跌，操纵行情，垄断市场”。

　　这些在牙行里招揽生意的人被统称为经纪人。经纪人熟客路，通官府，神通广大。陈先枢说，名经纪年薪可高达3000银元，十分抢手，商家需隔年预聘。

 

　　洋人来了

　　长沙开埠，出现百货、酒店、照相等洋玩意

　　辛亥革命后，越来越多的商号逐步蔓延到整个西城地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西城洋行贸易区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下河街上，洋人来了。

　　那一年，长沙成为通商口岸，对外开埠，《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规定，西门外沿河地段，“准各轮商指明租用”。外商可以在西门外沿河一带任意租地设行。洋人在下河街上开洋行，出现了像航运、工业、矿业、百货、医院、酒店、照相等洋玩意儿。

民国时期长沙的烟草铺 供图/陈先枢 

　　辛亥革命后，沿湘江一线的城门及城墙逐渐拆除，成为上河街、下河街。越来越多的商号逐步蔓延到整个西城地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西城洋行贸易区。

　　《长沙经贸史记》记载，从1904年到1924年，短短的20年间，外国商团在长沙开设的洋行由最初的17家激增至75家。在小西门有文字可查的日本洋行、公司达7家之多，如戴生昌汽船公司、大石洋行，盐川洋行等。

　　长沙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为了运输方便，一般洋行均设置于灵官渡至潮宗门一带的江边，其他的商栈，粮栈、米厂、油行、盐号也云集于此。洋商以此大肆收购桐油、茶叶、猪鬃、皮毛、棕片、苎麻、湘莲、烟叶、五倍子和矿产品，然后卖给长沙人高价染料和高价药品。

　　洋人的到来，改变了这座城市对外商业交往的交易记忆，下河街见证了这一切。

　　文夕灾变

　　长沙锅鼎制造大多消失，仅下河街一带有商贩

　　“起火时所有物资基本已经搬离，人员也已撤走，大火烧毁了一些空置的摊位和店面”

　　1938年的文夕大火，让长沙城几乎成为一片废墟，繁华的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断壁残垣。但下河街损失不大。

　　“政府早前一个月发了疏散通知，起火时所有物资基本已经搬离，人员也已撤走，大火烧毁了一些空置的摊位和店面。”陈先枢说。

　　清光绪三年（1877）后，长沙有“张仁美”“周乾亨”“乾丰和”“庆和丰”4家合资经营的锅鼎制造厂，规模相近，人数在16-18人之间，产值约6400银元。文夕大火后，长沙锅鼎制造大多消失，仅下河街一带有锅鼎商贩10余家。

民国时期长沙的米店。供图/陈先枢 

　　大灾之后还有大难，从1939年至1942年，长沙经历三次会战。

　　但“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快结束时，下河街就开始恢复经营了。”陈先枢说，经营一直持续到1944年长沙沦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商人们再次回到这条商业老街，开店经营。

　　“那时这里整条街都是做手艺的，做纸盒、油鞋、裁缝铺，全部都是。”佘润珍今年87岁，长期住在下河街，在她的记忆中，以前的下河街“摊子、店子都是稀乱的，窄窄的街道，很热闹，全部都是做生意的人”。

　　那时候的长沙城，街道几乎都是铺的麻石路。家里缺了什么东西，佘润珍就会踩着麻石路，“在下河街买东西，随么子东西都有，烟、粮店、杂货店，好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