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吹响抗战救亡号角

长沙晚报实习生 欧莫若   记者 任波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中，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亲眼目睹中国官兵端起步枪、挥舞着大刀，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本军队的炮火向前冲锋的壮烈情景。这位美国记者为这首中国救亡歌曲感动。这首鼓舞中国士兵英勇抵御外侮的《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而田汉就是地道长沙人——

　　一、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最初写在包香烟的锡纸上？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这曲慷慨激昂的旋律奏响，每一位中国人都会不由自主以庄严神圣之情自动肃立，这首原名《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最初诞生于1935年，它是一曲响亮的抗日救亡号角，唤醒和鼓舞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抗敌救亡。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词作创作经过，以往有一种说法：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已被关进国民党监狱，田汉的妻子林维中借探监之机带出田汉写作于烟盒锡纸上的歌词，并交给聂耳谱曲。

　　其实，《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本人，至少两次在报纸和杂志上撰文称：“这支歌曲，我原想写得稍长，歌词写好后，因（电影）摄制前，我即被捕入狱，就成为现在这样子”，“《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电影《风云儿女》中）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电影梗概的）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抄下来的。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

　　歌词创作者田汉坦承自己已记不清当初创作的情形，看来《义勇军进行曲》作词经过，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了。

　　不过，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上却载有夏衍同志谈《义勇军进行曲》一文，或许能给云遮雾罩的谜团来个拨云见日。

　　夏衍在1983年报纸中指出：有人误传《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连田汉本人也模糊了，其实田汉的《入狱》一诗才是写在这种衬纸上的。在田汉入狱前，田汉已经交给剧组《风云儿女》剧本梗概，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就写在梗概原稿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耽搁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

　　田汉是在1935年2月的一个晚上，送梅兰芳出国赴苏联演出后不久，在家中被捕的。此后夏衍继续完成了因田汉被捕而留下的《风云儿女》分镜头剧本的写作。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夏衍显然比其他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

　　夏衍还提及另外一件事：作曲家聂耳当时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马上来找夏衍，说：“听说田先生写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作曲吧。”

　　此前，田汉与聂耳已有数十次歌曲的成功合作，且聂耳最初是由田汉从湖南湘潭朋友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发现这个人才的。这一次聂耳要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态度极其坚决。夏衍先生便把谱曲工作交给了聂耳。“聂耳以惊人的热情与速度谱写了这首曲子”。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词曲创作的基本经过。

　　二、《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最洪亮的怒吼

　　1935年7月，电影《风云儿女》在全国放映，此时正逢田汉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狱。当他看到报纸横栏大黑体标题上写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字句时，感到特别兴奋。但阅读全文，田汉却得知“战友”聂耳在日本不幸溺亡的消息。

　　此前，外间曾纷传国民党反动派将逮捕爱国音乐人聂耳，聂耳遂决定离开上海，转道日本，前往苏联学习。但聂耳在日本千叶海边游泳却不幸溺亡。

　　闻此消息，田汉大恸，写诗一首：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如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随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与此同时，田汉也发现，《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与他的原作相比有所改变，“显然聂耳在作曲时替我加了工”。

　　比如，歌词第一段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第二段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聂耳把两段合成一节，保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然更加合理”。

　　田汉还认为，聂耳作曲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语句，这首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句子太长，很难驾驭，但聂耳处理起来，却极为自然有力。

　　田汉在内心十分感激聂耳的谱曲，认为他的曲子充溢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时，用简单有力的音节，最好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但是他的感谢已不可能再当面向聂耳表达了。《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聂耳短暂人生中的最后一件作品。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举行首映时，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申报》电影广告栏也写道：“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迅速传遍中国大地，且越来越响亮，竟成为抗战期间中国军民齐声发出的最洪亮怒吼。在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中，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亲眼目睹了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舞着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军的炮火向前冲锋的壮烈情景。

　　后来创作有《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名曲的歌词作者乔羽在1979年《人民音乐》上刊文说：“从我少年时代起，中国土地上便唱着田汉同志作词的歌曲……许多人唱着抗战救亡歌曲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消息通过电波传到湖南偏远的辰溪，驻扎辰溪的王耀武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官兵和湖南大学青年学生，更彻夜高唱抗战救亡歌曲。驻扎在湘西的军民，用《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欢乐之情、感激之意，他们反复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壮怀激烈的歌曲，希望冲破眼前一切难关，憧憬未来美好生活能化为现实。

　　三、《义勇军进行曲》唱遍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后成为新中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唱响全中国，在世界反西斯战场上，更插上一双翅膀飞舞着成为一支国际战歌，激励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马来亚一支华侨和其他各族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就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

　　早在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放映之时，《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救亡歌曲即经百代上海分公司灌制成唱片，传到东南亚，直至全世界。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序言。在当时的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中国教育家陶行知从欧洲回国经过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歌，引为奇异，此后陶行知在国内数次演讲中屡提此事。梁思成在美国讲学时，在街头听到有人骑着脚踏车吹口哨，吹的正是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却是一个美国十来岁的孩子。肖三在苏联莫斯科参加普希金诞生150周年活动时，有外国歌手用中国话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以上这些足以证明，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心是一样搏动的，这当然是田汉、聂耳以及中国新诗歌音乐界的光荣。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国歌、国都拟定小组。7月10日经政协常委会批准，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旗、国徽、国歌议案，到8月20日，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等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国歌。当时有另一种意见认为，因田汉歌词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预备只用《义勇军进行曲》为曲谱另外再制作新词。但张奚若认为，仍用原词更有历史意义，并举法国《马赛曲》为例。毛主席与周恩来副主席亦赞其说，谓“安不忘危”。因此，《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中国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之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进行大阅兵。

　　其时田汉的儿子田海男作为华北战车团代团长，他和东北战车团领导一起带领新中国的坦克受阅部队开过天安门，向新中国领导人致敬。当新中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时，田海男的泪水顿时模糊了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