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 湖南学者PK美国学者裴士锋

　　裴士锋，这个曾在长沙生活过两年的"美国人"，将湖南称之为他的第二故乡。

　　毫无疑问，他是热爱湖南的，甚至用几十万字的笔墨，试图证明清末民初的湖南人与其他省份的人"迥然有别"，几乎可以称之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并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湖南国"。

　　当然，作为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创造了"湖南民族主义"的概念，并引出先贤王夫之，认为近代湖南改革者都深受王夫之思想的影响，以至于他们首先效忠的是湖南，其次才是中国，因此戊戌维新、长沙革命、自治运动，首要目的都是为了"湖南独立"。 
　　虽然观点有待商榷，但他独具一格的研究视角，让人眼前一亮。那么，湖南的学者和专家怎么看？潇湘晨报专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王兴国、清史研究者谭伯牛，一起来聊聊《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清末民初"湖南独立"究竟独立于谁？

　　"湖南不是中国的缩影，就像中国不是亚洲的缩影一样。"

　　在裴士锋笔下，湖南就是湖南，是一个在湖南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地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许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当做首要效忠对象，帝国摆在第二位，甚至种种改革的目的让"湖南"独立于"中国"。

　　郭嵩焘上疏奏请王夫之从祀孔庙，"不是要让儒学挂帅的国家更好，而是要让湖南更好。"刘人熙所写社论《今后之湖南》，"实际隐含一个看法，即有两个国家，一是湖南，另一是湖南以外的中国。"毛泽东则更加旗帜鲜明地表明，"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以此种种，皆成为裴士锋证明"湖南独立"的论据。

　　然而，在王兴国和谭伯牛看来，此论点失之偏颇，此"独立"非彼"独立"。

　　"近代，湖南谈独立，并非独立于中国，而是独立于当时的中央政府，不再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谭伯牛说，"独立和自治，也并非湖南一省独有，而是各省皆有自治独立的需求，形成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这与湖南人的特性并无关系。"

　　"湖南自治的想法，从戊戌维新时期就已存在，到北洋军阀时期，表现得很明显。"王兴国说，"当时，湖南处于南北通道，军阀混战，多场战事在此发生，毛泽东在1920年发表了多篇文章，呼吁建立'湖南共和国'，但所谓独立，并不是说完全使中国变成多个国家，而是湖南的事我自己办，全国我管不了，但先把湖南的事办好。"

　　近代史学家汪荣祖早在2007年撰文驳斥称，"当时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有亡国的忧虑；在此情景下，有些湖南人呼吁独立，其心志是要救中国于既亡，而不是乘中国之危搞分裂。" 
　　汪荣祖说，"史实证明，'独立'是为了自保，或一时间反抗中央政府，并不是要永久分裂，各省并未各自为国，足见在当时历史场域内的'独立'概念，与作者的理解有区别。"

　　近代湖南人想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为什么湖南想要"独立""建国"，裴士锋将之归功于"湖南民族主义"。

　　只听说过"民族主义"或者"中国的民族主义"，"湖南民族主义"是什么？

　　裴士锋称，这是他独创的概念，简而言之，即"湖南人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群体，跟其他省份的人都迥然有异。"

　　他认定，许多湖南人的著作，均含蓄地表示，"把湖南人界定为有着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命运的一个'民族'，而非界定为一省。"

　　这种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应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汪荣祖对此颇感诧异，在裴士锋笔下，湖南籍的革命党人，包括黄兴、宋教仁在内，也都是为了湖南而革命，"然而若按照作者的逻辑，湖南人所组成的革命团体应叫'湘兴会'才对，何以称'华兴会'，要振兴中华呢？"

　　为了力证"湖南民族主义"，裴士锋势必要寻找湖南独特的文化认同，于是王夫之被"重新挖掘"，称聚集于日本的湖南学生猛烈地把王夫之据为己有，"把王夫之视为湖南民族主义之父。"

　　然而，"王夫之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汉族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夏夷之争，是反满，而不是反对湖南人之外的中国人，所以不能说是湖南民族主义。"王兴国说。

　　裴士锋引用杨度的名句，"若道中华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认定为这是杨度决定"先当湖南子弟，再当中国人"的明证，是湖南民族主义的表现。殊不知，"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湖南人会为中国战到最后一个人，恰恰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汪荣祖说。

　　认定湖南人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裴士锋称，湖南人有自己共同的先祖，有共同的历史命运。然而，谭伯牛说，"实际上，没有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湖南人都是杂交的，祖上大部分来自江西。" 
　　汪荣祖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固然有很强的地域或省籍观念，但不能等同分裂主义。"

　　湖南的现代性来自哪里？

　　反对戊戌变法的王先谦，却是湖南第一个办工厂的人，还征订《时务报》。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近代湖南的确人才辈出，湖南也成为一个极端保守与极端激进并存之地，这让裴士锋着迷，"这样的矛盾让人觉得吊诡。"

　　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并不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

　　对于19世纪末期的外国人来讲，湖南是作为全中国最排外的省份而著名。但在1897年，它又是现代学校和将中西思想融合的各种学会的起源地。

　　王兴国不否认近代湖南保守与现代并存，但并不赞同存在保守与激进的两股势力。

　　"反对戊戌变法的王先谦，却是湖南第一个办工厂的人，还征订《时务报》，设宴招待梁启超。"王兴国说，"你看，连一个人身上都有可能保守与现代并存。"

　　而湖南的现代性，王兴国认为，主要靠的是"走出去的湖南人"。

　　"魏源、曾国藩长期在江浙，江浙是办洋务运动最早的地方，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回来后，在湖南开办学堂，引入以科学和数学为基础的实学课程。"

　　与此同时，王兴国十分赞成裴士锋关于王夫之思想对现代性的贡献。裴士锋提出《礼记》的核心理念为"改变以因应环境，而非模仿，使郭嵩焘特别能接受西方的进步与发展观念。" 
　　除此之外，谭伯牛认为，湖南的现代性得力于湘军，回到湖南的湘军，带来了巨大财富，使湖南从一个穷省，陡然成为一个富省，"有了钱后，自然而然会办教育，教育文化水平就会提升，年轻人就会看到新的东西。这些东西依然是从沿海来的，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如何自发形成？"

　　近代湖南为何人才辈出？

　　考试制度更加公平，提高了"录取率"；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湖南人干实事；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提供了舞台。

　　曾国藩、郭嵩焘、毛泽东  这些走出去的湖南人，几乎成为中国绕不过去的人物。

　　他们又偏偏都集中在近代，鳞次栉比地登上中国的大舞台上，为何？

　　裴士锋提出了问题，但并未具体分析，王兴国给出了三条理由：考试制度更加公平，提高了"录取率"；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湖南人干实事；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提供了舞台。

　　自元代以后，湖南长期属于湖广行省，省会在武昌，科举考试中举人考试的地点也在武昌。"对于湖南士子而言，必须坐船经过洞庭湖不可，而洞庭湖风险浪大，特别是每年六七月乡试举行的时候，航行风险更大，许多士子常常错失乡试，甚至出现舟覆人溺的悲惨事件。"

　　直到雍正元年，皇帝终于下了一道谕旨，湖北、湖南分闱，士子们可以在湖南参加考试，参加乡试的士子成倍增加。

　　然而，考试机会增加，如若无深厚文化底蕴，依然出不了人才。王兴国认为关键在于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

　　在湖湘文化历史上，南宋时期出现的湖湘学派，以注重经世致用为特征，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文字狱"频发，"士子对时政噤若寒蝉，沉溺故纸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随着清代统治的危机加深，经世思潮，暗流涌动。"

　　当时间走到近代，风起云涌的时代，为具有经世意识的湖南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湘军崛起，曾国藩、左宗棠开办洋务运动，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首。"

　　潇湘晨报记者 赵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