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昌绸布庄怒斥裁缝“躲猫猫” 苏广洋货业打肿脸孔没面子（长沙工商旧闻演义第二回）

    现在长沙商业最繁盛之地，仍在黄兴路八角亭一线。从湖南商业史考察，八角亭的繁盛，从晚清时期即已开始。当年，这条街上新兴的绸布业、苏广业，撑起八角亭延续至今一个多世纪的繁华。
    据1925年《大公报》记载，在咸丰同治年间，作为奢侈品的绸缎，仍然只是由布庄兼卖，当年长沙布庄开设地点，“以大西门正街（今湘江橘子洲大桥桥东一带）为最多，生意异常繁盛。凡城乡办布匹者，无不前往大西门采购。”
    其时，坡子街、八角亭虽有布庄一二家，但生意较为冷淡。尤其八角亭的繁盛时代远未到来。
    当年，长沙绸布业同行营业和竞争，如你死我活的战场，彼此间忌妒心极重，客人上门购物，也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对待进门的客人实施“三捆三丢”，比如先出高价，让客人无法接受，让其离开，再喊回来再次议价，这还只是“一捆一丢”。当年，绸缎作为高档奢侈品，一般顾客要购买到称心如意商品，所受冷眼和波折甚多，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戊戌变法那一年，长沙才有九章绸布店高挂“一言堂”的招牌，由此而革除行业讨价还价、顾客不知底价的陋习。

    公食裁缝“伪印”引发绸布庄控告

    在“一言堂”实施前，绸缎业虽然调子高，然而他们往来生意最大的客户，却是长沙城内的五大衙门，即湖南巡抚衙门、湖南藩台衙门、湖南臬台衙门、湖南粮道盐道等各道台衙门、长沙府台衙门等。
    这五大衙门，都有吃公食的裁缝。衙门要货，先命吃公食的裁缝到绸布庄，看好一个花样，即将整段绸布打包和绸布老板或伙计一同送往衙门，供给衙门内眷太太们挑选，但送货的绸布先生，始终不能与官太太们见面。
    货物由公食裁缝递进递出。绸布一经看定，即由裁缝与送货先生在外面，量好尺数，彼此记账，于除夕、端午、中秋三节兑款。余货则由绸布老板带回店中。
    五大衙门虽然有生意可做，但绸布老板却烦恼他们的绸布经过递往衙门内院后，时常短少尺数。面对巍巍官衙，绸布老板调子再高，也不敢向衙门追究，他们明知公食裁缝偷裁了绸布，但就是没有办法拿获证据。
    长沙各布庄，面对这一窘境，只有两种办法，第一，不做衙门的生意；第二，吃过暗亏后，“为严防抽掣起见，凡送往衙门之货，各于两端加盖印章。”
    公食裁缝见到绸布庄防范严密，于是有裁缝异想天开，伪造绸布庄图章，偷剪后，将伪章印于布端，送货人回店后复量剩余货物，仍然短少尺数。详细察看绸布，发现原来公食裁缝们盖上了伪印。
    光绪初年，聚昌绸布庄刘华之，一次将绸缎送往藩台衙门，吃亏过大，愤恨至极，于是与各吃过亏的绸布庄联名控告湖南的藩台，当时在藩台充任师爷的为晚清著名劣幕任小棠。这位任师爷不独对于公食裁缝偷窃绸缎不予追究，反而指责绸布业既无政府认可的同业公会组织，现在又煽惑多人，联名越级控告，将绸布业提交的状纸轻易就驳了回去。
    长沙绸布业的各家老板不得已，只得遵章从长沙县衙门开始起诉，一级级地将状告上来，才将那位吃公食的裁缝拿办治罪，而诉讼费却用去银子数千两。
    光绪初年，绸布业同人经历藩台衙门公食裁缝的“躲猫猫”事件后，明白同行业各老板之间不可不团结，不可不组织同业公会，于是在“躲猫猫”官司中吃足了亏的聚昌绸布庄老板刘华之提出按店捐款集资，购买白马巷口（今东牌楼）房屋一栋，成立“绸布业公会”。

    叶德辉为绸布公所题“天孙宫”大字

    到了光绪中叶以后，上海和武汉的轮船开始直通长沙码头，洋货绸绫等奢侈品运抵长沙开始便捷，而此时，因为湘军攻打南京后饱载而归，长沙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绸缎生意一两年间就已在八角亭、坡子街呈现繁盛的局面。
    此时绸布业生意头脑最灵活、有“猴王”之称的侯溥泉及易松玉等人倡议，由同业捐款，将绸布业公会房屋改建，更名为“绸布公所”，当年绸布业公会匆忙间所立的财神菩萨，八角亭经营绸缎业的一帮“猴王”们认为，“非其祖师”，于是在财神旁新添一织女娘娘，奉为祖师，织女娘娘又称天孙（当年，绸布业相传织女为王母之孙女），所以白马巷的绸布公所，又名“天孙宫”。当年天孙宫的拟名及题匾，系叶德辉君代拟并题写。
    据记载，民国时期，长沙绸布公所“天孙宫”，地处八角亭大盛绸缎庄后进，头门在白马巷。根据我的考证，大盛绸缎庄原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成为“科文”的经营场地。今天此处则为一服装品牌店所在了。

    “文夕大火”烧出“八角亭的文明”

    1934年的《长沙市指南》中说，“长沙绸布业，历年极为发达，营业分门市批发两种，绸庄多设八角亭、药王街一带，批发则以福源巷为多。绸庄门面华丽宏伟，沪汉一代，亦无逾于此。”
    当年长沙亦流传这样一则顺口溜：“乡下人进了城，一走走到八角亭。八角亭，卖绸绫，两只眼睛望不赢，东洋车子（人力车）走不通，人来人往挤死人。”
    长沙八角亭商店豪华富丽，超越上海和武汉，商品琳琅满目，给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的繁华之感，当年即有人仿柳永写杭州的《望海潮》来赋长沙八角亭。
    不过，1938年冬天的文夕大火，将八角亭烧成一片瓦砾场，当年长沙大绸缎庄有90家，全行业资金500万元，大火中就损失390多万元，资金损失已过大半。我的舅爷爷左佩纶（人称左家六爹）即经营绸缎一业，他反复向我们后辈复述说，文夕大火后，八角亭瑞丰等绸缎庄将绸缎藏于石夹壁或防空洞中，大火后，打开石壁，所有绸缎看过去比平时更显艳丽，但一经空气流动，即坍塌成一片白色的灰烬。老人家当年说起文夕大火的惨痛，面部仍在抖动。
    但经历大火后，长沙绸缎业抹干泪水，再从焦土建设新湖南。最新再版的曹聚仁《采访外记·采访二记》中，曹聚仁说，“长沙大火以后，我几乎每一年到长沙去一次，其间又经历三次长沙防御战，场面都很大，可是长沙市面的繁荣也恢复得快，八角亭的场面，有荷里活（即好莱坞）那么美丽绚烂，我曾经写过一篇《八角亭的文明》……有一回，在湘桂路上，碰上了一位军官，他一听了我的姓名就说：‘原来是写《八角亭的文明》的人！’”曹聚仁提出的“八角亭的文明”的说法，在抗战最艰苦的持久战年月里，被人们认为，长沙八角亭的站立，反映了湖南不屈的士气和民气，并激励着全国人民的中华抗战事业。

    说完了八角亭绸布庄的故事，不能不说撑起八角亭的另一支柱商业苏广业，苏广业于1929年改称百货业。苏广业的发展比绸布业更能形象勾勒长沙商业地理的发展渗透过程。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轮船火车不通湖南省会长沙。当年长沙城内只有广货店。据长沙《大公报》记载：广货的来路，系由广东韶州转运郴州，由郴州装载民船，直达湘潭，（所以）当时湘潭生意最大，有“小南京”之称，“省城商人办广货者，无不由湘潭批发而来。”当年长沙的广货生意，系由阜后街一带的丝线铺搭做，并无专行，暂时也没有出现专店。

    八角亭红牌楼遍设苏广洋货号

    光绪初年，京苏货渐渐在全国盛行（京指北京，苏指江浙苏州一带）。受风气影响，长沙今黄兴路步行街的红牌楼一带，京苏广货开始渗透并逐步创店。京苏广货专店起手创店，即显铺张华丽。
    光绪十年，长沙日渐繁华，交通也越来越便利，洋货开始大量输入长沙，长沙开始有专门的京苏洋货杂货店，继而吴大茂创设苏广洋货号，获利丰厚。于是，“中西大药房、怡昌洋货号等，相继而起者数十家”，八角亭红牌楼坡子街一带，几乎遍地都是苏广洋货号。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曾到复兴街访过民国时期从事百货业的张甫之先生。张甫之先生说：清宣统年间，省城苏广洋货批零店即已达40余家，大店号多设八角亭、红牌楼一带，如天自福、逢源长，这些苏广货店，门面巨大，仿上海式样，安装玻璃宝笼橱窗，陈列样品，晚上电灯一燃，五光十色，使当年的八角亭显出霓光焕彩的兴盛和繁华。除了大店外，一般小店也可以二三百银元资本在街头巷尾开办小百货店。
    随着苏广洋货业品种的日益繁华，苏广业生意日见扩大，苏广业中的魏桂松、李瑞阶等，为团结同行，倡议同业集资，购买青石井房屋三间，为每年办财神会及同业聚会之所。

    日本浪人殴伤裕兴祥店伙计起公愤

    1925年的《大公报》上追忆了苏广业与洋行纠纷的大事。话说民国元年（1912年），长沙裕兴祥洋货号与小西门外的日商大石洋行往来。因退货物而起纠纷，日商纠集日本浪人殴伤裕兴祥店伙计，且伤势甚重，引起长沙苏广业同行的公愤，长沙苏广业同行先向该洋行提出质问，洋行不理；继而报告长沙警署，但洋行对长沙警署的传讯置之不理，于是长沙苏广业同人，大起公愤，向湖南都督署、交涉署，据理力争，后经过交涉署与该国领事交涉，令该洋行赔偿受伤人医药费，罚该洋行酒席六十桌，鸣鞭二十万响，向长沙苏广业公所道歉。
    但苏广业在青石井的同业公所，只是略具雏形，并且已将房屋佃出。大石洋行派代表前来，请示苏广业公所地点所在。
    长沙苏广业同人，为顾全面子起见，不便说自己的公所在青石井狭窄的一处房屋中，于是假借铜铺街的江西万寿宫（今铜铺街小学）为同业公所所在地点。
    到了日本洋行陪礼道歉的这一天，日本洋行备送酒席六十桌，鸣鞭二十万响。但铜铺街万寿宫的首士只承认借给苏广业暂开酒席，不承认可在万寿宫前鸣放鞭炮。日本洋行的代表哂笑置之，随意鸣放鞭炮而去。长沙苏广业同人受到这番教训，遂立誓创设同业公会。在当年即按店捐集巨资，购买药王街三进房屋一栋，改名苏广同业会。苏广业于1929年改名为百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