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长沙商业之繁荣及其原因初探

五

    五代时，马殷占据湖南，以长沙为都城．建立了楚国。《资治通鉴》卷二六七载，马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在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息民政策，同时奉行奖励农桑、发展茶叶、倡导纺织、重视商业贸易的经济政策。马楚利用湖南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的商业贸易，采取免收关税等一系列重商政策，鼓励进出口贸易，招徕各国商人,开创湖南“招商引资”的先河。清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载：“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辏。”

    《十国春秋·高郁传》载，为了便于发展境内外商业，马殷采纳大臣高郁的建议，铸造铅、铁钱，在境内流通。马氏执政仅50余年，光长沙市内就发现五代墓500余座，墓中出土有“天策府宝”和“乾封泉宝”等铁钱和铅钱。由于铅铁钱比较笨重，携带不便，商旅出境外贸易，大都“无所用钱”，往往在楚就地购买大量产品．然后远销各地。这样，就能用境内生产的多余产品，“易天下百货”，国家因此富饶。

据《南唐书·楚国传》载,为发展茶叶贸易，马楚政权采取了“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马殷曾接受高郁的建议，让百姓自己制造茶叶“以通商旅”，而政府收取税收，每年收入“凡百万计”。同时，又利用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商业货栈——回图务，组织商人收购茶叶。《旧五代史·马殷传》载,茶商号“八床主人”，运往各商业销售点，转卖给中原地区的商人，换回战马和丝织品，获利甚厚，“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茶税成为马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八床主人”是至今所发现历史文献中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湖南商号名称,已有千余年历史。

马楚时期商业的繁荣还与当时手工业和矿冶业的发达有关。以丝织业为例，《资治通鉴·后唐庄宗记》载，五代“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后，“民间机杼大盛”。长沙棉纺业也发轫于五代，楚境内当时已种棉，楚王马希范宫内秋冬时节的地毯是用“木棉”织成的。《资治通鉴·后晋高祖记》说：“木棉，今南方多有焉。于春中作畦种之，至夏秋之交结实，至秋丰其实之外皮四裂，中踊出自如绵。土人取而纺之．织之以布，细密厚暖，宜以御冬。”在矿冶业方面，楚潭州境内丹砂矿的开采风行一时，据宋陶岳《五代史补》说，当时州的东境山崩，“涌出丹砂，委积如丘陵”，楚王马希范丹砂涂壁，“凡用数十万斤”。

由于马楚政权的重商政策．楚国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一方面，“富商大贾，布列在位”，是商人汇聚之区，不少商人担任了重要官职；另一方面，已出现纸币的雏形。《十国春秋·楚穆武王世家》载：楚国“市肆以契券指垛交易”。“契券”即是一种交换媒介，“垛”指储存商货的库场。潭州已成为南方最大的茶市，城市化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长沙城一跃变成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

(下)

一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为世人所公认。在这一商品化浪潮中，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占有主导作用。而湘江之畔的潭州，也位居先进城市之列，居民数量在20万以上。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就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潭州(长沙)位列其中，其它5处是：汴京、京兆府(西安)、临安、福州、泉州。北宋诗人张祁《渡湘江》诗曰：“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 游女似京都。”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

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夜市的解禁，城市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商铺与居民杂处，面街而居。同时,宋代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完成，经济得到开发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湖南成为宋代理学的策源地和全国的教育中心之一，北宋长沙岳麓书院名列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首。南宋时，湖南书院大兴，各地共有书院50余所，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两浙，长沙成为学者的中转地和聚集地，来长沙就读的学生更是无以数计，有“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之称。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旅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宋代著名话本《碾玉观音》中有这样的描写：“不则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远了。就在潭州市里，讨间房屋，出面招牌，写着‘行在崔侍诏碾玉生活。’”宋代长沙城的旅店风貌略见一斑。

    宋代潭州市井中酒旗广告也算得上一景。唐宋诗词中有不少描述长沙酒旗的佳句，如唐李群玉《长沙春望寄涔阳故人》诗“依微水戍闻疏鼓，掩映河桥见酒旗”，宋范成大《泊湘江鱼口滩》诗“趁客卖鱼双浆急，沿江沽酒小旗寒”等。宋代词人王以宁在《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中所吟“人在子亭高处，下望长沙城廓，猎猎酒帘风”更把长沙城廓与猎猎酒旗融会在一起，与唐代诗人杜牧的“水村山郭酒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裴公亭建在橘子洲头，元至元以后荡毁。从词人的绝唱里，我们可以想象宋代长沙城亦和南京、汴京等其他大都会一样，是一处酒店业特别发达的城市。业主旗帜高悬，竞相招引四方豪饮之士，酒旗在南风的吹拂下，猎猎作响，迁客骚人、市井百姓就饮餐桌，手捧流香四溢的酒杯，开怀畅饮，好一幅长沙的《清明上河图》。

与文化教育事业相关联的产业也迅速发展。如长沙的刻书业就盛行于书院兴旺之时，北宋长沙坊刻的《百家词》127卷保存至今。同时，服务于文教事业的造纸业、笔墨砚石业也盛极一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潭州城内已形成多处制墨业的集中地区。元陆友《墨史》卷下载：宋代长沙多墨工，“州之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尤以著名墨工胡景纯制造的胡氏墨“千金獭髓”最为有名。胡氏善取桐油烧烟，称“桐华烟”，用以制墨，质地坚薄，不求外表装饰，大者不过数寸，小者圆如铜钱，磨于砚中，光泽可鉴。画工极为珍爱，用以点睛，有“瞳子如点漆”之誉。其技艺世代家传，子孙多为墨工，兼为墨商,成为制墨世家。可见，潭州城不仅形成制墨一条巷，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名牌，“桐华烟”极有可能是胡氏墨庄的商号。

    宋代长沙仍旧是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当时，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位居全国前列。南宋叶适《水心文集》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民计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这就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宋代湖南境内基本上形成了以潭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故潭州有“湖岭一都会，西南更上游”之称。潭州湘江沿线还建有码头、驿馆、递铺，把潭州与各地沟通起来，诚如陆游《入蜀记》所云“北来因鼎粟，南至山渠(灵渠)船”。还有供农民出售柴草和饲料的草市，“通货”、“驿步”，“草市”三门由此而得名，这是潭州交通便利的写照。

    商业繁盛使商税大幅度增长。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宋代税收在2万贯以上的有71座大中城市，其商品销售税要占全国商税额的36％。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初，“闽、湘、广三市舶司抽贡及和买可得二百万缗”，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潭州是商税增长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而潭州在州城及各县商税为9．2万贯，比成都的8．9万贯商税还要多。排在襄州、扬州、苏州、福州、广州之前，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潭州又是湖南地区商税最高的地区，仅酒税一项就达7．2万贯，其次是岳、鼎、澧州。

    随着交通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湖南进行贩茶、贩盐、贩米贸易的日益增多。每到产茶时节，这些客商就“聚在山间，般(搬)贩私茶”。南宋范成大《骖鸾录》记载：潭州槠州市(今株洲市)，地当舟车来往之中，居民繁盛，“交易甚伙”。潭州城内的商品贸易更为兴盛，铜器、茶、茶具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向市场。长沙茶叶研制精致，品位极高，宋代士大夫多把它作为珍品，并以此互相炫耀。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称：“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可见，这是一种附加值极高的茶叶珍品，产量不多，但却已销往全国各地。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潭州》也映证了这一事实：长沙之南楠，其树如棠，楠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捣其汁，伴半而蒸，尤宜暑月饮之。清康熙《岳麓志》载,在溁湾市道旁的兴化寺，“门连城市(指潭州城)，车马骈填”，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宋会要辑稿·食货》又载,潭州城郊的乔口镇，是各地商旅必经之地，潭州的土产物货从这里源源不断输往各地，“而驯致收客旅往来之税”。

     当时潭州乃至湖南地区大宗的商品仍是茶叶和粮食。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湖南各州县产茶数，总数为l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l03万斤，约占总量的60％。

南宋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对商业“义利之辨”作了新的阐发，他在《孟子说序》中认为：“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在。此义利之分也。”不像以往仅仅把“利”同所谓商贾货殖等同起来，而是以道德良心上的“无所为(欲)”和“有所为(欲)”区分义与利。这种思想对宋代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灭私欲，则天理明”的信条也成为商业道德的行为准则，即提倡以义求利，诚信无欺，买卖公平，货真价实，反对不正当竞争，以求得同业共同发展。长沙商业从此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