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强国”是他们的梦想

　　从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的“劳卫制”，到中国人开始登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中国的体育老师们在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走了几十年。而即使是在一次次被打入“另册”的时候，我们的体育老师依旧用他们的坚持与执著，为学校体育运动的开展做出了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

　　“劳卫制”的记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一种潮流，学校体育自然也不会例外。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经验，开始在学校、部队和机关等推广“劳卫制”体育锻炼体系，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锻炼热潮。

　　“劳卫制”，全称为“准备劳动和卫国体制”，1954年5月4日，国家体委正式公布了《中国劳卫制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这当中，包括了田径、体操、举重等监测项目，对速度、力量、耐力、灵巧等身体素质进行全面锻炼的标准，并根据锻炼的成绩，颁发等级证书、证章。条例颁布后，我省也开始在中等以上学校推行，到1958年,全省有85%的学校推行“劳卫制”，仅长沙市就有大、中学生4万多人分别达到各级标准，近1.5万人获等级运动称号。

　　这套体育锻炼体系有着统一的评判标准，学生之间、学校之间互相竞争、互相促进，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非常“繁荣”的全民体育锻炼景象。但“劳卫制”也有着固有的程序，甚至连教材也基本一致，这就使得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学生被动接受学习，课堂气氛比较呆板。

　　“重视均衡、全面的发展，却忽视了个体的差异。”长沙市学生体育协会秘书长周立德说，“在固有不变的程序下，体育老师的教学思路无法拓展，很多都是通过严格、严格再严格来达到教学目的。”正因为如此，“劳卫制”在1964年被《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完全取代。

　　与此同时，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体育教学人才也开始走进学校。1962年，湖南师大体育系第一届毕业生走出校门，这当中包括了后来成为雅礼、长沙市一中、长郡等学校骨干体育老师及体育工作管理者的谈政生、岑焕湖、马泽京、柯中快、童锡球等。然而，首先迎接他们的不是一展拳脚的机会，而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文革”，所有的老师都靠边站，体育老师自然也不例外。

　　做冠军的奠基人

　　经历了“劳卫制”的模仿、“文革”的磨难，中国体育开始向英美学习，尤其是寻求在世界大赛、奥运会上的突破。发掘和培养体育苗子，向专业队输送体育人才，作为最基层体育工作者的学校体育老师们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副重担。

　　在中国体育的荣誉榜上，陈翠婷、陆莉等亚洲冠军、世界冠军为之增光添彩。而无论是亚运会三冠王陈翠婷，还是湖南奥运首金得主陆莉，都会记得一个叫张季元的人，是她们走上星光大道的引路人。

　　张季元，全国特级体育教师，不仅一心扑到体育教学和开展体育训练的工作当中，还有着“慧眼伯乐”的美誉，留下了“张季元三劝王平”的佳话。王平是一个很好的体操苗子，入选业余体操队时，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入选省体操队后因右手受伤，被母亲带回家；第三次是搬家迁离长沙。三次都是在张季元的劝说下留了下来。在张季元的培养下，王平终于成长为体操运动健将，并多次建立功勋。早几年，“援外”出任科威特体操教练的王平总会带着队员回自己启蒙的地方——湖南来训练学习。

　　从1954年到长沙楚怡小学担任体育老师开始，28年的时间里，张季元和同事们一起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体育幼苗，先后输送了体育苗子54名，其中进入国家体操队的7名，省体操队的35名。当这些从这里起步的体坛新秀在各级各类大赛上摘金夺银时，都会回到楚怡小学感谢自己的启蒙老师。这一刻，张季元无疑是开心、快乐的。

　　正是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张季元这样奋斗在体育工作第一线的基层体育老师，我国的竞技体育有了更多可选之才，也为我国在奥运赛场、世界赛场上实现从“零的突破”到如今的“百花齐放”。那一枚枚闪亮的奖牌，也凝聚了体育老师们的汗水和功劳。

　　那些年，“追”过我们的体育老师

　　和当时的许多体育老师一样，周立德也带过不少训练队，当然最骄傲的还是他和长沙市第三十七中足球队通过5年的努力，从默默无闻到全市第二的经历。

　　“带运动队的苦，每一个带过队的体育老师都知道。”周立德说，“每天六、七点钟起床就要到学校，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作为体育老师，课堂教学是本职工作必须完成，而带业余训练队则属于“课外作业”，全靠个人的毅力去坚持。

　　为了出成绩，带队的体育老师没日没夜地跟队员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不仅要训练队员的运动技能，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和斗志。放学的校园里，空旷的操场上总会响起体育老师的大喊声，“追”在每一个队员的耳边，或喝骂、或鼓劲……

　　作为体育老师，周立德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正人先正己”，所以，他在上课时从来没有不穿运动服的时候，严谨的课堂常规让每一个同学都从细节上开始重视体育课；但同时周立德也明白“有为才有位”。“在学校里，体育老师的课时计量基数要比文化课老师的基数小，更重要的是还有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地位’。”虽然周立德没有把话说得太白，但一个事实还是摆在面前，那就是，当体育考核成为“过场”的时候，培养体育尖子成为体育老师“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

　　从全民动员的“劳卫制”，到“冠军母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学校体育教学似乎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无论是开展体育锻炼还是培养体育尖子，我们的体育老师都能充分发扬辛勤奉献的精神和发挥自己的体育特长，并取得可喜的成绩，但这仅仅只体现了他们“体育工作者”的身份，而没能完全展示他们“体育教育者”的作用。

　　而这并不是体育老师这个群体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