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一座干净的城市

　　回望上世纪20年代末，近代化的长沙城市建设重新起步，一场城市清洁运动正在展开。此时，以“主张激烈、言辞锐利”闻名的三湘才子易君左，却有一个城市环境卫生的梦想——

　　文/任大猛

　　一、开展清洁运动，鞋底越走越新，尊脸越晒越白

　　1928年8月22日，“二郎神”在《湖南国民日报》副刊“国民公园”刊文称，“我们要求一个干净的长沙”。

　　“二郎神”，即民国时期，享誉全国的“三湘才子”易君左的重要笔名。

　　易君左在这篇短文中称：

　 　我们目前的要求很小，觉得贡院坪改造成了一座小公园，我们已心满意足。不过奉劝市民先生们不要再在喷水池里屙屎罢了……同样，我们对于这次清洁运动，只 要杨家巷比从前干净些，只要马桶不致于排队伍了，我们就心满意足！粪门不致闭而复开了，就心满意足！此处不许小便 ，严格实行了，就心满意足……

　　我梦想新长沙是一座芬芳灿烂的花园，但喷水池里却屙你一堆屎！我梦想环城马路夹道成阴、车如流水马如龙，但“老爷太太讨个发财钱”，实在有点难听。

　　所以现在的希望切忌高，要求不妨低。

　　我们不讲什么美的呀、艺术化的呀，都不讲，只要求一个干净的长沙。

　　于是乎就心满意足了。

　　易君左写作此文时，正担任《湖南国民日报》编辑部长之职。他在这份报纸上开设“如此长沙”专栏，因“主张激烈、言辞犀利”，颇受政府官员和广大市民关注。

　 　1928年正处于长沙重新启动近代化城市建设时期，成立了长沙市政筹备处，长沙的大规模现代化城市建设，即从1928年开始：已停工多年的环城马路重新 启动；市区最重要的“东西干道”改名“中山路”，并动工建设；由“县”升级为“市”，城区内，必须设有至少一处公园，天心阁公园与贡院坪公园同时开工建设 （贡院坪公园原址即三角花园），当年贡院坪公园，已设有喷水池等现代化设施。

　 　与此同时，长沙也开始城市环境卫生大整治。易君左以其犀利之笔，既指责长沙市民素质有待提高，亦指摘长沙卫生设施的落后与不完备。1928年7月19日 易君左在《简易厕所与轻便盆堂》一文中说：“最经济的莫过于长沙市民了。于何测之？测之于大小便与洗澡的两件区区小事。有位迭名君投稿来，他说衣铺街的尿 围、藩城堤口楼下的厕所、文星桥木屋毛厕（即茅厕）……凡久住长沙的，在这些地方经过，都要学‘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的办法。所以他主张将那些秽 臭的厕所一律铲除。我起初不相信，长沙市政虽糟，何至如此之坏……文星桥是敝寓所在，我自然更要实地去考察我那‘芳邻’。考察的结果是好的，只害我少吃了 一顿晚饭，又花了几角不相干的钱，买了一大瓶花露水。当我买花露水的途中，又发现左街右巷，围着一个个篾幛，触眼皆是。我稀奇，以为猪栏会搬到街心来了？ 移步伸颈一望，啊呀，对不起，原来是那位仁兄洗澡。就听得车夫的吵闹，原来这位仁兄阻碍了车的交通，我只好幽幽让开，我劝车夫莫拉车了，也这样围一个篾幛 去。”

　　1928年8月的一天，长沙宣布开展全市清洁运动。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提出“各人自扫门前雪，兼管他人瓦上霜”的口号，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响应清洁运动号召、拿起扫帚清扫大街。

　 　易君左此时手中惯用的“匕首”已换作热情洋溢的美酒，他写下《美哉，长沙市清洁运动》一文，称：“轰轰烈烈的长沙市清洁运动，最近已甚嚣尘上……我们平 日所怕的虎烈拉（即霍乱）先生、臭虫小姐、苍蝇姑娘之流，至少我们预备有对付方法了。这种欢喜，无异于新婚的蜜月旅行。清洁运动的意义，有诗为证，就是 ‘各人自扫门前雪，兼管他人瓦上霜’……天下的事，离不了分工和互助。各人自扫门前雪，分工也；兼管他人瓦上霜，互助也。我相信长沙市民个个都爱清洁，个 个都抱有打倒虎烈拉、肃清蚊子的伟大精神，都感觉举行清洁运动，要比睡在街心还切要。拿着一把大扫帚，正如热热烈烈地拥抱爱人，制造艺术化的新毛司（即茅 厕），取缔梁任公敬惜字纸和死老鼠，一切的自动自干起来，我可以断定，将来的鞋底是越走越新，行人的尊脸是越晒越白，和蚊子臭虫结的仇恨是越来越厉害。”

　　鉴于易君左的文才，1928年8月31日，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特别委任易君左为湖南清乡部宣传处长。湖南国民日报社只得让傅熊湘继任易的编辑部长之职。但易君左却想力辞省清乡部宣传处长之职。数月后，易君左远走杭州。

　　易君左“如此长沙”专栏，1928年7月10日起笔，至9月8日结束，共刊发文章60篇。

　　二、挑粪小问题，为什么还像王婆婆裹脚又臭又长

　　1929年1月13日，长沙人再次在《湖南国民日报》上见到“二郎神”。“二郎神”称自己“住在杭州好不过了，硬要叫我回来受活罪。想起来真是伤心”。

　　二郎神就是易君左。他谈到他离开时，希望长沙在实施清洁运动和城市大建设的同时，能够“艺术化、美化、花化、光化、爱化等等，但总不希望张竞生化”。

　 　在火车抵达长沙小吴门时，他说他“打算坐环城马路的公共汽车，游天心阁新修成的公园，一览全市新的公共厕所，然后到怪珍阁（长沙有名酒楼奇珍阁）吃碗把 黄性二（调侃长沙著名报人兼美食家黄性一）所赏识的菜，洗一个公共浴池的温泉澡”。当然，长沙环城马路并没有建好，长沙暂时还没有公共汽车，显然城市建设 的步伐，不如他想象的快。好在“天心阁巍峨庄严，矗立云表”。从前易君左的专栏名叫“如此长沙”，现在则改名“长沙如此”了。

　 　回到长沙后，易君左开始检视，长沙在城市清洁卫生运动后的变化。在易君左从杭州去南京时，曾经在秦淮河边拜访了当年他在“如此长沙”专栏讽刺过的前长沙 市政筹备处长郭之奇。郭之奇说：“二郎神，好朋友，你回到贵长沙，第一要拜访我那艰苦经营的贡院坪公园。”下车伊始，易君左就去了贡院坪公园，“经过拆烂 屋的新局面”，他看到贡院坪前“坪是有一块，麻石也有几行，骆驼一般的枯扫把树，倒有几株。仿佛有人对我说：这就是郭老夫子拜托你拜望的有名的贡院坪公 园，你何解这样麻木不仁啊”。当然易君左也看到了，“还好。在未修这公园之前，就有在坪中大便其便，今天我却没有发现黄金世界，也许这就是一种进步，其余 就可以类推。”

　　不过，他也发现了当年的长 沙存在一个又臭又长的问题，他称：“贵长沙又不是王婆婆的裹脚，为何许多问题，总是又臭又长呢？前几月的清洁运动，第一件成绩就是封闭粪门。前几月的街不 过没洒香水，这几月的街点点滴滴不少的味精。这晌伤风很有点作了，上了街也不闻见什么。今天不幸伤风好了，上街就有点不便了，尤其是一早上，挑黄金担子的 先生，纵横不可一世，实行粪门开放主义。这样一个小问题，又臭又长，还不能解决。”

　 　接任郭之奇的长沙市政筹备处长是宁乡人鲁鲁山（鲁岱），在鲁鲁山手中，被唐生智拆毁的天心阁城楼，得到重新修复。鲁鲁山更完整规划了长沙城此后的发展建 设计划。但不久随着桂系军阀将鲁涤平赶下湖南省主席宝座，鲁鲁山随之去职。此后，何键成为湖南省主席，何键任用易希亮、余籍传、何元文等人为长沙市政筹备 处长，长沙城市建设一日千里。不过，此后易君左离开长沙，他已看不到长沙的城市环境卫生的变化。

　 　从1929年起到1938年“文夕大火”前，长沙不但修成环城马路、中山路等道路，更整修、新建了城市菜场、公厕，疏通了城市下水道，搬走城市垃圾山， 开通了公共汽车，并在原有的沙石马路上摊铺沥青，引进洒水车……长沙城由县级城市升级为长沙市，并被公认为“卫生整洁，堪称模范城市”。

　　此后，1938年11月12日深夜的一把“文夕大火”，将长沙全城烧毁，火后的长沙城就是一座废墟瓦砾的垃圾山。抗战胜利后，长沙城市卫生工作，主要就是清理大火后遗留的城市垃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长沙城区内垃圾才彻底被清理出长沙市区。

　　长沙环卫小史

　　明清时期，长沙城内环境卫生，大多由各商店居民，分段洒扫，官府并不参与。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设立保卫局，已具近代意义警察局雏形，省会长沙开始出现有政府主导和参与的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但因维新运动失败而告终。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新成立的警务总局制定《清道规则》，由各分局卫生监督管理，每一分防处雇请清道夫长1人，清道夫2人，每一清道夫发给独轮 木车一辆、箢箕一件、扫帚一把、粪耙一柄，每天清晨7时，午后2时各扫一次，并收集铺户家污物。其时，长沙城区内清道夫共计140名，专司城区通衢清洁之 责。当时长沙城内街巷共计350余处，街道狭窄，140名清道夫，足以满足城市环境卫生的需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南矿业及工商业，逐渐繁盛，城市人口骤增。原有城内房屋，不敷居住。于是就城外菜园建筑居庐，或购买城内裁缺废署，构筑新屋。 为便利交通，人民任意在城区内这里新辟一街，那里另开一径。仅民国元年2月，长沙街巷，即比原来增加90余条，共计440余处。清道夫于是不足以应付城市 清扫。

　　此时，城市开始出现专业的垃圾角、垃圾箱。至民国8年（1919年）省城市区及南北郊区共置盛屑木桶640个，并有垃圾夫手推独轮车沿街收运垃圾。

　　民国9年（1920年）夏秋之季，长沙市街巷之间设有痰盂。惟不久即被人破坏或取走。

　　民国11年（1922年）改砌垃圾围。然清道夫太少，街道仍甚污秽。

　　民国15年（1926年）为扫除街市积屑，市政公所新置三轮垃圾车10辆。民国21年（1932年）租用公路局汽车两辆，运输全市垃圾。

　　长沙“文夕大火”后，垃圾收集设施均毁。民国27年起，长沙城市破瓦残砖，垃圾成山。长沙曾积存垃圾151处。

　 　易君左留给今天读者深刻印象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1934年易君左写作的一部书《闲话扬州》，招致扬州人控告，最后以易君左及中华书局登报道歉了事；二 是易君左在抗战胜利后，“竟站在反动文人立场”，在重庆和谈之际，“不识时务且无自知之明”，步毛泽东《沁园春·雪》原韵，创作“攻击”毛泽东的诗词。作 为文化人，易君左在文学上主要致力于两大方向，即早年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晚年热衷于中华诗教。

　 　易君左是湖南常德汉寿人，汉寿旧称龙阳，故易也被戏称作“龙阳才子”。易君左一门三代均名诗人，祖父易佩绅、父亲易顺鼎均为晚清著名文人。易君左少时曾 参加北京《国华报》“梅兰芳歌”征稿，列名第一，其时仅16岁。后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主攻政治学，组织通讯社。所写通讯寄回国内，即招致日本驻华使馆 人员关注并要求查封刊发其作品的报纸。因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签订和约，易君左愤而归国，转读北大政治系，并于次年，即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与朱谦之等创办《奋斗》旬刊，提倡无政府主义，两遭军警逮捕，两被校长蔡元培保释。

　　易君左出北大校门后，先任吴淞中国公学国文教授，后入上海泰东书局任编辑，与郭沫若、郁达夫同事。时所著小说集《西子湖畔》等书，与郭沫若诗集《女神》、郁达夫小说《沉沦》并提。

　　易君左此后人生，即依照“时而教授，时而编辑、偶尔从政”的轨迹运行。

　 　1924年秋，易君左即在湖南法政专校任教授，兼岳云中学文科主任，大革命时期，任贺耀组军队秘书，1928年就职《湖南国民日报》任编辑部部长，所撰 专栏“如此长沙”成为长沙报纸最具影响力专栏之一，此后易又应约任过宣传处长、大学教授等。1934年，在镇江官职上，易君左创作《闲话扬州》惹来官司。 1938年张治中主湘期间，易君左曾任《湖南国民日报》总编辑，随应周佛海之邀任中宣部专员等职。周佛海投敌后，易君左在成都办过《国民日报》等报纸。 1941年，在重庆大轰炸时，任过政治部设计委员等职。其时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创作中国“新诗体”运动中，且至死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