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岳麓书院喝碗熬了千年的“心灵鸡汤”

　　热情的长沙人，认为外地朋友来长沙，必须去参观游览的地点，肯定包括岳麓书院和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陈列。

　　如今湖南省博物馆因改扩建，辛追娭毑对外“谢客”三年，于是岳麓书院只要有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大家的极度关注，前不久岳麓书院调整门票价格的消息就“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岳麓书院是个养心的地方，在千年庭院，浮躁的心很容易宁静

　　这碗心灵鸡汤，真的是太香醇了。

　　在市民王静波的头脑中，这碗心灵鸡汤熬了1000多年，不“香飘万里”才怪。

　　王静波家住东瓜山，但在城里生活得心情烦躁时，她说她会买张门票，到岳麓书院这座千年庭院中走走，坐坐，散散心。

　　她说，只要往岳麓书院内一走，内心自然而然就安宁了，这里是一个具有巨大正面能量的气场，能够清除内心的负面和消极因素，不再浮躁、压抑和绝望，并唤醒自己应该秉持自己认定的道德感和价值观，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人说，只有外地人，才来这里。她说她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

　　她打了个比喻，说岳麓书院是一碗熬了千年的“心灵鸡汤”。

　　八百多年前，两位不到四十岁的年轻“大学教授”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搞学术研讨会，具体他们谈些什么，王静波一直没有兴趣弄清楚。她关心的是故事，当时各地前来听“百家讲坛”、对第一流大学讲座有兴趣的读书人来了千多人，他们骑来的马儿，把岳麓书院前的池塘水都喝干了。

　　她是通过读报纸知道的，这场朱张会讲，是中国最早的学术研讨会。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长沙和湖南就已经埋下读书和文化的种子，长沙从那时起变得更有文化了。她怀疑今天不少霸蛮的长沙人，骨子里藏有斯文和“有所不为”，好玩但不甘堕落的一面，这应当就是岳麓书院留给这座城市和城市人群的遗产和精神遗传。

　　王静波的崽伢子读小学时，她曾带他来书院游览过很多次，八九岁的小孩也因岳麓书院那副著名的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感到兴奋。这种从小开始的熏陶，其实给了他在文化上向善和向上的启蒙。他也许慢慢会明白这一切。

　　从岳麓书院看长沙“双子座性格”，乐活好玩与经世致用在长沙人身上兼而有之

　　如今已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的朱青，她的青春就在长沙北正街周南中学一带摇曳着长大。她对长沙这座城市保持着浓烈的爱和自以为深刻的认识。

　　近些年，她看到有人在博客上和微博上，说长沙是“脚都”，是让男人和女人身体可以快乐的城市，这里遍布洗脚城，歌厅、酒吧娱乐业特别发达，大街小巷遍布好吃的美食……

　　她“下意识”觉得这是“外地人”对长沙的评价，“很片面”。

　　长沙城市的幸福感，不只是能给人身体和感官的快乐，这里的文化，比如仅仅一座岳麓书院，就可以让长沙这座城市，与其他越来越“千城一面”现代化都市截然不同。长沙性格鲜明，历史脉络清晰，正是因为有了像岳麓书院这样有历史的千年庭院，它赋予长沙这座城市良好的性格和气质。

　　长沙城和长沙人固然好吃好玩好洗脚好泡吧，甚至超前消费的名声远近闻名， 但长沙城和长沙人的另一面却是内心仍保留着有文化的坚守，和经世致用的事业心。

　　长沙城好吃好玩，但这里同时又出能够经邦济世、经世致用的人物。所以湘江流域的大长沙，可以出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出过肖劲光、许光达等声名显赫的将领；至于袁隆平，全世界都知道；就是在奥运赛场上刘璇、熊倪等奥运冠军也替长沙城和长沙人争了面子；长沙还出写小说的韩少功、残雪、王跃文、何顿等著名作家。如果一座城市和城市人只会吃喝洗脚，追求身体的舒服快乐，不会涌现出这么多会做事的人来。

　　热情的长沙人向外地朋友推介长沙，做义务的导游员和历史讲解员时，一个全面了解长沙具有双重性格特征的长沙人，会带他们的朋友去岳麓书院等地方看看走走，到那喝一碗“心灵鸡汤”。

岳麓书院专家郑明星谈古代长沙“大学生”生活

　　A

　　九百年前，岳麓书院相当于今天的大学

　　岳麓书院正式创办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先为民办，后纳入官办。此后千年，岳麓书院在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湖南教育的最高学府和湖南人的精神家园。

　　郑明星称，北宋后期，长沙已出现“潭州三学”之称：“潭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入湘西书院生；又分高等，升岳麓书院生。”

　　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这三级学校中，岳麓书院为“三学”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大学”。

　　更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期的岳麓书院从历史渊源、发展规模、办学成效各方面来说，都被公认为是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甚至有后人称“岳麓书院”为“四书院之首”，可见岳麓书院在全国各“大学”中排名前列。

　　到了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明令官方出资，扶持省会重点书院，原则在省城择地兴建一到两所大型书院。相当于今天兴办“示范性高等学校”，湖南仅有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成为省城书院，在拨款和生员上岳麓书院优于城南书院，这进一步确立岳麓书院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

　　此后，到晚清时期（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等，1926年定名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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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大学生”，迷恋学术大师来讲学

　　1167年10月的一天，年方38岁的南宋学术大师、文化名人朱熹从福建千里迢迢来到长沙。他与34岁湖湘学派代表、岳麓书院主教张栻，在岳麓书院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的朝夕相处的学术研讨，史称朱张会讲。

　　当年岳麓书院的“大学生”和湖南新老学者，甚至外地外乡有志于学者闻讯，纷纷赶往岳麓书院听讲，以至有“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记载。

　　“朱张会讲”奠定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和人文传统，首开中国书院自由讲学的先河。元代理学家吴澄评价“朱张会讲”说：“自此以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地以人而重也。”

　　郑明星称：其实，明末以著名的东林书院而名的东林学派高足高世泰曾讲学岳麓书院，成为明代岳麓书院一件大事。

　　史载，高世泰“提命宗旨，过星沙，会多士岳麓山下，诲迪深切”。高世泰在评阅王夫之时艺时，在卷上批有“忠肝义胆，情见乎词”的批语，对王夫之以忠义相勉。明亡后，王夫之隐居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船山学生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即上承南宋湖湘学派传统，又以精神乳汁哺育清道光咸丰以降的贺长龄、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近代湖南人才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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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大学生”，政府给钱读书；书院山长实行年薪制

　　郑明星翻阅手中的书院记录告诉我们：清代岳麓书院里读书的“大学生”，不放暑假，只放寒假。寒假时间有一个月。所以书院从老师到学生只发11个月的钱。

　　那时，岳麓书院山长实施年薪制，乾隆时期，每年的“束修银”就已达360两，另外，每个月还发给7两银子，一年11个月有77两，又发米22石。在当时这当然是高薪。郑明星说，可以作一个对比，岳麓书院教官也实施年薪制，但年薪仅为36两。横向与城南书院山长相比，城南书院山长在乾隆时期，“束修银”仅为120两，只相当于岳麓书院山长的三分之一。

　　当时书院中的学生，都有膏火费，岳麓书院膏火费为每位学生每月1两，城南书院学生为每月8钱。

　　查《左宗棠年谱》，左宗棠在20岁时就读于岳麓书院内所设的湘水校经堂，成绩优秀，七次考试都得第一，当时左宗棠父亲已过世，左宗棠“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

　　当然当时的书院教育并没有学历和年限的具体概念。但是岳麓书院所招大学生是取得了秀才资格的。像曾国藩23岁那年考取秀才，第二年就进入岳麓书院就读，恰好赶上当年“大比”，他因诗文突出获得推荐，参加八月的本省乡试，首试即考中第36名举人，于是在当年十一月赶入北京，想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进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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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麓书院的读书声响彻户外

　　1840年，冯桂芬在《重儒官议》中记录了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的读书声：“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

　　郑明星介绍，岳麓书院处于名山异境之中，最适合书院儒者培育人才的藏修游息之学。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的学生严如煜记录了他的老师罗典在岳麓书院的教学法：“先生立教，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隐乌皮几，生徒藉草茵花，先生随所触为指示。”

　　这种浪漫的教学法，在游玩与休憩间，于寓教于乐中体察万物，于优游中增加德性见识，于寄情于宁静的大自然中，达到陶冶气质，修养心性的闲适情怀。岳麓书院前的咏归桥、风雩亭，就取自《论语》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典故。

　　不过，清代岳麓书院学生生活并不总是这么浪漫，这些学生必须面对严格的考试奖罚制度。考试分为官课（由地方官员主持）和馆课（又称斋课、师课，由山长主持），附课生三次连列一等者可升为正课生。正课生连列三等者降为附课生。官课、馆课不参加者，扣除膏火银，甚至赶出书院大门。优秀者另有花红奖赏。

岳麓书院的风水之谜

　　长沙文脉为何刀砍不断火烧不毁？

　　长沙民俗专家顾庆丰说：长沙文脉在岳麓书院，岳麓书院铸造了长沙人重文重义重天下的人文精神，所以历史上的征长沙者，或胜或挫，都要渡过湘江焚毁岳麓书院，以破坏和斩断长沙的文脉，这样的烧与建至少有七次之多。

　　但奇怪的是，直到今天，长沙的文脉和长沙城的个性并没有土崩瓦解，湖湘文化直到今天仍具极强的内向凝聚力。

　　有人说，湖南岳麓书院只怕占了风水之便。

　　岳麓书院贵在对湖湘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

　　岳麓书院书院史研究专家郑明星称，他所了解的岳麓书院的风水，反倒是岳麓书院一直以来对湖湘文化传承传统的自觉继承。

　　岳麓书院建筑群本身就是中国书院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原状陈列，堪称中国书院的“活化石”。

　　岳麓山上禹王碑从明代起，即开始与岳麓书院有莫大联系。大禹是中国儒家经典中所称颂的三代时的圣君，而三代是儒家理想的社会形态，大禹在儒家地位极高。岳麓山上的禹王碑摹刻自衡山岣嵝峰“禹王碑”，明正德年间吴世忠重修岳麓书院时确立书院中轴线从江边牌楼口到书院，再到岳麓山上禹王碑一线，这一建筑中轴线的出现，体现了岳麓书院对文化象征符号的追寻和重视程度，以及对文化传承传统的自觉继承。清代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又在中轴线上修建了自卑亭、道中庸亭和极高明亭，表达对三王时期的政治的向往和对禹王治水精神的赞扬。

　　此后，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修建屈子祠，屈原从此在长沙有了专祠。屈原行咏与大禹治水同为湖湘文化的源头，岳麓书院对这一源头进行了自觉的保护传承。而与书院文脉相关的宗师，书院亦设专祠隆祀。更主要的是岳麓书院的学术传承支柱主要为湖湘学和宋明理学，它们本身注重人格力量的贯注。岳麓书院的历史和光荣便一代又一代相传，生生不息，形成湖湘文脉的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