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坡朱昌琳怎样当上湖南首富（长沙工商旧闻演义第八回）

　今年六月一日，长沙市七大公园景区免费向市民开放；九十年前，湖南首富朱昌琳的后人，也曾向市民免费开放位于丝茅冲的朱家花园，这可能是湖南免费开放私家花园作为公园之始

　至今，长沙老人记得这位从长沙县安沙镇棠坡走出的湖南首富，不只是因为朱昌琳是前总理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更因为朱昌琳那颗热心公益与慈善之心，仍感染和启迪着今天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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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阶段 没考上秀才

    长沙地方志网说：“朱昌琳，字雨田，晚年自号养颐老人，长沙县人，清道光二年(1822年)生。朱昌琳家承儒业，考取秀才后，乡试屡不第，乃至富绅唐艺农家任账房。”

    这种记录明显错误。朱昌琳确实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兼城市小商业家庭，但朱昌琳却连科举考试起步阶段的秀才也没有考取。

    1925年10月18日的长沙《大公报》直截了当地说：“（朱昌琳）业儒，应小试，两发佾生，以未获得青衿（科举时称秀才为青衿），为生平一大恨事。”

    著名书法家“清道人”，在朱昌琳死后，曾替朱昌琳墓撰写神道碑文，在碑文中清道人客气地说，朱昌琳“家承儒业，生而和顺。屡试提学，以文高见疑”。

    对于朱昌琳没考取秀才，碑文中说，就因朱昌琳水平太高，提学疑心，不敢擢拔他为秀才。

    学历，对现代人来说，很重要；在一百多年前的科举时代，“学历”更重要。

    考不起秀才，就意味着朱昌琳从政当官的路，几乎堵死；后来湖南的读书人纷纷投身“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朱昌琳因为没有学历，也只能束手旁观。清道人的《朱昌琳墓神道碑》追述朱昌琳的生平说：在湘军兴起，“东南瓦解”之际，朱昌琳“遂归潜隐”，“文武龙骧，独无所与。祎隋（从容）十年，以医自晦”。在曾国藩、左宗棠轰轰烈烈之初，朱昌琳一度以行医为业。当然，长沙《大公报》也说，这段时间，他已开始与西北地区做起茶生意来。

    读书人朱昌琳科场失意后的心路历程，今天已无由探究，他当然不会成为孔乙己。不过，有趣的是，朱昌琳发了大财后，棠坡朱家宗祠的装修是“神堂内两边墙壁上，布置从岳麓书院拓下的仿制之宋朝朱熹所写之‘忠孝廉节’四个五尺见方的大字……堂中央的香案、祭桌、磬座、祝文架等都是按照过去文庙‘祀孔’形式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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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富之年 成堆金子落脚下

    没有考取秀才的朱昌琳，27岁时，在藩府坪（今黄兴路步行商业街中心的黄兴广场）唐荫云家教书，大约是教教小学生，一年薪金为钱32串，唐荫云曾任云南藩司（如果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藩司就是省长）。

    1925年长沙《大公报》记载说：“唐（荫云）家，广有田地，是年新谷生芽，佃户多以芽谷送租，价极廉，只卖500钱一石，无人承受。有人劝朱（昌琳）囤之。维时，朱（昌琳）父在草潮门开一小碓坊”。朱昌琳到潮宗街与父亲朱玉堂商量。朱玉堂“以无钱未允”。朱昌琳转告他的东家唐荫云。唐荫云笑着说：“只要先生承受，明年卖出后，再兑价可也。”

    朱昌琳见东家慷慨，“遂将所有数千芽谷一并囤之”。不料“次年大荒，芽谷卖至2700文一石。朱（昌琳）大获利，倍价以兑谷账，唐不肯收，仍照原议一石收价。朱甚为不安。唐见朱善于理财，遂由教读兼司会计。”

    朱昌琳虚岁27岁，正值1848年。《湖南自然灾害年表》说：1848年，湖南各地新谷登场，尽生芽蘖，有芽须长三寸许者。最初谷价尚便宜，但到年底却已是“斗谷千钱”，“长沙、善化、益阳等地始传焙谷之法”，次年，即1849年，情况变得异常惨烈，暴雨从三月至六月，连下三个月，湘资沅澧大水，滨湖围垸溃决更多，“长沙、善化聚集灾民数十万人，宁乡盈路皆属饿殍……安化斗米八九百文，鬻卖男女仅得斗米之资；至永顺一地斗米值钱3600文，官吏地主有以一粉团易一妇者，有以钱400买一妇一女一子者”，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湖南“道光己酉之荒”。

    三个月的淫雨中，落下的每一滴雨，对于朱昌琳的财富来说，都是金子，对于灾民来说却是血泪。曾阅读过多篇朱家后人的回忆文章，朱家后人对于朱昌琳完成原始积累的“暴富”，总忍不住替先人抱一份歉疚之心。

    然而，面对天灾饥荒，对于资本并不雄厚的个人积谷，所起赈饥作用显然有限。并且新发现的史料显示：朱昌琳在“己酉之荒”中，确实发了“难民财”，同时也积极开展了他人生最初的赈灾救济。

    著名书法家清道人的《朱昌琳墓神道碑》碑文说：“己酉之荒”中，朱昌琳“谷贾十倍又五，遂擅其利”。但朱昌琳“乃益招流民，收集材木，营度隙地，百堵并兴”。在灾荒之年，富有经营头脑的朱昌琳，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既建筑起朱家城乡居宅，又大量救济了灾民。

    清代吴庆坻《蕉廊脞录》更直接说：朱雨田（即朱昌琳）“生平以济人利物为己任，自道光己酉，赈水灾为致力善举之始，其后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五十年中，善行不可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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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煌年代 把握政策利好

    朱昌琳为“湖南首富”，个人理解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朱昌琳是湖南从古以来首位大富豪；二是朱昌琳为晚清民初最大的富豪，名震大江南北。

    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开始，到清代前期湖南地方志记载，就地缘和物产来说，在古代，湖南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由工商而致富之地。

    但历史的进程可以改变地缘的不利因素，咸丰初年，太平军从广西兴起，一路打到南京，占据江南富庶之地。原来运盐到湖南做大宗生意的淮商受到严重打击，长江水道也被阻隔，湖南人吃盐，只能借销粤盐和川盐。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克复江宁，平定太平天国，万业蓬勃向上，道光年间就已实施的“票盐制度”重新开始实施，因原有盐商逃离，政府招商领取盐票，运卖淮盐。当时的湖南人要不缺少资金，要不没有商业头脑，两者皆具的朱昌琳“独见机先”，领得盐票34张，创乾顺泰盐号。

    才过两年，即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以筹款为名，责令盐商报效白银三十万两，买得专利权，垄断运销，“盐商即据盐票为永业”。

    此前，朱昌琳购得的盐票，从最初的“贾费初值十金”，因为政策的变化“已值巨万”。也就是说，朱昌琳坐在家中，凭借盐票，即可跻身豪富之列。这就好比，中国最初在深圳买得深发展股票的人，陡然之间发了大财。

    当年湖南有淮盐运商二三十家，分成五帮，湖南本帮的头号大爷就是朱昌琳所开的乾顺泰盐号，该盐号自有盐票34张，租用45张，最多时多达百张，也就是说，朱家盐号每年向湖南（部分销湖北）垄断倾销食盐达15000吨至21120吨之间，运盐量占湖南总运盐量的五分之一。南县乌嘴为朱家卸盐的专用码头。朱家富商地位由此确立。

    再过数年，又有新的政策利好消息传来，陕甘总督左宗棠平定回民起义。

    在回民起义之前，甘肃、新疆茶政，向来就由晋商承办，谓之“东商”，经营方式与盐法相同。回民起义后，原有茶商（晋商）因战乱而逃散。左宗棠平定陕甘后，无法招回原来商人，但地方经济又急待恢复，于是左宗棠就到老家湖南招商，委托湖南人承办运茶事务，称之为“南商”，所销运的都是湖南砖茶，数年后，晋商才归来，只好向湖南商人承拨分销，但此时湖南商人的运茶垄断权已占到十分之七，而晋商只占到十分之三（裴景福《河海昆仑录》），湘商占据绝对性优势。朱昌琳此时已成“南柜总商”，湖南黑茶经朱昌琳等人之手源源不断倾销中国西北，甚至跨国贸易到俄罗斯。

    长沙《大公报》记载：当年，朱昌琳在长沙太平街设朱乾升茶叶总栈，湖北、陕西、甘肃、新疆等处设分栈；湖南安化设总茶庄，汉口、泾阳、羊楼峒、西安、兰州等处设分庄，雇用人员不下数千百辈。余尧衢（即晚清名臣余肇康，回湘曾主持修筑长株段铁路）、胡绍虞一贵一富，即由朱乾升分号分庄出身。

    盐、茶大生意之外，朱家又在湖南及安徽广买田地和铺屋（即门面）居宅，田地至少拥有二万五千多石田租，铺屋仅在省城长沙，就拥有太平街乾升总栈及附近铺屋，又有金线街、高井巷、孚家巷、伍家井等处房屋，不下数十栋。长沙乡镇房屋，则有纯化镇之棠坡，绵亘几坡几岭；北门外丝茅冲之公园，周围约近十余里，为长沙各私园之冠。朱昌琳又曾出家财巨万，开挖新河船埠，既完成清代名臣赵申乔、陈宏谋不能完成的伟绩，又获得有“小南京”之称的长沙北门外新河镇长庆街大量铺屋。

    有人曾问及朱昌琳聚财之法，朱昌琳说：“务审时，如治国”。说的就是，做生意，一定要把握住政策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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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生事业 大慈善家震全国

    朱昌琳留名于后世，在于他的乐善好施，1925年《大公报》称，朱昌琳做了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朱家拥有田租二万五千余石谷，其中一万石谷，就直接用于在长沙四乡设保节堂、育婴局、施药局、施医局、麻痘局、鳏寡孤独局，设义山，设义学，施棺材，设义渡，发年米，施寒衣……种种善事，应有尽有，都是朱昌琳一人捐资独办，而朱昌琳儿辈的四房子孙也都能仰体善意，对于以上各慈善事业，年年捐助私财，以步其父朱昌琳的后尘。进入民国后，朱昌琳的后人，提出要将棠坡及丝茅冲的巨大房屋，作为慈善事业之机关或公园，地方人士歌功颂德，有口皆碑。

    朱昌琳投身慈善事业，不止湖南一地，据清代笔记记载，朱昌琳最热心投入的慈善事业是救荒。《朱昌琳墓神道碑》碑文记载，朱昌琳“尤尽心于救荒，秦、晋、皖、鄂，蠲振辄数十万”。

    他曾运米陕西赈灾，用布囊盛米，米用疗饥，数万匹布囊布，则制作为寒衣。他的这种善于运筹的细密深思，被当时人比作陶侃。而自称“当代诸葛亮”的左宗棠对于朱昌琳“办救济”高度评价，左宗棠说：朱昌琳，你真的是杰出的人才，从你用布囊运米，就表露无疑。（左宗棠原话：“君杰士也，审矣”）。

    朱昌琳逝于民国元年（1912年），享寿90岁（《大公报》说：逝于1915年，享寿94岁）。

    朱昌琳生有四子，仅朱梅勋善于理财，其余多“学而优则仕”，四房后裔多走上读书从政从教从军等人生道路，从商者反倒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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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家主动供给被抓小偷每天一斤半老米

    端午节前，我们和作家彭国梁等驱车前往长沙县安沙镇棠坡去探访湖南首富朱昌琳的旧居。

    在车上，当地土生土长的王景洲介绍，朱昌琳家族当年生活的山水田塘依然还在，旧日庐墓也并没有完全化作废墟，一屋（注：在原基脚上复建的朱家老屋）、一墓（朱昌琳之父朱玉堂墓）、一树（一株数百年银杏）、一井（祖屋旁有朱氏祖井一口，），仍可让人们找到追思湖南首富的寄托之地。尤其棠坡朱家祖井，始掘于清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有石砌围挡，井水清凉甘甜，不少从长沙开小车过来的人，都会舀上一瓢“棠坡井泉水”，煮茶烹茗，并称这是喝上了朱家的“发财水”。

    在初夏的雨中，朱家老屋重门紧锁，我们无从进入，朱昌琳父亲朱玉堂墓地看得出有后人凭吊的痕迹。这位朱玉堂先生为明代朱岷王的第13代孙。朱玉堂生有二子，长子为朱雨田（即朱昌琳），次子为朱岳舲（即朱镕基曾祖父）。

    王景洲说，棠坡地方上的人至今仍追颂朱家之德。他讲到这样一个小例子：当年棠坡朱家抓到小偷，送往地方乡公所处理，不管小偷犯有怎样的错误，朱家必定主动供给小偷“每天以一斤半老米、四两咸鱼、一包壶茶”。

    当然，在长沙市区也留有湖南首富朱昌琳的遗迹，比如太平街上，就保留有朱昌琳当年开办的乾益升粮栈的招牌。今德雅村省社科院前，为昔日丝茅冲朱家花园所在，长沙市政府已立有朱家花园遗址碑，供人们凭吊。供职长沙房地产局的网友“闪电龙哥”说，早些年，在丝茅冲朱家花园旁曾建有一处楼盘。这是当年长沙销得最好的楼盘，老长沙人相信首富住过的地方有“风水”，并且住在这里是“以德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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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觉哉日记记下朱家花园的免费开放

    在长沙西园北里生活的明德中学退休教师梁赐龙清晰地记得小时候他曾游览丝茅冲朱家花园的旧事，并称当年朱家花园的茶水免费给学生饮用。

    1921年谢觉哉在长沙当教员，他在日记中留下记录说：“（1921年）四月十八日，晴，上午九时，领学生旅行朱家花园。园距校约二十里，为巨富朱雨田（即朱昌琳）所建，颜曰：余园（瞿鸿禨题）。依山建筑，池台布置颇为幽雅。有何绍基书‘亭台四时乐；山水一家春’联；左宗棠书‘绕岸白云常自在；依亭黄鹤有时来’联。惜栏砌多剥落，失修葺，盖朱家已非昔时之盛矣。”

    自朱昌琳在民国元年（1912年）去世后，1921年，朱昌琳的三个儿子同年逝去，朱家后人因为会读书，已寻找新的谋生道路，向公众开放的朱家花园显出衰败迹象，自然在情理之中。不过，当时的政府对于公益开放的私家园林缺乏政策性保护也是朱家花园被破坏的原因，1935年《长沙市指南》中，就指责政府纵容在朱家花园中驻军，并且园中名人题刻的古迹多遭破坏。

    1989年，朱家后人朱镕坚在海峡那头的《湖南文献》（总第67期）中，撰文怀念长沙丝茅冲的朱家花园，他说：长沙城郊丝茅冲朱家花园，为我们家祖先坟茔之地，全园面积约六百余亩，“不幸在抗日战争中，河南巩县兵工厂南迁进驻该园，日机轰炸，全园毁于一旦，尽成废墟，深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