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荫大道曾是民国长沙的绿化梦

　　2014年春天，长沙城区启动行道树绿化提质改造的“林荫大道计划”。高大的银杏、樟树、栾树等树种与低矮的石楠、山茶、桂花树等，正构成我们城市绿化的立体风景。回望历史，我们却发现——

　　1949年，长沙的行道树仅存210株

　　1936年底，时任长沙市园林培养所主任的陈熹有一个梦想：“我要在新修的13条马路旁，栽满法国梧桐、枫杨与苦楝树等行道树。”

　　他还说，长沙城区绿化，可以步伐较快，将来甚至不妨高歌猛进，时间不等人、城市绿化也不等人，长沙的行道树一定会越栽越多。

　　然而，今天我们翻阅《长沙市志》，寥寥一段话，就道尽了民国时期，长沙园林建设的所有辛酸和惨痛：

　 　“长沙解放前的城区，多为窄狭的麻石街巷，只有环城马路、中山路、中正路（今解放路）、蔡锷路、黄兴路等几条建成的马路，行道树稀少，迄至解放前夕，仅 残存210株”。其实，前面的话，说得不太准确，但后面全市“仅残存210株”却太过惨痛。至少，当年豪言壮语说在长沙新修的马路旁栽满行道树的园艺家陈 熹的梦，在当年是彻底破灭了的。

　　成功设计容园，陈熹想在园林绿化舞台上大显身手

　　1936年3月1日，湖南省政府批准长沙市设置新机构：长沙市园林培养所。

　　湖南省政府同时认为，此前长沙市提出设置长沙市园林管理处的提法不妥——长沙市园林绿化并未成型，够不上“管理”，只能先说“培养”。

　　也就是在此时，41岁的园艺专家陈熹，成为第一任长沙市园林培养所主任。

　　论专业能力以及从业资历，陈熹确实是湖南园艺行业的一把好手。

　　陈熹是浏阳柏加人，192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回湘后，先后担任湖南省立甲种农校、第一农校、高等农校、群治农商专科学校农科主任，省农业改进所技正。

　　1934年初，陈熹任广雅中学（今长沙市七中）校长，此时，他早已与在日本留过学、曾任北京农大教授的邵阳籍农艺师刘宝书在长沙北门外文昌阁组织开源种植公司。该公司在长沙办得风生水起，他们引进的日本和英国柑橘、鸭梨等新果苗品种，供不应求。

　 　1934年秋，何键修筑占地150余亩的私人官邸容园（即今天的蓉园附近），慕名请陈熹一试。结果陈熹成功主持设计出一个丘壑分明、风景清幽、仿苏杭式 园林结构的容园。该园既有风景可赏，而分区栽植的花果，又可产生利润，由此获得湖南政界的极高评价。两年后，陈熹即以园艺专家身份踏入湖南政界，并于 1936年3月后，开始规划实施省会长沙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鉴于陈熹工作能力极强，处事有条不紊，长沙市长何元文即宣布撤销园林绿化办理不善的天心公园，遣散天心公园原有人员，并声称为节约公帑，天心公园归园林培养所接收，陈熹接收后即对天心公园进行精心设计，广获好评。

　　抗战爆发前，有一个林荫大道计划

　　1936年底，陈熹提出一个关于长沙园林建设的重大梦想，即《长沙园林培养所二十六年春季工作计划》。二十六年指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这个工作计划，又称“长沙园林绿化的‘林荫大道’计划”。

　 　陈熹认为，长沙市已经进入马路修筑的高潮之中，亟应将道路园林绿化工作紧紧跟上。而长沙新旧各马路，延续甚长，有些马路尚在修筑之中，考虑到当前财力和 有限的苗木情况，肯定不能同时实行林荫大道计划，但是有13条马路却可在开春后实施行道树种植。这13条马路及栽种树种如下：

　　1.沿河马路：该线原有培成植树带之计划，用于防止风沙、巩固堤防。现已栽植一段，尚待续植，计需苗木1900余株，拟于明春完成，采用白杨、梓树两种苗木。

　　2.东大马路（今韶山北路）平陈段：由长平公路（该路已并入五一大道东段）到陈家垅（即今袁家岭北）一段，原有苦楝与梓树，尚需补植60余株。

　　3.东大马路陈容段：由陈家垅至容园一段，长140余尺，拟植以苦楝，约需苗木190余株。

　　4.东大支路：即阎家湖（今烈士公园年嘉湖）周围，约长260余丈，植以枫杨340余株。

　　5.北大马路（今湘雅路）铁佛段：由铁路边（即老长沙北站）至铁佛东街口一段，原植有法国梧桐，尚应补植200余株。

　　6.环城马路经要段：由经武门（即今老湖南日报社）起，绕体育场至要塞路（即今城南中路、东路，原南大路）止，约长160余丈，尚应补植刺槐200余株。

　　7.西湖路：此路原有枫杨，须再补植110余株。

　　8.天心路（今建湘南路）：此路计植洋槐280余株。

　　9.车站路（今湖南旅社建湘路段）：补植梓树70余株。

　　10.经武路（即原建湘北路）：补植白杨150余株。

　　11.兴汉路（蔡锷北路荷花池段）：补植苦楝80余株。

　　12.湘春路：补植苦楝140余株。

　　13.其他各处：教育厅、四堆子、又一村等处，均拟补植法国梧桐等大株树木，以昭整齐。

　　以上民国时期的“林荫大道”计划，因其具操作性，很快就得到市长何元文核准，并于1937年开春后得以实施。

　 　由此也可知，距今77年前，长沙行道树的种类，以枫杨、梓树、苦楝、刺槐、白杨、洋槐、法国梧桐为主，种类不可谓不丰富，且前五个树种为本土树种。直到 距今30年前，苦楝树在长沙城区内仍大量分布，随着棚户区改造，这一树种已变得越来越少。枫杨，又称苍蝇树或兔子树，该树所结果荚，如一串兔子耳朵或苍 蝇，故名，在长沙老城区目前仍大量存在。

　　设计湖南烈士公园，陈熹再续园林绿化梦

　　很显然，陈熹虽有能力，却并未遇到大展拳脚的时世。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城市重点工作发生转移。次年，陈熹改任南岳林垦局局长，他曾亲率职工修建南岳百里旅游行道树长廊。也在1938年， 长沙遭遇文夕大火，陈熹对城市园林绿化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果，全部付之一炬，此后长沙城又遭遇四次长沙会战战火的灼烤。抗战胜利后不久，长沙即陷入内战的危 机中，城市建设发展缓慢，城市创伤难以修复。

　　1941年，这位专家型官员因厌倦官场酬酢，已回到浏阳任金江中学校长，并在浏阳家乡柏加传授果树花木栽培技术，今天浏阳市柏加镇已成全国著名花木乡镇，相信应有陈熹遗泽惠及。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陈熹即调任长沙市建设局，并任工程师。在他任工程师期间，陈熹参与了湖南烈士公园的园林规划设计，并任设计组组长。 完成烈士公园工作后，陈熹即被调任株洲市建设局，仍任工程师，为株洲建设奔龙、石峰、庆云公园培养了一支园林技术骨干队伍。陈熹于1965年去世。

　　美国人高德华发现

　　长沙城市之绿来自庭院

　　一棵树怎样才能成为好的行道树？其实这说的是，一棵树成为行道树的城市化过程。

　 　上世纪30年代，一位叫高德华的美国人，来到长沙城北雅礼中学任教，初来长沙的第一个月，他觉得长沙就是一座铺满麻石的荒漠，在市内，他几乎看不到草丛 和树木。但偶然一天，他登上高处一望，却发现，长沙城内蓊蓊郁郁。原来，长沙有不少庭院，庭院内生长着树木，郁郁苍苍、长势极佳。

　　显然，庭院内的树木与行道树无关。行道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栽种在马路旁的树，它是与马路配套而存在的树。同样，“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树，是诗人笔下美丽的树，也不能称为城市行道树。

　　中山路为何多有路旁小公园

　　但有时人们修起了马路，却仍然不一定就会栽种行道树。

　　中山路是一条从老城区开辟出来的商业马路，路幅仅宽53尺，车马道占了37尺，两边人行道各占8尺。

　　1929年10月3日，长沙市政筹备处主任余籍传等忽然意识到遭遇到了这样的尴尬， 路修成后，无论在人行道，还是车马道均不能栽树，因为人行道和车马道实在太窄了，能够栽树的马路，起码宽度要达到70尺。

　　后来“余籍传们”发现湖北汉口后城马路要比长沙中山路宽，但也未达到70尺，汉口后城马路也是一条商业马路，因路太窄，所以汉口出了公告，宣布该路不栽种行道树。

　　长沙的“余籍传们”马上就学了汉口的“坏榜样”，宣布长沙中山马路也不必栽树。但为避雨遮阳，各家商店应按政府规定，统一制作雨篷。这不能不说是中山路在城市建设中的遗憾。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长沙市政人员后来想到的补救之策，就是在中山路旁，设置路旁公园栽种树木，于是中山路由西向东有了中山亭路心公园、旧督军署前坪公园 （今又一村口子上青少年宫大门及又一村酒家前敞坪）、曾公祠（或称烈士祠）前坪公园（今船山学社、少儿图书馆及湖南国药局旁的空坪）。而最有名的则是国货 陈列馆对面文运街口子上的三角花园。

　　在这些路旁公园栽种的绿树，也可称作行道树，它们让本来有遗憾的中山路，形成另一种城市绿色的风景。

　　花圃的菠萝大蕉，只是涂在城市脸面上的胭脂

　　1929年10月23日，长沙天心公园与天心公园东面和南面的环城马路基本建成，长沙市政筹备处觉得应仿效发达城市，栽种行道树。

　　他们花费100多元，向森香花圃、紫香花圃并三汊矶花园各处购得大洋、玉兰、菠萝、大蕉等花木，准备在天心公园及附近马路旁栽种。

　 　他们或许认为，所谓行道树，无非和庭院植物一样，好看就行。结果，他们在天心阁马路旁栽种时，遇到大麻烦，他们挖开马路旁人行道时，发现下面土层是坚结 的三合土，有的甚至是城墙砖石。他们督率土夫子深挖，务必在娇嫩的花木枯萎前，栽种到深挖填土的深坑中。无奈，这些所谓的行道树，最终还是水土不服。此事 颇遭本来就爱“策”的长沙人的讥议。

　　苗圃太远，豆腐盘成肉价钱

　　1936年3月，园艺专家陈熹成为首任长沙市园林培养所主任，接手长沙城市绿化。

　 　陈熹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培植行道树树苗的苗圃远在九峰村石板塘（今芙蓉南路湖南省政府附近），那时交通远不及现在便利。他心急如焚，第一急的是豆腐会 盘成肉价钱，第二急的是该处苗圃山地土质过于硗瘠，难以改良。于是，只能利用旁边的5亩田地，用3亩引水，实行“浸润法”作育种床地；另外，将山上栽种的 发育不良的树苗移植到另2亩田中催促生长，长到六七尺时，即赶紧移植到离城较近的大椿桥南面的宝塔山第二苗圃中。

　　在宝塔山，用一年时间培植的树苗就能供作马路行道树之用。作为行道树树苗，高度应在八尺以上，直径应有一寸以上，在马路旁栽种才容易成活，并且容易和其他树一起整齐划一。

　　陈熹看到长沙一些行道树长了十年，还是根蔫苗，这既与土质有关，又与栽种的树苗不强壮相关，不如直接换成壮树，整齐划一，生长速度相差不大的树木才能成为直正的行道树。

　　按预期生长的树，才是好的行道树

　　在陈熹接管城市绿化工作之前，长沙市政当局与长沙市民之间常发生“口水战”。

　　市政当局责骂长沙市民素质太低，尤其一些长沙妇女常将路旁行道树当作“晒衣架”，肆意摧残路旁行道树。

　　长沙市民则责怪长沙市政当局栽种行道树时无计划，栽种后又不加管理与抚育，行道树生长不好甚至枯死，最后往市民身上一推了事。

　　一些人在报纸上呼吁，城市园林事业，“尤为繁琐，如技术上、专业上，一切问题，端赖专人管理”。

　 　园艺专家陈熹接管长沙城市绿化工作后，即指出在城市行道树管理上，政府方面确有需要改进之处。比如环城马路，原有树木，种类不一，自由生长，大小不齐， 树株疏密不一，参差零落，凌乱无序，确实没有计划性。出于节省成本，陈熹规定环城马路行道树在同一高度基础上，进行树木“头状打枝”，树木发出新枝时，即 能保持整齐美观。枯树弱树，则不能成为行道树，应当迅速进行更换补植。

　　行道树也要讲出身、论资历

　 　在民国长沙报纸中，貌似行道树也讲出身，论资历。作为行道树，法国梧桐在《湖南国民日报》副刊“国民公园”中，有人撰文评价最高，除了讲其树冠高大，遮 阴蔽尘外，更提到在上海和南京，法国梧桐均生长良好。尤其是从南京城中一直到中山陵的法国梧桐，整齐划一，“让人顿生整齐严肃”之感。

　　而试观长沙天心公园外的环城马路上，“行道树零乱无序，参差不齐，一种颓败零落之景，不惟不能兴奋游人之精神，反令人发生唏嘘不快之感”。全然没有提到法国梧桐在飞花时节让人呼吸道过敏、树大植根过浅而雨季容易倒伏等短处。

　　对于樟树是否可以作为行道树，当时也有异议，一是认为樟树生长过慢；二是樟树在冬天不落叶，让人在冬天见不到阳光，容易滋生阴郁之感。

　 　对于当年长沙栽种较多的行道树种苦楝，当年评论者倒是不多。据闻苦楝树最适宜在潮湿肥沃土地生长，此时，苦楝树既粗壮又美丽。据说，长沙文夕大火后，在 瓦砾中生长的苦楝树往往不能生长良好，大都营养不良。作为上世纪30年代长沙行道树的主要品种，苦楝树在现在已基本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