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简牍你读到了什么？

  “想像一下，你面前有一本八万字的书，每页都有一个页码，但是每一页都是被打乱的，哪一页在前，哪一页在后完全要靠人工辨识，来一页一页复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在近日召开的“中日长沙吴简学术研讨会”上，向记者如是描述整理一九九六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工作难度。长沙简牍博物馆研究员宋少华关于简牍现场揭取和室内揭剥的研究，让在场三十多位学者肃然起敬。

保护技术人员进行竹简揭剥。长沙简牍博物馆供图

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认真清洗三国吴简。长沙简牍博物馆供图

在简牍博物馆里，每一枚简牍都是宝贝，工作人员向记者小心展示库房里的竹简。邱晓峰摄

    在中国百年简牍发现史上，长沙发现的简牍超过20万枚，占全中国近百年来出土的简牍半数以上。长沙发现的简牍，横跨了战国、秦、西汉、东汉和魏晋三国，几乎是整个简牍使用史。而长沙简牍博物馆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目前唯一一家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专题博物馆。

    1951年长沙徐家湾的墓葬中第一次发现简牍，其中18枚楚简记录的是随葬物品内容，这也成为全国第一次发现的遣策（即记录随葬物品的简牍）。而长沙出土数量最多的简牍，非走马楼吴简莫属。1996年，走马楼的一口古井发现了中国百年简牍出土史上数量最多的一批简牍——14万余枚三国吴简。这批简牍属于吴临湘县（侯国）及长沙郡的行政文书，从目前已发表的资料看，吴简的内容以户籍、赋税为主。此后1997年、2003年、2004年和2010年，九如斋、走马楼和五一广场相继又出土了不少简牍，数量总计约17000枚。这些简牍的内容包括官府文书、档案、信件，习字简、涉及司法方面的私人文书和杂文书等。然而，一城简牍，对你我而言，对长沙城市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简牍，只是篆刻历史的载体而已吗？

    长沙简牍保护模式，何以如此特别？

    对长沙简牍博物馆那些曾经亲手挖掘、揭剥、清洗、脱水、验收和保护的工作人员来说，简牍绝对不只是篆刻历史的载体而已。从1996年走马楼吴简出土至今，对这14万枚简牍的保护和整理，已经从单纯的工作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惯性。

    在这14万枚简牍中，最终确认清晰可辨字迹的简牍有77000枚。“对这批简牍的清理和保护，是一项团队工作。因此我们就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专家意见制订了一系列流程。国内没有人做过这种大批量简牍处理的流程。”长沙市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简牍研究所原所长宋少华研究员说。发现走马楼吴简那年，他作为考古挖掘主力，他一头黑发，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宋少华介绍，“我们的工作流程一直细化、改进，直到2000年初整个工作流程才定型。2002年里耶出土秦简保护方案便借鉴了我们的模式。”

    宋少华所说的工作流程即包括简牍揭剥和清洗、脱色和拍照、脱水，最后点交验收4步骤。 现在是长沙简牍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的胡冬成回忆起当初发现吴简时说，“我们给发现简牍的古井定方位、分区、分层、编号、拍照、绘图等工作。光是装简牍的盆子，就用了56个大盆子。”“那一堆简牍都‘巴在一坨’，稀软得像在汤里泡久了，糊掉的面条一样。”就算是这一坨“面条糊糊”还是已经经过羊毫和蒸馏水清洗之后才能看到的轮廓。

    胡冬成告诉记者，清洗简牍是个精细活，为此，“专门从下面文管所招了一批年轻小伙子、小姑娘。”为了保证简牍清洗的质量，9个年轻人，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6时忙个不停，也最多只能洗完10枚简。“我们每天就坐在桌边，低着头，用毛笔洗简。每次低头太久，脖子太酸了，就站起来走一走。”参与过清洗工作的毕灿说自己现在颈椎不好就是当时落下的，而且当时在一个屋子里虽然都是年轻人，但是有严格的工作制度，“绝对不能聊天”。

    长沙简牍博物馆原保管研究部主任汪力工说，她主要负责每一枚洗完后的简牍验收点交和保管工作。“验收简牍，要注意每一个字有没有被洗好，不能掉字。”汪力工介绍说，在揭剥出每一枚简牍时，就要给其编号。简牍一个编号就相当于一枚古简的身份证，简牍的身份证包括当时挖掘的层号、简牍所在的盆号和按照揭剥顺序记录下来的号码。

    现在的保护工作已经有了质的改变，长沙简牍博物馆也专门为此引进了高技术人才，现任保管研究部主任金平就是其中之一。他介绍，目前长沙简牍博物馆的库房有专业设备保证恒温恒湿，“如果把每一枚竹简当做一本古代书籍的话，现在每一枚竹简都由有机玻璃盒包装，每30枚占一个书柜，都存放在囊匣中，收在库房里的密集柜架中。”

    历届来参加简牍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对于长沙简牍博物馆公开其简牍史料的态度十分赞赏，宋少华和他的团队被人称作“为他人做嫁衣”。简牍整理保护的“长沙模式”无法复制，一者是由于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数量大，二者则是来自于长沙的简牍保护者们极其认真的态度，在每一个工作环节中毫不懈怠，十几年如一日的兢兢业业，又毫不计较，这不仅是简牍保护者们的精神，也是长沙的精神。

    简牍文化，到底有何影响？

    和参加“中日长沙吴简研究会”的资深专家王素一样，因为简牍与长沙结缘的专家还有胡平生。胡平生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员，他是中国从事简牍释文工作最权威的专家之一。

    记者采访胡平生时，他带领了一批日本学者来参观简牍博物馆。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简牍非常关注，对此，胡平生解释说：“日本人把中国史当做日本史一样来读，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关注。关于日本的最古老的记载都是靠中国史如《汉书》、《东夷传》等。他们对于简牍的关注，就来自于对中国史的关注。在日本每个大学基本上都有简牍研究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说。他说：“在简牍出土之前，像我这样的历史学者们通常依靠古籍等史料来研究历史，而看到这样活生生的简牍，以及上面记载的丰富的记录，这样的新史料让我们都相当兴奋。”

    正如胡平生和孟彦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他们所研究的内容，即使是一五一十告诉记者，其中的细节和术语也不能在一时间被消化。“那么简牍背后的文化，到底有什么用呢？”孟彦弘反问道。“一枚简牍不能让米粉店老板增加生意，但是简牍代表了长沙城的历史文化，它所蕴含的底蕴将为这个城市的后续发展提供坚厚的基础，也让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民得到长远的文化熏陶。”

    除孟彦弘所指的长远性作用，简牍博物馆正逐渐成为境内外旅游团队来长沙的“新宠”。从2007年开馆至今，长沙简牍博物馆已经累计接待游客70余万人，今年春节假期日均接待更是超过最大接待量50%，境外游客占总人数的40%，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游客在观众留言簿上写道：“湖南历史文化很给力”，承载了悠悠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竹简正在古城长沙的中心发声，作为国内首座简牍专题博物馆，这里已然成为了我市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文化景点之一。

    今后参观简牍馆，就跟去图书馆一样？

    记者在简牍博物馆采访时，正赶上中央电视台记者拍摄纪录片，他们将需要拍摄的简牍编号告诉博物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能迅速找出与编号对应的简牍，以供拍摄。

    “今后简牍博物馆的发展，就是要像图书馆一样，老百姓可以根据编号进行一个检索，这数十万简牍，需要哪一枚，就能迅速检索到，至少能够看到实物的照片。”现任简牍博物馆馆长、研究员李鄂权给记者描述了一幅非常值得憧憬的博物馆前景。

    长沙简牍博物馆于2005年6月完成装修和陈列布展工作后试对外开放。据了解，长沙简牍博物馆已经于去年开始申请“国字号”。李鄂权表示，今年长沙简牍博物馆在陈列方面力图做到中国简牍史和相关知识陈列，把“简牍的时间、空间跨度扩大，既要突出地方特色，也展示全国的简牍史给观众。”

    除了力图成为“中国简牍的展示中心”，李鄂权希望简牍博物馆能够成为“简牍收藏中心和保护中心，并且提升博物馆内简牍学术研究水平。“以后普通观众来到简牍博物馆，除了看实物，看文件，还能查到所有简牍的资料，让简牍博物馆称为信息资料的数据中心。”李鄂权介绍从吴简开始，电子化的工作正在开展中，观众逛简牍博物馆，检索从书籍、论文到资料、图片等文献，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