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 为重阳登高找一个“洋气”的理由

　　易君左提出过重阳节的最“洋气”理由：

　　防止城市病

　　1934年湖南人易君左出版了一本《闲话扬州》的散文小册子，结果被一位65岁的妇女领袖带队，以“侮辱扬州人人格”的罪名，上诉法院提起控告。此事震惊全国，惹得满城风雨。

　　1928年，时年29岁的易君左在长沙生活。当年重阳节，他提出过节的理由很“洋气”——防止城市病。其实那时的长沙城还很小，但易君左过重阳节的理由，却已提前到达“后现代”了。

　 　易君左在《湖南国民日报》副刊撰文说：生活在城市当中，“我们常常有这么两种怀感：一种是由郁结想到舒畅，一种是由纷忙想到恬静。这是一种十足的‘城市 病’。大概住在城市中的人，一天到晚，尽是低着头想，飞着脚走，一颗心锁得紧紧的，好似中年当家的主妇，一天24小时内无辜被这两种无情的游丝绊住，第二 天，又复如何，所以城市人容易得烦闷病忧愁病，身体自然不能健康。”

　 　他主张“在纷忙之中，总要偷点工夫去清闲清闲”。在“这明媚的秋光，成天躲在‘猪笼里做狗叫’，不如变作一个云雀儿，在碧空中飞翔；或是变作一个老猿 猴，登高山巅啸傲；或是变作一个小游鱼，在清波中游泳。倘此三者都不能达到，纵然变作一个麻雀飞到绿阴中叽叽喳喳几声，也觉得比‘猪笼’里好得多。这样一 想，便计上心来，决定邀家人亲友去游岳麓山。”

　　易君左的这些感性文字，颇具鼓动性，果然在长沙城内“惹得满城风雨”，当然这场风雨与他后来因《闲话扬州》惹来的“麻纱”，完全相反。

　 　有人因他的文字而提到，他身边的朋友，住在长沙的望麓园、怀清巷的朋友，从没有登过天心阁，甚至就是住在天心阁下朗公庙（今蔡锷南路）的同乡，近在咫尺 的天心阁也不去攀登，这些人更谈不上去爬岳麓山了。他们不登天心阁的理由，并不是天心阁不高，也不是天心阁尚是败瓦颓垣；不爬岳麓山，并不是岳麓山太远， 要过河。他们惟一不登高的原因，不是懒，而是没有闲工夫。  

　 　当年的长沙年轻人嘲笑，南北朝时梁均在《续齐谐记》里说的重阳来源于避灾的故事，认为这个故事，迷信而荒唐。那故事说，东汉时，河南汝阳桓景拜道士费长 房为师，一天，费长房警告桓景，九月九日，你家有大难临头，快叫家人做红口袋，里面放上茱萸，缠在手臂上，然后登山饮菊花酒，便可免去灾难。桓景照老师指 点，带家人在重阳节登高。晚上回到家中，看到家中的鸡犬牛羊全部死光。据说这就是九月九日遍插茱萸登高习俗的由来。

　　但当年有长沙人就着易君左的话头，提出重阳节具有“新的避灾”的意义。一位名为“多心人”的作者，更是直接引用易君左的话，在报纸上撰文说，重阳节登高，是基于“个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卫生理由”，重阳节因为可防止个人“城市病”，而具有了“新时代登高的意义”。

　　他称：“易君左先生说过，‘住在城市的人最容易得烦闷病，烦闷的原因就是由于不舒畅，不舒畅就是由于不登高’。”所以，“在这样丽日晴和的秋天，不登高做啥事体？除非你自甘烦闷，我也就没有话说”。

　 　他用站在高处的姿态向长沙全体市民呼吁：“所以我们提倡（重阳）登高，提倡（重阳）郊游，并不是站在什么旧习惯、旧传说上，而是站在人类高尚的情绪上， 是站在卫生上，是站在开拓胸襟上，是站在天心阁上，是站在云麓宫上。预料今日（即重阳节）不少登高的人。登高的人，就应该了然于新时代的登高的意义。”

　　很显然，站在今天的角度，以“后知之明”看待“易君左们”关于重阳节登高的“新思考”，在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拥挤必然带来“城市病”增多的今天，他们当年的思考无疑对于今人仍具有指导意义。　　

　　重阳节郊游野餐，

　　披上英文“避克利克”的“洋气”花衣裳

　　1928年，长沙那群年轻的“易君左们”，不但为过古老的重阳节提出“洋气”的新理由、新理念。长沙城内，那些沾了“洋墨水”的文艺青年，更“洋气”地替同样年轻的长沙人制订了“时尚长沙人如何过重阳节”的“攻略指南”。

　　英文“避克利克”是那一年长沙人过重阳节出现频率最高的英文单词之一。 “避克利克”，英文单词写法是picnic，指的是郊游野餐。

　 　一位笔名为“侣黄”的作者，在1928年10月18日（重阳节前四天）《湖南国民日报》上，提出长沙“小资”过重阳节的三大“必守原则”： “与其上半 雅亭（今注：一个面馆），不如到爱晚亭，这是第一个必守的原则。与其躺在沙发椅，不如睡在对河的银沙上，这是第二个必守的原则。 与其成天成夜发昏章第十 三，不如邀着爱人或几个好朋友去外面玩玩，这是第三个必守的原则。能守此三大原则者为圣人，不守此三大原则的为什么人，请各位自己去决定。”

　　他在文章中透露，一个“可爱而洋气”的时髦时尚青年最好的重阳郊游方法，就是“避克利克”。

　 　他提出的重阳佳节“避克利克”的中式过法是：“徐长兴的烧鸭子虽不见得高明，但你不妨切几角钱的，打一壶酒，就拿你的手当象牙筷，用你的尊口当银酒杯， 邀一二位颓放的诗翁，大吟大咏，徜徉于茂林修竹之处，亦足媲桃李、而傲兰亭，这是敝中国人的玩法，亦名东方式的‘避克利克’。”

　 　又有西方式的重阳过法，他说，“再说西方式的，惟一的需要，不离饼干，小藤篮内免不了水果，雪梨、苹果、香蕉之类。但千万不要带柿子，容易破皮流脓，污 染你的雪白的‘汉克欺夫’（handkerchief，手帕，方巾）。其余无他叮嘱。一把小刀子、 一个望远镜、 一架小照相机，最好还要一位‘憩’。这 ‘憩’若是艺术家，刀子或他，把你的芳姿绘在明媚的秋郊的背景上，或为你奏一曲‘梵珂玲’（小提琴），或为你歌一曲‘毛毛雨’，惬意真惬意。然后，你的 心，飘飘乎，飘飘乎，最后还是一个飘飘乎。你俩在枫林深处坐下，用‘汉克欺夫’，铺在落叶缤纷的草地上，清谈浓谈，而至于密谈，下文不写了。第二天，你的 第若干号的情书上，又加添了一番不可磨灭亘古而长存的胜绩。这便是西方式的‘避克利克’。”

　 　这篇“1928年长沙重阳节时尚攻略”的文字，因插入不少英文单词后，显得“洋气”无比，但细细一读，无非就是在郊外野餐时，该带上一些什么用具，吃喝 玩乐而已。但这篇“攻略”让人们只能在“洋气”的语境中选择中式或西式的“避克利克”，这就正如在一所洋气的酒吧中，遇上一位会推销酒的公主，她问闯入酒 吧的男士，先生你要一瓶芝华士，还是一瓶杰克丹尼。显然，只能在这两者中二选一。也就是说，重阳节，爱读报的长沙文艺青年，如果受此文的“蛊惑”，只能在 东方式的“避克利克”，或西方式的“避克利克”选一种，有了“避克利克”似乎就洋气了。

　 　这种二选一的“避克利克”新重阳过节方式，显然被一些团体采用。1931年10月19日《湖南国民日报》一则重阳节的消息提到，“兹以节届深秋，且本日 为废历重阳，俗有登高之举，长沙青年会特举行麓山旅行会，定午前9时半，由该会交际室出发，渡河，在爱晚亭集合。会餐地点即设该亭。每人征收食品费2角， 闻男女会员报名参加者颇形踊跃”。重阳登高并集体野餐，已成为当时年轻人的一种新过节方式。

　 　如果考察历史，其实在重阳节登高，长沙人一贯就在野外就餐。翻开民国报纸不难发现，上世纪20年代初，长沙人就有人在重阳节时，在对河银色沙滩上垒灶野 餐，而麓山寺、爱晚亭前竟分布不少专卖烧烤或冷食的小摊，云麓宫俗称“妖道”的道士所下的碱面，在重阳节那天，生意兴隆，需排队购买。

　 　民国时期重阳节登高，在长沙确实热闹非凡。1933年10月28日（重阳节次日）《湖南国民日报》报道，“长沙重九，照例登高，是故岳麓山头，游人如 织，攘往熙来……登高男女，不下2万人，每人之消耗费以1角计，总计共消耗2000元……直至夕阳西下，万家灯火，方尽游兴云。”

　　民国长沙重阳风物志

　　风雅重阳：菊花、螃蟹、酒和诗

　　中国传统佳节，既是吃的节日，也是诗的节日，尤其是在丰收季节里绽放的重阳佳节，吃和诗，对于重阳，同样丰盛。

　　民国时期，总有一大帮老头子，每年重阳节因吟诗作赋大出风头，而当时的社会，对他们也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重视，他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歌社团南社湖南分社的会员。

　　重阳佳节之际，登高并非他们的主题，显然菊花泛酒，吟诗作赋是他们主业。

　　随意翻开民国时期长沙各类报纸，关于重阳节的报道，最让人感兴趣的是，那时长沙最著名的酒楼，极其欢迎这群老头子在重阳结队前来免费吃喝。

　 　曲园、潇湘、玉楼东、怡园、挹爽楼、新怡园、奇珍阁、燕琼园、营养餐厅等长沙民国时期知名酒楼，均留下南社湘社诗人重阳吃喝的新闻报道。这些酒家墙壁， 亦因此悬挂不少湖南最著名诗人、书画家们的墨宝。一些原本只在行业内出名的名厨，因某位诗人提笔赞赏，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上世纪20年代末，长沙名厨毕 河清在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大古道巷口新开设酒楼燕琼园，不久的重阳节湘城名流汪贻书、陈继训、黄黄山、吴士萱、黄芥枚等即在该店举行重阳雅集。古欢老人 吴士萱于酒酣之时，品尝到毕河清用琼脂（即洋菜丝）等原料制作的甜品菊花莲子芙蓉羹后，忍不住当场赋诗、笔走龙蛇书赠燕琼园老板毕河清诗一首曰：

　　操刀岂为稻粱谋，

　　且法庖丁学解牛。

　　醉卧长沙君莫笑，

　　菊羹和酒傲王侯。

　　毕河清的名字，遂为广大长沙市民所知。

　 　1929年10月10日的重阳节，长沙南社雅集，到会社员20余人，该次雅集先在中山图书馆摄影茶话，然后同赴奇珍阁会餐。其菜单为著名食单撰写者萧石 朋所开。萧石朋前一夜开好菜单后，重阳节当天却自登岳麓山去也，函告不来。座间因奇珍阁菜味适口，众人归功于萧石朋菜点得好，纷纷在诗中记其事。在吃喝之 时，李洞庭并发起分韵，各位社员拈一韵字，限三日内交齐重阳诗稿，择优在《湖南国民日报》副刊“国民公园”先后刊发，逾限者罚做东道。这样类似的风雅韵 事，在当时每年的长沙重阳节都可听到。

　　白 话文运动虽然在1919年的长沙已经广为推行，但长沙城内的年轻人“国学功底”亦复不弱，在重阳写作传统诗词也是长沙年轻文艺男女的爱好之一。长沙年轻作 家高曼君曾记事说，长沙的重九日，“除掉登高以外，还有饮酒持螯、赏菊赋诗，种种消遣，不一而足。前年和去年重阳，我同荦如、轺生、壶公还有几位年轻友 人，都是聚在一处的，我们拼命喝酒，拼命剥蟹子，吃醉了，便拿笔大做其歪诗。”

　　易君左先生在27岁那年的重阳节登岳麓山后也作过一首著名的诗，诗曰：

　　不是名山不浪游，不忧多病不悲秋。

　　醉寻红叶不知处，笑问青山识我否？

　　自是友朋同骨肉，由来士庶傲王侯。

　　他年更上衡峰顶，五岳低头一望收。

　　环保重阳： 采集植物、矿物标本，呼吁清理“垃圾山”　　

　 　进入民国后，因废除夏历，实施阳历，因为不适应，中国“日历”曾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混乱，尤其在1928年后的五年间，中国的春节、端午、中秋，包括重阳 等传统节日遭到打压，直到1934年，中国执政者重新恢复民族自信心，重视中国传统节日于是成为主流。也就是从1934年开始，重阳节只要天晴，长沙即明 确规定，各学校必放一天郊游假，由学校老师带队游览郊野，岳麓山、朱家花园、蓉园等都是长沙学生游览的好去处。  

　 　其实，就是在重阳节被打压的时期，长沙人“狃于旧习”，重阳节的郊野到处都是游逛的人群，长沙的秋天太美，确实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长沙各所著名学校也因势利导，在重阳节展开各类活动，让孩子更加靠近自然，靠近乡土，活跃于天地山水之间，并且举起“我们爱科学”、“我们爱文艺”的旗 帜。

　　长沙《大公报》就报道，在1922年 10月28日重阳节那天的岳麓山上，“各校学生，如第一职业、楚怡工业都全队登山，甲工和岳云且各组队采集生物，另有一番兴味”。此后年份，关于重阳节的 报道，明德中学、长郡中学、妙高峰中学、明宪女中等都有在岳麓山等地采集动、植物标本及矿物标本的零星记录。

　　而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至迟从1928年的重阳节开始，就在重阳节组织盛大的师生游艺活动，引发当天重阳登山的长沙市民热烈围观。为防止意外发生，湖南大学不得不派警察维持秩序，而不少游客也借观看湖大学生游艺会之机，打开湖大厨房的后门，插近路蜂拥奔到爱晚亭畔。

　　民国时期的长沙人在重阳佳节登山郊游，已十分注重环境保护，1928年重阳节前《湖南国民日报》刊发“郊游专号”中就有几位作者呼吁，要清理长沙湘江东岸的“垃圾山”，这些河岸边的“垃圾山”既污染城市环境，更污染湘江母亲河。

　 　而在湘江西岸游玩的一些人士也注意到天马山、岳麓山附近的农民不注意环境卫生，猪、牛、羊四处放养，粪便遍地，未得到及时清理，极可能引发“秋疫”，这 些热心的市民建议，长沙应对近郊农民进行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教育及日常生活习惯的改良，让明媚秋光里的重阳佳节，山清水美，更适宜游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