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创作》到《创作》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端的是：满脑壳都是文学的梦，浑身散发着创意的激情。

　　时间是1996年的春天，时任市作协主席、《新创作》杂志社社长的杨里昂先生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到市文联来主持一本文学刊物。那时我在市广播电视局的《空中之友》供职，任其副刊《月亮岛》的编辑、记者。同时，我还在一家广告公司兼着总顾问。用世俗的眼光看，那可是亦文亦武内外兼修且左右逢源的大好光阴啊。可这人就是怪，一听到杨老师那么一说，我就有些六神无主了。我找好几个朋友商量，问能不能去。有的说，从广电局往文联调，那岂不是从“米箩里”往“糠箩里”跳？到《新创作》去当主编？那不正好圆了你的文学梦？是的，为了文学，还有什么不能放弃呢？再说，我和《新创作》的缘分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新创作》是1982年5月出版的试刊号。那年的7月，我便在杨里昂老师的引荐下来到了《新创作》的编辑部协助工作。地点是望麓园6号。当时的感觉是，我就如同婴儿，而望麓园6号则是摇篮。白天，我不但能与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文稿为伍，而且还能见到很多平时如雷灌耳的名编辑和名作家。夜晚，我就把竹铺子搭在编辑部的凳子上。整整一个夏天，我就在那摇篮里吮吸着文学的奶汁。1984年，《新创作》杂志办了个函授学校。我是其学生，也是兼职的老师。记得当时我负责两个班的作业。我是见证了《新创作》杂志的辉煌的。那时的《新创作》与南京的《青春》、上海的《萌芽》等都是有得一比的。只是后来，大势所趋，《新创作》也就慢慢地商业化了，由纯文学杂志渐渐地变成了纪实文学和纪实文学选刊了。再后来呢，长沙市有了要以文立市的口号。以文立市，那全市惟一的文学刊物也就得继续地纯文学起来了。

　　然而，1996年，文学已被那滚滚商潮滔滔钱浪冲击排挤到了沙滩之上。我不敢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至少也可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总之，我是有点不知深浅不管不顾地正式调到了文联。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当时颇有点像个跑江湖玩猴把戏的。找块空地往高处一站，向围观者打一拱手：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我的第一把火便是先找人捧个人场。我在媒体混了十来年，好歹混出了不错的人脉。于是，我拿着几张洁白无瑕的纸，请中央新闻单位驻湘记者站的记者朋友和省市新闻单位的记者朋友一一签名，要他们看在平时友情的分上，把我扶上《新创作》的马再送上一程。我的第二把火便是找钱。找钱当然得先从朋友熟人的身上下手。给过《新创作》大力支持的，现在能记得名字的有“红桃K集团”的余楚杰，他是我们杂志的总策划。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顾问”团队，人多的时候有十多个。当然，支持最大的是市委市政府的几位领导。第三把火呢，这才到了《新创作》的改版。我在其《刊首闲聊》中写道：“《新创作》重在一个新。新视野、新思维、新生活、新体验以及与新有关的种种。《新创作》追求一个变……”很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

　　三把火之后，杂志在1997年的2月号出版之际，又举办了创刊十五周年出刊一百期的盛大庆典活动。再然后，至2000年，《新创作》又改版为《创作》。在其扉页上，对这次的改版有如下的说明：“……新的《创作》，拥有了更雅致的面貌，和更广阔的空间，惟一不变的，就是文学。在新世纪，在喧闹的知识经济时代，《创作》将以安静的姿态，平和的心境以及艺术的目光，表达一份对文学的真诚。”

　　自1996年第四期开始到2002年底，从《新创作》到《创作》，我自以为，对这本杂志我是怀着一份真诚的，也确实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说它是一亩三分地，我便是一个虔诚的耕耘者。今年，这本经历了风雨沧桑的杂志已经创刊三十周年了。文联新来的领导怀着一份对文学的热诚，正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回顾和庆典。我在其展版的“主编寄语”上写道：“望麓园、惜字公庄、青少年宫，我怀念那激情四射的青春岁月；《新创作》、《创作》，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