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礼性

    我曾在城南妙高峰下的樟树园3号住了近40年，那是一栋两层楼的旧公馆。一楼东南西北四间房，居中一个厅，全是木地板，楼上是一样的格局。一个小院，一口浅井，当时长沙城里这样的老式房子很多。

    楼上住了一对在南门口南货馆做事的老店员。两口子脸上总带三分笑，见人打招呼，从不发脾气。除开下雨穿那种老式的蚌壳套鞋，李先生常年穿一双圆口青布鞋，春夏秋冬的棉、单、夹衣均是中式布扣对襟衫，里面雪白的衬衣翻卷在袖口上，温文持重。

    平时，他们上下楼梯或在家里走动都寂静无声，真怀疑两位老人有轻功、会走猫步。只有傍晚时分，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开始，李先生的好戏就开场了。他身旁开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在当时是时髦的稀罕物。他双脚泡在木提桶里听新闻，脚板擦脚背的嚓嚓声、提桶与地板摩擦的吱吱声，一阵阵传递到楼板上。我承认，那热水烫脚的酥痒，应该是除开“有了快感你就喊”的人生第二大享受。

    当新闻结束，一切都回归平静。邻居们时不时讪笑李先生的洗脚功夫，他也不以为然，说，有福之人手擦脚，无福之人脚擦脚唉。

    这种平民享受，有一天终于出事。那天他过于沉溺在“有福无福”的境界中，一不小心，掀翻了提桶，半桶“高汤”从楼板缝中倾泻到了一楼。夫妇两人赶紧下楼来拱手作揖，再三道歉。其实，邻居们一句重话都没有讲，但从此以后，楼上连擦脚的响动也绝迹了。

    楼上还独住了一位老太太，她儿子刘伯谦，是省图书馆副馆长、省参事室参事，曾求学清华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后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是同学。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丝不苟的分头，中山装扣得规规矩矩，奇怪的是他竟会讲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他似乎认识世界上所有的人，对遇见的人都是“好、好、好”地点头打招呼。他家有个小孩叫石头，与我差不多大小，经常过来玩。刘先生常常弯下他高大的身躯摸着我的头，说：“来，我告诉你们讲‘你好！’，下次要考你呵。”叽哩呱啦的，我觉得还是中国话容易学。

    李先生和刘先生常常在狭窄的楼梯口相遇，总听见他们说：“请，您先请！”他们碰面九次，要谦让十次，那多的一次，是一人刚好从楼上下来，另一人则要从楼下上去，都走了几步。于是，两人都踌躇不前，都往后退，不约而同地说：“您先请，您先请！”我们小朋友时常在这昏暗的楼道里捉迷藏，只看谁跑得快，哪有像他们那样让来让去的。

    后来，刘老太搬走了。当时长沙城来了一批捷克进口的大客车。有次，在2 路车站，我看见“三寸金莲”的刘老太正为迈不上车而面有难色，我赶快上前扶了一把，事情也就过去了。哪知第二天一早，我和母亲出门上学、上班，推开院门，刘家的一个儿子伫立在外面的雪地里，看来已等候多时了，见我们出来，朝母亲一鞠躬，说：“谢谢了！”他摸着我的头，把昨天的事情一讲，母亲说，应该的，应该的。

    掐指一算，这已是50年前的事了。

    那年，我陪母亲去医院装义齿，医生见母亲年事已高，出门一趟不容易，特别仔细为母亲修磨假牙，反复试戴，直到口感舒适，但初装新牙，讲话有点口齿不清。当我扶母亲下楼后，她说，你上去一趟，再向那位好医生说声谢谢。我说，您刚才不是已经谢过了么？母亲说，再去，他没有听清我讲的话。我上楼走到诊椅旁，再次毕恭毕敬向那位医生致谢，称赞他医术高明、耐心和蔼时，我分明看见他脸上泛着异样的光彩。

    母亲今年到我家来小住，我因不会做菜，多到超市买熟食应付，一些朋友知道后，纷纷送来自家的拿手菜肴，每次吃完，我就将盛菜的空碗还回去。母亲看不惯，说，以前，向人家借米，是平升平斛（升、斛为旧时量米的一种器具）借回，还米时，升斛一定要堆得尖尖的；还碗，一定要装上自家的好菜后再归还人家。我说，我就是不会烧菜，哪有美食敬神仙？两个月后，母亲被接到二哥家去住。离开我家时，95岁的母亲亲自打电话向各位朋友一一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