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觉醒观及湖南学者对觉醒的认识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意思就是“觉者”。佛教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醒。长沙开福寺大佛殿的一副对联极为准确地点出了佛教的这一趣旨，联曰：“斋鱼敲落碧湖月，觉、觉、觉、觉，先觉后觉，无非觉觉；清钟撞破麓峰云，空、空、空、空，色空相空，总是空空。”

“缘起”理论是整个佛教学说的基石。所谓缘起，是说一切诸法、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的；因为是因缘而起的，所以都无自性，都只是一种假相，亦即“空”。由于不懂这一基本道理，人因而有种种痛苦。要解脱痛苦，就得遵照佛教所说的方法去修行。佛教宣扬慈悲普度、善恶报应、轮回转世，认为“人生皆苦”、“一切皆苦”，但只要掌握“道谛”，便能脱离苦海，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人生问题是整个原始佛教的出发点，其思想归趣则是个人的“解脱”，而借以达到解脱的最根本途径，则是悟解“缘起性空”理论及遵照佛法的各种修行方法潜心修行。

佛家站在远高于人的立场，总是超于人来说话，而归结到成佛。传统佛教讲出世，他们多以“远离尘俗”、“不问世事”相标榜。隋唐以后，中国佛教逐渐接纳了儒家的出世思想，把出世主义衍变成“亦出世亦入世”，即通过阐述“治心”与“治世”的相互关系，把出世与入世统一起来，这是佛教的一大进步。

佛教毕竟是外来文化，它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乃是中国佛教在逐渐追寻与儒学相同之处的过程。在中国佛教诸宗派中影响最大的禅宗，有人说它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禅宗学者以“心性本净”、“心性本觉”来阐明伦理自觉的基础，强调“即心即佛”、“明心见性”，认为道德修养是主体的内在本性开发，是自我意识的自觉活动，主张行善积德，认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因而其教化作用显而易见。天台宗的学说虽以“中道实相”为标识，但最后还是把实相归结于一念——心，认为“心是诸法之本，心即总也”。《大藏经》也主张佛性即是“觉心”，修行的关键在于能“反观心源”，“反观心性”。郭嵩焘为开福寺撰的一副对联也说：“华藏庄严并是众心感说。”这与孟子所说“尽真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十分相似。

由此可见，佛性觉醒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其一，原本清净的心，一旦受到贪、瞋、痴、慢、疑等不健康心态的污染，就如同受污染的水，使人无法客观、公正地看待他人、认识事物，造成各种烦恼与灾难的根源。其二，禅修如同净化污水的过程，通过对专注力的训练，助人静心思考，观察抉择，逐步去除心灵深处的“病毒”。其三，清净的心如同净水、明镜，使人能如实观照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客观公正地处理问题。这就是禅宗明心见性的本意。因觉醒而得以明心见性，看清本来面目，生活也就能够豁达自在了。

湖南历史上著名的学者都对佛性觉醒有深刻的认识，仅举王夫之、魏源、郭嵩焘、谭嗣同几例。

王夫之在《牧云常住记》中引用经文说：“发心究竟二不别，一瓣心香在”，“天人实式凭之，不俟此笔者之赘言也。”充分反映王夫之深谙佛教的“言语道断”，顿悟成佛之道。康熙二十年(1681)王夫之为先开和尚撰《相宗络索》，对法相宗思想及其体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包括：将禅宗“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的顿悟思想融入法相宗，提出法相宗的转识成智的顿悟“在人自悟”，以既不违法相宗根本宗旨，又融会贯通法相与禅宗，以不囿于一家之言的精神治法相唯识学，提出一刀斩断恶根、顿悟成佛是法相唯识学的“秘密法门”，倡导树立坚定志向，为成就一番德业而自强不息，从而使法相唯识学别开生面。

魏源晚年虔诚向佛，“专心净业”。他辑成《净土四经》，于咸丰八年（1858）刊刻行世。还自撰《净土四经总序》、《无量寿经会译序》等文，阐发佛学禅理。魏源的佛学思想集中体现为：潜心净土，普度众生。魏源潜心净土，相信通过修行可以使人摆脱现实的苦难，往生“净土乐园”。魏源在《观无量寿佛经叙》中指出：“见佛时则成佛时。知此则以弥陀之自性，念自性之弥陀；以净土之惟心，念惟心之净土。”其中的“自性弥陀”、“惟心净土”，正是西方净土的“往生之教”。

郭嵩焘肯定“轮回说”有劝善的积极作用。光绪四年（1878），郭嵩焘在与刘开生、曾国藩论佛理时，引用曾国藩的话说：“恶人以积恶而有沾滞，善人亦以积善而有沾滞。有沾滞，斯有因缘；有因缘，斯有造化；有造化，斯有色相。佛氏超出乎造化、色相之外，其视万化万生旋转于二气氤氲之中而不能脱离迹象，是以谓之轮回也。”他认为佛教之所以宣扬“轮回”，目的是警惕世人弃恶从善，不堕轮回的因果报应之中。在天人关系上，人不是受“命运”的摆布，也不是由什么神秘的力量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思想行为（善恶）决定的。郭嵩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肯定佛教轮回的社会教化功能的。郭嵩焘肯定佛教“自见本心”、“明心见性”的主体能动精神，强调它对于提升道德精神、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的积极意义。

谭嗣同更是一位觉醒者。据梁启超《谭嗣同传》载：谭嗣同“探华严性海之理，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往、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探相宗识浪之理，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自是益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阻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可见谭嗣同对佛学探究和领悟之深。他所著《仁学》一书即多引佛家语言，明显受佛学思想的影响。通过学佛，谭嗣同确有超人的勇猛和决心。他认为，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维新变法运动。在谭嗣同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极度腐朽如同一“大劫”，非要依靠一种超越寻常的力量来解这个“劫”不可，而佛教曰“威力”，曰“奋进”，曰“勇猛”，曰“大无畏”，曰“大雄”，因此，“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谭嗣同虽然过分扩大了精神、信仰的力量的作用，但他从佛学中吸取精神力量却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