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长沙过年 曾禁止玩麻将

　　“严打”赌博，正月初八警方押着赌徒闹市游街

　　“当，当，当”，一阵锣声响起。坡子街上忽然闪现20名上了刺刀的警士，他们押着彭积生、文进先、龙文廷、戴曾季、旷路里、刘发楷、曾长发等13名赌犯，出现在长沙最热闹的街道。

　　这是1935年2月11日（阴历正月初八）下午2时，长沙城内，不少商户和过路市民围观到的一幅街景。

　　这13名赌犯“各持扫帚一个”，这支队伍“以高脚牌一块，白布旗两面，上书‘省公安局西区警署’，派警押解赌犯游街，同时打扫街道，以示儆戒”。游街队伍“由西区警署出发，走上太平街、坡子街、红牌楼、司门口、八角亭、药王街、西牌楼、下太平街，然后回署”。

　　这种羞辱赌犯的惩戒行为，在1935年、1936年春节期间，不时在长沙街头可以一见。

　　当年湖南省公安局响应“新生活运动”号召，在长沙大抓赌博。

　　报载：1935年2月4日（即阴历正月初一）至2月16日（正月十三），在长沙城内四区，共抓获1138名赌犯。警方虽对部分人采取游街、张榜、拘留、罚款、扫街等方式，警告其他赌博佬不要再行赌博，但就在13名赌犯游街的第二天晚上，警方再次在长沙市区抓赌，在文运街3号、大官园三条巷3号、茅棚街22号、湘春街4号、樊西巷司禁湾16号、南门外沙河街57号、新安巷17号、福源巷11号抓获赌犯总计102名。

　　当年在长沙春节期间抓获的赌徒，其主要赌博方式首推叉麻雀（今称打麻将），其次，则是玩扑克、摇骰子、推牌九等。

　　1935年、1936年，是民国时期打击赌博犯罪最厉害的几个年份之一。一些赌徒赌兴难抑竟与警方大玩“老鼠与猫”的游戏。像警方破获上太平街唯一袜厂赌窟，此处赌窟设有两道门禁，并且设置有“新生活”与“俱乐部”的口令，但这两个口令却被破获。南正街上一赌馆内则安有电铃通风报信。北门司马里一处公馆内高墙高房，警方最初无法进入抓赌，后借来送电报、安有喇叭的摩托车，谎称送电报，骗开大门，再一涌而入抓获大批玩麻将的赌徒。

　　在严打赌博时期，打麻将的赌徒犹心怀侥幸。在对春节赌博管理松弛、不闻不问的年份，长沙城内，每届新春据说只有三种声音：雀牌、喇叭和锣鼓声。那时长沙的春节，街头商户爱打开年锣鼓、吹过年喇叭。而雀牌声，当然就是推麻将牌声，它竟可与锣鼓、喇叭声相提并论，可见打麻将的人之多。当年，有人就说，“废历新年，长沙市上之沉沉万户中，几有‘万象回春，百赌皆作’之势”。

　　从1929年初，到1938年“文夕大火”前，长沙一度明确禁赌。1930年初，除夕之夜，湖南《国民日报》编辑清完报样后，下班回家，结果他听到“僻巷偏街，行人虽少，然常闻有呼卢喝雉碰和之声，达于户外”，他说：“此盖国人恶习如此，每逢节期，则以赌博为唯一消遣。闻公安局已严切禁止，则赌博之风，或可以革除云。”

　　铁腕治赌，敢于碰硬的薛岳仍不能刹住赌风蔓延

　　翻阅1917年到1949年三十余年的民国旧报纸，旧长沙城内，无论禁赌与不禁赌的年份，一阵阵麻将声，仍不时从春节期间报纸中传出来。所谓“禁者自禁，赌者自赌，屡兴屡禁，屡禁屡兴”，当然禁牌赌也难免“时松时紧，时紧时松”。而颇有一些“维护之责”的官吏们，不但不作为，反振振有辞地说“习俗移人，积重难返，殊难过问”。

　　打麻将等赌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所谓“长沙新年竞赌，每视为消遣之具，即为父兄者，亦莫之禁，独是赌风一开，弊害百出，废时失业，倾家荡产，固为嗜赌者之下场，而青年子弟，被其诱惑，甚至自寻短见，或终身堕落，陷于盗窃奸宄而莫之拔，推原祸始，皆赌之一字”。

　　这时，就会有长沙老人，对春节赌风大炽忧心忡忡，发出哀鸣，甚至不由自主流露出怀念“心中美好的前朝”的情绪来。

　　有人在报上载文说，在满清帝制年代，曾制定过法律，“凡经旬累月，开场聚赌者，初犯徒三年。设局诱赌者，亦如之。造卖赌具为首者，发边远军，为从及贩为首，流二千里；贩卖为从，徒三年。”也就是说，在清代，凡聚众赌博及贩卖赌具，是要判刑三年或流放的。

　　其实这些追怀过去的老人没有弄清的是，麻将这项赌博，兴起并成为“国赌”，就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签订《辛丑条约》的清朝晚期。当时全国上下，对清朝已彻底绝望，一方面革命党在积蓄力量蠢蠢欲动，另一方面从朝廷到市井小民，纷纷沉迷麻将牌中，长沙城里流行麻将，就是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才出现的，此前长沙主要赌博方式是摇骰赌宝，打跑符（字牌）等。

　　当慈禧太后也打起麻将来，当官员为讨好慈禧送上象牙制作的麻将牌时，清朝制定的禁赌条文，当然只等于一张用过的黄草纸了。麻将成为了清朝晚期的“亡国之戏”。民国成立之初，军阀混战，人心痛苦，使麻将的生命再显昌盛，麻将于是从晚清一直蔓延到民国来。

　　民国时期，仅就长沙一地来说，确曾在春节大赌期间，努力禁止麻将。

　　尤其在抗日战争第一次长沙大捷后，薛岳主湘时期，曾严厉禁赌。

　　当时长沙市区及湘省所属各区县均张贴布告称：今后发现军人、公务员打牌赌博者，一经抓获，经军法判处死刑，决不容情。市民罚劳役5至10年。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当年就有湖南省粮食管理局谢铮局长之侄、省粮食局二科科员谢铁成偷偷跑到邻居家打麻将，当晚12时谢铁成被巡警抓获，经文艺路第九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审判后，当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案轰动一时。

　　然而，不论是30年代的运动式禁赌，还是薛岳时期的铁腕治赌，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长沙城内一到春节，仍然赌风猖披。

　　1949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四）湖南《国民日报》二版载：“依照惯例，初五以前是不禁牌赌的，所以，这几天玩牌赌钱的很多，呼卢喝雉。赢了的，高高兴兴；输了的，愁眉苦脸……”

　　可见在民国即将覆亡之时，长沙城内不但赌风大炽，且春节期间已经弛禁纵赌了。

麻将何时进长沙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麻将流行全国

　　麻将起源于中国南方，早已成为确论。说过“麻将里头有鬼”的胡适等学者，在民国初下过一番详细考证的功夫。

　　但在南方的麻将，因清政府对牌赌管理的森严，一度只流行于市民阶层之中。

　　清人许指严说：“京师则于光绪末叶甲午事罢后，（麻将）始渐行。庚子辛丑回銮后，斯大盛矣。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

　　也就是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麻将从江浙一带南方，北移到北京。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次年签订《辛丑条约》后，麻将之风在北京大为盛行，慈禧太后、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纷纷加入麻将行列中。上行下效， 不但使清朝制定的禁赌法规失去效用，同时使麻将不但风靡北京，且流向全国。

　　1902年长沙没有麻将，麻将随官商及妓女流入

　　晚清及民国时人称麻将为麻雀。1912年（即民国元年）5月编印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中有：“麻雀牌，以竹头及骨为之。十年前，湘中尚无此戏。盖近年由宦、商，及苏、扬娼家传来，而流行日广，省城（即长沙）及湘潭、常德三处商业繁盛，妓馆林立，此风盖尤甚也……”

　　在这份报告书中明确说到，“十年前（即1902年），长沙、湘潭、衡阳、武陵，玩博摊符（字牌，即跑符）者为多，今老年者犹喜为之。”

　　麻将对于湖南来说，属于新兴的赌博游戏，“长沙、常德、岳州，滨临湖、湘。交通便利，新博戏之输入，先于各属。近年，麻雀之风披靡全省，实起自长（沙）、岳（阳），波及他郡，一局之输赢，少或数百，多者千金。”

　　到了晚清末期，长沙城内制卖麻将等赌具，“如布帛菽粟之陈列市肆，罔有顾忌。聚赌者恣以为乐，法令相视若具文”。

　　在清光绪末年及宣统年间，麻将在各种赌博形式中名列首位。当年，长沙流行“三鸟害人”之说，即所谓“三大社会公害：鸦、雀、鸨”。鸦指鸦片；雀指麻雀，即麻将；鸨指妓女。换成今天的语境，无非就是“黄、赌、毒”。　　  任草草

“中药”能根治麻将赌博吗？  

　　文/任大猛  

　　迷恋麻将赌博，就是染上了“慢性病”

　　一般来说，西医治疗，药到病除，见效极快，但有人埋怨，一些慢性痼疾，西医治疗却不大起作用。这就要靠中医了。

　　上世纪初，麻将在清朝将要覆亡之时，流行全国，虽被恶谥为“亡国之戏”，但因麻将“提神旺气有如鸦片，排愁遣闷远过酒浆，公余则消案牍之劳，宴会且联宾主之雅，谋缺者借以获联络之索，冶游者可以买娼鸨之欢” （天津《大公报》1908年8月6日《亡国奴戏》），所以有些人，迷恋于麻将赌博，即使到了身败名裂的程度，仍不思悔改。沉迷麻将赌博，可称之为染上难以戒绝的慢性病了。

　　用西医手术刀的方法，仍禁绝不了麻将

　　上世纪初爆发的新兴赌博游戏麻将成为社会公害，社会史专家断限为1905年，因为这一年全国各大城市报纸不约而同先后刊载所在地巡警局声称要“严禁麻雀（即麻将）”的消息。这充分表明，麻将赌博成为社会公害，已成当时社会共识。

　　就长沙来说，上世纪20年代中期赵恒惕主湘时一度声称禁止麻将，但正月初一至初五允许赌博，到正月初六才开始允许警局在长沙四处抓赌。大革命狂飙突起席卷全湖南时，麻将赌博一度在湖南绝迹。1929年，长沙响应政府号召废除旧历，废止春节，同时对旧年节习俗进行扫荡。1929年2月24日，长沙市南区警署查禁出售麻将牌等赌具的德和阜、茂盛长、天自福等11家商店。南区警署与店方签订具结：永不售卖牌具。此后，长沙开始了每届春节的禁赌大行动，军警不但用刺刀驱赶占道经营的路边“拦路虎”赌博摊，同时狠抓麻将赌博，1935、1936两年，长沙春节期间抓获的赌徒都超过千人。抗日战争时期，因三次长沙大捷，长沙在“文夕大火”废墟上，用不屈精神，再创城市的繁华。薛岳将军在长沙曾对少数公务员、军人参与麻将赌博处以极刑。但抗战胜利后，因政令前后不一，长沙城内一到春节，大街小巷仍可听到桌上麻将的丁然叩响之声。靠运动式或铁腕方式禁赌，也许禁得了一时，但赌禁稍弛，或政令不同，麻将赌博正如一片野草，马上“春风吹又生”，旧长沙的春节，麻将赌博仍不乏其人。

　　用正当娱乐的药方，或许能根治麻将赌博

　　在1925年1月22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八），面对长沙新春赌博大炽的社会风气，一位署名“良”的作者在长沙《大公报》上呼吁，用“精神娱乐”，“改良家庭”，杜绝赌博。

　　在文中，作者称：“阴历新年，又将至矣。我国旧俗，于此新年，无论大小家庭，莫不兴高采烈，恣意行乐……际此合家无事之时，咸以赌博为消遣，麻雀、扑克、骰子、牌九，呼卢喝雉，卜昼卜夜，讵知上不正，下效尤，子女婢仆，相率赌博，甚至开门引盗，倾产亡身。是以赌博之事，既耗经济，又坏风化，实百害而无一利也。” 

　　他认为，“家庭于无事新年之时，欲求有益之娱乐，须严行革除赌博之恶习，当从精神娱乐方面着想。或集子女，研究学术；或聚邻人，编演新剧，余如击球、猜谜、跳舞、音乐等事，均能裨益身心，增进娱乐，较之专以赌博为娱乐者，奚啻天壤，深愿有志改良家庭诸公，速起图之。” 

　　88年前，这位作者提倡用精神娱乐的方法来改良家庭，革除赌博恶习，在上世纪30年代，不断为人们继承，湖南《国民日报》将“精神娱乐”四字改为“正当娱乐”，并呼吁青年学生在春节期间应有“正当娱乐”，并且要用这种“正当娱乐”的影响，使身边人也能远离赌博。

　　其实，赌博的兴起和存在，是与一段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乃至社会风气、社会心理密切联系的。当社会进化到一定程度，正当、有趣、有益、时尚的娱乐休闲方式更加丰富，能吸引更多人到这些娱乐休闲活动当中，自然麻将赌博的人会越来越少。 同时，人们正确认知麻将的娱乐性，将其仅仅作为休闲娱乐的工具，削弱或根治其赌博功能，麻将也可以成为正当娱乐休闲方式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