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过往之熊佛西先生采访记

熊佛西先生采访记

严怪愚 

我期待这个日子的来到，已经有三年了。

记得国立戏剧学院开学的时候，我正在南京，我到薛家巷去拜访我不日所钦仰的戏剧巨匠熊佛西先生，传达说熊先生不在家，第三天晚上，我又来到扶轮日报访马彦祥先生，马先生说：熊先生已于前几天北上了。

我又有点惆怅，这惆怅漠漠地笼罩在我的心原上，一直到今天才揭开，才被轻的风吹散。

我见到熊先生了。

我早就知道熊先生已经来到长沙，只是那几天正在忙着开华中平民教育促进会第二届行政会议，不便去搅挠他，今天，到高农去看一个朋友，顺便又到平教会粟鄗先生处寒暄，我问粟先生，行政会议毕会没有？粟先生说：“毕会了，你要访熊佛西吧？”我说：“是的，但不知他有空闲否？”粟说：“待我去问问，”等一会，粟回来说：“他说还要你等一分钟，马上就来。”

我要用一种高度的快慰——或者说是幻想的心情把一分钟打发过去。

门一响，在门缝里显出一个精悍短小似乎还有点肥胖的人来，穿着一身青色长袍子，头发向右额掩覆着一个大大的伤疤。白色的眼镜里透出一双深黑浅白的眼睛，那眼睛里，蕴藏着无限的诚恳，无限的刚毅。那眼睛里，包括着我们的整个的时代，讽刺着全社会的虚伪，看着那一双眼睛，屡屡使我想及太阳未升起时东方天边上那几片游动的野云。要是我是个女人，单为了那一双眼睛，我便可以倾我的全生命去爱恋他，去欣赏他。

进来，后面还有王向辰先生陪伴着。王先生为我们彼此介绍后，才笑着说：“今天我可以听听记者同记者的雄谈了。”我才记起熊先生也曾作过报人来，并且还挺喜欢说话，心里方才如释了一种重负。

在寒暄中，我一边默默地整理着我所要问的问题。

我已经写过，对熊先生的观感，我愿意加上“钦仰”两个字。那也许是自己的意识没落，不过，对中国戏剧所走的途径，及现在所倡行的所谓国防戏剧，我有点怀疑，我认定中国过去的戏运已超过大众的需要。现在所推行的集体创作下的国防戏本，不但在技巧方面又一步步走向牛角尖里去，而且在意识上单只在暴露敌人的狰狞面貌，忘掉自己的训练，也是一种危险。——凡属一切向国民打吗啡针，灌兴奋剂的意识建设，我都认定是一种危险。熊先生的戏本似乎便在避免一种危险。这并不是故意捧场，举个最简单的例来说，熊先生的《一片爱国心》《青春的悲哀》《屠父》，不是纯站在客观方面描写种族的冲突，封建社会的罪恶，同乡村的破落吧？在技巧方面，已经是天衣无缝了，意识方面，何尝又不合现代的需要？何况那样的剧本，只要受了一点教育的人便可以看得懂。

中国的剧人已走到时代前面两千里了，他们还以为群众的意识正在追随着他们，他们的口号还是口口声声为群众效力。

曹禺的《雷雨》同《日出》是高等都市华人的剧本，用高等都市华人的眼光欣赏，各方面都好，然而他忘掉中国的荒原上还有百分之八十二以上的农民。

田汉的前期作品如《南归》，如《咖啡店之一夜》，如《苏州夜话》，如《获虎之夜》，满含着感伤情调，演来给学生们看，给流浪的年青人看，确实是再好没有的剧本，因为他能使人感到一种诗的快慰。然而那能帮助大众多少，实在是“令人摇头”的很。出狱后，不但在份量减少，就是在质量上似乎也比前期的东西斤两减轻了，这也许是田先生“跳火坑”后所得的教训吧？《洪水》是一个伟大的剧本，只是上演时靠灯光的帮助作用太大了，也不能给大众公演。《回春之曲》始终也不过是一首诗，一首感伤意味的诗，而且这首诗也没有他前期的诗那样完密了，与杨翰笙合作的《晚会》，何尝又不是一个都市剧本。

我对于近来各地剧社公演专门侧重在以东北为对象的剧本，表示快慰，同时也感到一点小小的浅薄。对于各地剧社的公演，专一找寻田汉的剧本，曹禺的剧本，集体创作的剧院本，外国译来的剧本，而忘掉一个为大众而正在朝着苦干，正在竭力为大众创作剧本的熊佛西，熊佛西的剧本却已搬到歌舞团里去表演了，颇有一点不平之感。于是我接着说：“熊先生不像王向辰先生一样也感到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记者吧？我已经说过一大堆话了，熊先生反而正襟危坐，来听我的话四瞎三。真是奇怪的事。我相信熊先生不会笑我浅薄的，因为我这里都是门外汉的门外话，特来求熊先生指正，我今天所要请教的问题可以归纳作三点说：请熊先生很公平、很客观地答复我，一、熊先生在定县作戏剧工作所得的效果？二、中国戏剧运动现在所走的途径是否有错误？三、要使戏剧大众化，对现代的舞台装置是否可以改良？——那便是说，中国已经产生的剧本，能否使他整天公演？”

熊先生笑了一笑，眼睛在我的脑海中游泳了一些时候，才轻轻地说：“你的意见可以说有一部分与我的相同，尤其在批评田汉先生那一点，我应当赞成，不过，你要先明白田先生是有天才的，有丰富的情感的。有天才有情感的作家在大部分都是对现实感到不满，所以他们的东西都是走向暴露社会的罪恶方面走，而缺少建设同教育意味。田先生的初期作品之所以动人，便是他天才的表现同时也是他思想同行动自由的表现，后期始终是中国一员不可厚非的戏剧巨匠。关于足下的问题，我想把次序颠倒一下，先说中国剧运应走的途径再说我在定县的工作现状，因为是这样，便等于先讲舆论然后再拿事实来证明，至于舞台装置的改进，我觉得问题还比较小。因为一个剧本的成功，纯正意识方面的训练是否成功为断。有了正确的意识，技巧方面的种种问题便容易解决。怎样才是正确的意识，当然很难说，不过我们都晓得艺术是时代同环境的反映，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便需要什么艺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剧本既然是艺术之一种，他的本身价值当然也要以适合时代同环境需要的高下为转移，中国现在进行到什么时代呢？中国的环境需要什么戏剧呢？这也是十人十云的问题，我们总觉得中国有两个社会层，同时也有两个时代环境，一个社会层是农村，一个社会层是都会，农村社会处在封建制度溃崩期，都会却已进展到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了。(这也很难说，因为全中国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这么简单，在各种社会中，实在还有许多特殊的现象。我们这里不过言其大概而已)可是两个社会层所感染到的同一苦厄，便是外面侵略力的加强，同封建势力回光反照。所以概括的话，我们所需要的剧本是反帝反封建同提高人民教育程度的剧本。现在一些人都在呐喊着国防戏剧，这当是挺合时代同环境需要的口号，所谓国防戏剧大概不外是 “救亡戏剧”，或者说是训导全国民意识武装的戏剧。所谓救亡，所谓全国民意识武装当然是中国要务之急，不过就中国近来所产生的国防剧本来看，我正与足下有同样感觉，觉得他们技巧方面有相当缺点，在意识方面也未免太偏重一面，而忘掉中国社会其他各方面。我也觉得他们是沙滩上的水，流得哗哗地响，只可惜不能载重。我们晓得戏剧是不能含有夸大性的，没有最现实最积极的内容，千万不要把剧作的题材故意夸大的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我并不是反对专门写东北的现象来噜硙国民的抗敌情绪的剧本，我的意识只不过是希望目前的国防剧作者先把自己的肝火洗涤一下，再深入东北，或者深入各种社会，对东北，对各种社会层更进一层了解把国防剧本的范围扩大，对于作品题材的处理方面应当有正确的把握。我从事剧运工作已经十四五年了，从前在大学校当教授，也可以说是囚在象牙之塔里拼命地写剧本，拼命地把自己搬上舞台，可是现在想起来，我才发现自己的幼稚，我才知道我过去所写的剧本是给大学生看的剧本。中国的大学生到底还太少，中国到底还是农工阶级居多的国家，我们唤醒大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情绪那力量，到底还太小，我们假使要把力量膨胀扩大加强起来，便离不了农工大众，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戏剧是大众的戏剧，是大众能够了解的戏剧。意识不要太潜伏，技巧不要太高深。同时我们的戏剧应当使农村都市同时并进。我在定县便担任农村剧运的工作。这是我自己的能力的一种试验，虽然曾有一个时期我的思想与创作经过相当的波动，可是到现在似乎得了一点小成功，至少可以说我没有失败。在定县的农人口中，熊佛西的名字，起码要比马连良在长沙打得响。他们很喜欢我，我喜欢他们，甚至于比喜欢我所教过的大学生还要胜过。我所写给他们看的剧本，都是他们日常生活最普通的一部分，在他们的最普通的生活历程上，我的剧本指示他应走的途径，他们到现在似乎已经知道如何生活方为合理，尤其是对于抗敌救亡情绪在他们中间特别浓厚。他们现在都不看旧剧，因为旧剧难懂，从去年起，我又仿着苏联剧运工作办法，到农村中去露天公演，观众在一个大坪里，演员也在一个大坪里，我们演员唱党歌，观众一定了要随着唱……我们的目的是要观众自己感到本身也是一个大剧场的演员，是要使他们到场里来受教育，来上课。而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农民自己也能够上台演戏了，并且还演的很好，足下假使到定县去，一定到处可以看见有农民在演话剧。我埋着头干，我相信我的理想是有出路的。最近我写了一本《话剧大众化问题》，现在付印中，出版了，我一定要寄一本给足下，我要把这问题就教于全国戏剧界，请大家来讨论怎样才可以使戏剧大众化，关于舞台装置，如灯光帮助剧情的发展，我认定可以废掉，或者是减少，其余布景总宜在简单中求切实。……说了一大堆闲话，足下也许疲倦了，总而言之，戏剧是推行国民教育训练国民意志武装最好的工具，过去中国戏剧不是徘徊在象牙之塔里，便是辣椒意味太浓。今后，我希望戏剧界同仁，都能把握住大众的情绪，作一点实际的工作，则中国戏剧前途正不可限量。

我并没有疲倦，我感到自己的精神似乎是愈加振作，我还需要谈话，需要对戏剧进一层了解。

于是我又提起中国几个剧团来批评——结论是中国几个剧团应当增演国防意识方面的剧本，并且应当深入农村，不应常在几个大都会里兜圈子。

接着佛先生问及长沙戏剧运动的情形，我把青春社、业余社、现代社详细介绍一遍，熊先生很希望与长沙剧运工作人见面谈谈话，只可惜他明天便要到衡山去，由衡山回来，马上又要回定县。

细雨蒙述中，我踏着薄暮归来。

（原载1937年1月20日长沙《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