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请朱昌琳管湖南人的钱袋子（长沙工商旧闻演义第八回续）

  上期我们的《读城》版，讲的是“湖南首富”棠坡朱昌琳的故事，此文一出，即被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新华网、中新网、和讯网等各大网站广泛转载，反响强烈。“湖南首富”朱昌琳的人生，其发财致富确具传奇性，其热心慈善赈济对今人如何“为富且仁”具有教育意义。其实，朱昌琳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曾默默替维新运动管着湖南人的“钱袋子”，这段史实，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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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巡抚陈宝箴选人有“三原则”

    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湖南维新运动的推动者、总设计师，在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期间（1895年～1898年），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至今传颂的长沙精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就与这段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陈宝箴来到省城长沙任湖南巡抚时，当时，长沙的金融机构和大多数传统中国城市一样，只有钱庄，还没有现代意义的新式银行。

    这位湖南最高的行政首长看到的情形是湘省自咸丰年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兴起后，因湖南造币局宝南钱局经营不善，早已停止造币，湖南市面上官造的铜钱日少，而私造的烂铜板越来越多，奸商蠹吏，出手用钱时则夹杂烂铜板，收钱时则多方挑剔，“小民辗转受困”，于是钱庄自行发行的纸钞因为方便，渐渐推广。一些奸商、市侩“专以盘钱为业。或卖空买空，既无明钱，又无票据；或伺各钱店出票稍多，汇集多张，支使痞棍取钱，恣意挑剔，为提典、搀丝之计；或心生嫉妒，故积一家票据，以逞排挤之私；又或因他处钱价稍昂，贩卖出省，希图渔利……”更有“一些奸商，乘间多出钱票，无本射利，倒闭卷逃，尝一岁多至三十余起，戕生破产，贻害无穷”……

    陈宝箴到湖南要搞维新变法，首先就要想法稳定金融秩序，实行他在湖南的“新货币政策”。他要找到他能信任的能人，来完成他对改革的设计。

    陈宝箴选择了“湖南首富”朱昌琳。他的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朱昌琳为殷实正绅；二、为众所信服；三、懂经济，有能力，为“精于会计者”。也就是说，朱昌琳正符合陈宝箴选人的三原则：廉、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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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宝箴“三顾棠坡”劝说朱昌琳“出山”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陈宝箴没有与朱昌琳打招呼，坐轿从长沙城出发，沿朱家修筑的麻石路来到长沙城北数十里外的安沙棠坡朱昌琳的家中。

    陈宝箴详细地讲述了他在长沙城内看到的钱法弊坏的情形，以及自己在湖北铸银元来湖南，想要缓解湖南货币流通不足的现状，就在长沙各钱庄刚刚领走银圆一万两的第二天，他暗中派人持银及钱，向各处钱庄换兑鄂铸银圆，但走了十多家钱庄，各店均称没有银圆。并扬言,“银圆在长沙不能流通，下次绝对不能用银圆到店中来试着兑钱。”他说，就因为钱庄把持了货币的兑换，使普通百姓愈来愈贫困。

    陈宝箴认为应恢复湖南官钱局，开炉鼓铸铜圆，当有大量铜圆流通市场时，就可弥补小额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陈宝箴明确表示，想要朱昌琳和他的儿子朱恩绂，分别在官钱局中担任职务。

    但朱昌琳说：“既然是办公事，就应事事秉公，如果不能尽如人意，必致社会上怨谤丛积，”朱昌琳认为当前环境，并不利于做事，因此婉谢陈宝箴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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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宝箴在棠坡朱家边喝茶边与朱昌琳谈心。

    陈宝箴说：“君子之道，惟在克己问心，人不知而不愠，其为君子；若问心无歉，而尚存计较毁誉之见，即遇事不无瞻顾，终身不出‘乡愿’窠臼”。

    所谓乡愿，就是指不愿得罪人，与社会恶俗同流合污，没有正义感和公益心的人。

    朱昌琳为陈宝箴的三顾茅庐之心所打动，最后，答应替陈宝箴维新变法中的湖南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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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昌琳父子主持宝南、阜南官钱局

    朱昌琳接受了陈宝箴为湖南理财的请求后，在陈的首肯下，开始两项基本的理财工作。

    一是在停工已久的宝南街宝南钱局，重新开炉。铸造铜圆和银圆。朱昌琳认为铜圆首在流通便民，但铜圆本身不能超过流通价值，而被不良商人毁坏，直接卖铜，因此朱昌琳及其子朱恩绂主持的宝南钱局，所铸铜圆为八分八厘，这个分量比私钱重且更精细，不会被商人所轻易盗铸；但又没有超过本身价值，不会因为铜的铸造成本太高，使铜圆本身的价值，超过票面价值。

    二是应命在红牌楼（今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坡子街口附近）开办阜南官钱局。

    阜南官钱总局经收各局卡应交的厘金钱文，并发官店存储备用；悬牌公示每日银钱的行情；官绅立摺往来，一概谢绝；绝不挪借；银圆禁止开凿、倾销，如有毁坏银钱，照例惩办；店中按月结账，具报政府部门；每季度凭公算账一次，作为盘存核算；凡银钱出入以及簿书文件，必须共闻共见，不得专擅；凡银钱票据，每晚务须归入银房，交专人管理等等。同时阜南官钱局还从日本运来票纸，制作阜南钱票。

    当时新式银行在湖南还没有出现，但是阜南官钱局却从钱庄伸出半只腿，正往新式银行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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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信反倒成就朱家父子清廉名声

    朱家父子这种较为公开透明的理财方法，兼之有政府在后面支持，使长沙城内一些不良和不法的钱庄生意受到影响，他们认为官钱局影响了他们的财路，于是诋毁朱昌琳父子的匿名信横飞，有的直接投递给朱昌琳父子，同时捏造朱昌琳劣迹数条，寄往在京或在外地的湖南籍官宦。有尊重和爱惜朱昌琳的官宦在收到信后，原函再转寄给朱昌琳，劝朱昌琳激流勇退，不要惹人间是非。而朱昌琳也认为自己“垂白之年”，七十多岁的人了，只是因为心中一念“感怀忧时”的热忱，而被人所怨嫉，因此也屡次请求辞卸职务。

    当然，就有人来查账了，结果发现，朱昌琳父子实施铸钱和开办官钱局，“两年以来，本省钱价，较他处皆为轻减”，人民都认为很便利。

    此前，宝南钱局鼓铸铜圆和银圆，在朱昌琳之前已停办三十余年，屡次议决重开钱局，最终都是以折耗过多而停止。朱恩绂承朱昌琳的父命而为之，综核严明，力从节省，竟然铸钱没有亏折。像修葺三十年没有铸造过钱的宝南钱局的厂房，此前有人议定和估算，要修好厂房，需要万余金，但朱昌琳父子经营，修葺完善，费用不及二千两银子。其他方面可想而知了。并且朱家父子，在宝南钱局和阜南官钱局上班，不受薪水，夫马酬应，所费不赀，均是自掏腰包。根本没有闲话可给人讲。

    所以“清道人”针对此事，也敢于在朱昌琳墓的神道碑上写下如下文字：“或疑君，独总权，欲其数，挥斥巨亿，毫厘不染。”这算是盖棺定论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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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向现代银行业的半条腿曾缩了回来

    清光绪二十五年，全国维新变法已经失败。五月二十八日，俞廉三向上级呈有《请停办阜南官钱局号片》一折，称朱昌琳筹银四万两作为官本，腾挪周转，借以流通银圆、行使官票、冀行维持钱法，利益商民。但朱昌琳以年力衰迈，呈请辞职，请准予其辞职，并称阜南官钱局的开办作用并不大。

    于是，维新变法中想把湖南金融从近代钱庄转向现代银行的现代化尝试，因维新新政失败，失去支持而告失败。

    但过了三年，全国各地官钱局大为兴旺，批评过官钱局的俞廉三自己也玩不下去，最后还是不得不又恢复官钱局，事实证明这种半新半旧的官钱局，于湖南省财政帮助不小。 民国元年，湖南官钱局正式改名湖南银行，为湖南有银行之始。

    不过，晚清民国时期，自朱昌琳后，办官钱局、办银行、发行纸币，最后是越搞越乱，世需才，而才亦需世，但是有时要觅到一个懂经济像朱昌琳这样的有用之才，且愿意出来做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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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波侃城

“不成军”的另一面

任大猛

    平心而论，对于我们湖南地域文化的反思，完全偏向于“湖湘文化”的“先进性”和“优秀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自从有了个“无湘不成军”的说法，近些年来，湖南只要有什么稍冒风头，都要戴上一顶“××湘军”的帽子满天飞。一个事物正如一枚硬币，总有两面性，“无湘不成军”固然有其优秀性，然而，在历史前行的进程中，也有值得反思和审视之处。

    其实，在晚清民国时期，湖南的前贤先烈，就已开始对“无湘不成军”进行反思和审视，这群一心“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杰出之士，一门心思就在想，如何使湖南成为建立富强中国的“模范省”。

    随手从家中杂乱的书堆中，抽出一本《杨度书信集》，这位写作《湖南少年歌》为湖南人大唱自豪歌的杨皙子居然也写有一篇反思湖南“无湘不成军”的文章：《长沙柳虎溪先生八十寿序》。显然，杨度并不认为“无湘不成军”，在近百年前的时代，那样值得自夸。

    杨度写道：“前清之末”，我曾经在日本留学时，写了篇文章来警示我们湖南人，说，中国“国民生计能力，苏、浙、粤、闽、晋、鲁诸省，皆优于湘”，“湘人除农业外，无工无商，谋生只有二途”，一是做官，一是当兵。

    “咸（丰）同（治）之际（即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时代），湘军一战而胜，官兵遍于全国。”湖南人投机幸利之心，因此空前高涨，“愈轻本业，而逐末利”，“论政谈兵，习为风气”。

    湖南人常自夸说，“无湘不成军”，杨度说，当时他人就贬低、损毁湖南说“无湘不成乱”。杨度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都有一定道理。之所以“无湘不成军”与“无湘不成乱”，没有别的原因，“生计迫之也”。

    杨度说，所以他一回湖南，就组建华昌公司开矿，同乡的人往往效仿之。

    湖南的“子弟戚友”向他请教治学的方针，杨度必定深切地告诫他们，不要去学习政治、文学、军事、哲学、法律等，要他们“专事于实业”，他说他持这种理论二十多年，一直到处宣扬，而他的湖南同乡听进去的却很少。

    杨度眼中所看到的民国初年的情形是：苏浙粤闽晋鲁等省的人，工商成帮，各竞势力，而杨度足迹所至，在全国见到、听到、亲自前往拜访的湖南同乡，“非官即兵，处处皆是”。

    杨度试着到处打听实业界是否有我湖南人。一问则只有小贩是我湖南人，或者只是打工的雇佣。有时也偶尔有集资本成公司的人，其人大都半官半商。杨度说，这样的官僚商人“非足贵也”。

    他说，华商在海外往往以勤俭和讲究商德信誉而创业成家，这与湖南人的为官为兵相反。

    其实，我们揆诸民国初期黄兴等诸人言论，亦多有本人愿意以身作则开矿兴实业之心，他们也想力拯湘人“投机幸利之习气”，有的直接对“无湘不成军”进行同样的反思。

    杨度的老师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就曾感叹过当时的部分湖南人已是“白天唯愿牛斗架，晚上欢喜火冲天”，听到哪里出了乱子，在田里锄头把子一顿，不忧愁，反而企足面露喜色。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长沙招募新兵，在王湘绮家中帮佣的一个小长工，连夜就走了，气得王湘绮猛扯自己的胡子。

    当然，湖南人也深知自己这一点。因此湖南反正，把清政权赶出长沙，几乎就没有流血。民国建立后，不少有见识的湖南人很多都想努力办实业或以教育救国，无奈军阀混战世道纷乱，更迫切更紧急的任务，只有前仆后继继承和发扬我湖南人的流血精神。

    然而，我们在歌颂先烈们为了建立富强民主国家流血精神的同时，我们还需放眼去看看那些从事工商实业者的艰难成长，他们同样给“湖湘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晚清时期名震大江南北的湖南首富朱昌琳的人生轨迹就值得研究，然而这种研究或宣传，目前多半仅处于抄录《湖南省志·人物志》中朱昌琳传的初级程度，并且抄书也抄错了。此外，范旭东也是湖南籍闻名全国的实业家代表之一，但其事功主要不在长沙，因此，我们略而不谈。

    当今，发展经济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和社会的主旋律，不需要湖南人再去流血，愿湖南人敢为天下富，愿湖南在“弯道超车”的大好时代里，营造人人有饭吃的就业机会，并且让他们在吃饱吃好的同时，在工商业上，充分发挥湖南人的聪明才智，让“无湘不成军”，成为“无湘不成商”。同时，富裕之后，还能像湖南人的前贤朱昌琳一样，让“棠坡之水，周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