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再冰

　　费姨：

　　你好不好，我和妈妈、爹爹都好，你怎么样，平安不平安，我很是想你。我们现在住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25号梁宅。我们现在预备去长沙，因清华大学也搬去了，还有好多我们的朋友都搬去了，所以我们也去，你说好不好。费爸爸也好么?再见。

　　——1937年9月19日，梁再冰致信费慰梅

　　1937年9月19日，时年8岁的梁再冰(林徽因长女)在天津给远在美国的费慰梅(林徽因密友)写信，告知他们将要前往长沙。

　　对于梁再冰来说，长沙是从未听过的一个陌生地名，而对于当时的战事来讲，越来越多的难民、商贾开始踏上了西迁路。长沙，这座湘江边的小城，被视为尚可安身的地方。林家也在1937年10月14日，到达长沙。

老长沙火车站位于芙蓉广场附近，在上世纪70年代搬到车站路的现址。

　　抵达：“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回到自己的后方(长沙)”

　　“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的玩。你知道你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1937年7月中旬，林徽因、梁思成在山西调查古建，得知“七七事变”后，经大同、太原辗转北平，给身在北戴河的女儿写信，对当前形势的判断还是很乐观的，“过几天如果事情完全平下来，我再来北戴河看你”。

　　战事比预想中要坏，半月后，北平沦陷，9月初，林家踏上了逃难路，“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长沙)。”

　　林家逃难的路线，据梁从诫(林徽因之子)回忆，是从北平坐火车先抵天津，将中国营造社的部分调查资料存入天津租界区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由渤海湾的塘沽坐海船，围着胶东半岛绕了好大一个弯，于9月28日抵达青岛。因战乱，平汉线北段不通，只得绕行，梁从诫还记得当时的海船叫“圣经号”。

　　“在去天津的火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我们竟然和他们挤在一节车厢里”，梁从诫后来回忆道，“爹爹闭着眼在那里假寐，我却极有兴趣地在那里观察日本兵手里的真枪，一个日本兵朝我笑笑，还招招手，我就挨了过去，他让我摸他手里的枪”。

　　除了日本人，裹夹在南迁路线上的是大量的难民、商贾与过路兵丁，那些衣衫褴褛、眼神暗淡的士兵不知是将上前线的还是已经吃了败仗。梁家在青岛上岸后，经胶济线至济南，一刻也没闲着，立即登车至徐州，走陇海线，终于转至南下武汉的火车。抵达长沙已是10月14日。

　　离开北平之前，林徽因已经检查出肺穿孔的隐患，梁思成也被诊断出脊椎软组织硬化症，医生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脊椎。“刚开始抗战，就穿上防弹背心了，”梁思成曾开玩笑地说。

　　从林徽因在长沙写给沈从文的信中可看到，他们夫妇前天夜里忙到凌晨三点半，早上6点就起床离开了北总布胡同。“我只觉得是硬由北总布胡同扯出来上车拉倒，东西全弃下都无所谓，最难过的是很多朋友都像是放下忍心地走掉”。

　　南迁的难民也异常多，火车站、轮船都挤满了人，林家一路面对太多人的离别，在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中，后来描述“在黑暗中，在车站铁棚子底下分别，很有种清凉味道，尤其是走的人没有车位，车上也没有灯，送的打着雨伞，天上落着很凄楚的雨……”

　　而后，这种战时的分别，裹夹着战事的溃败，一波接一波向林家袭来。

抗战期间，遭遇空袭的长沙城。

　　校场坪134号：林徽因学会了烧水洗衣铺床煮饭

　　“一到就发生住的问题，同时患腹泻，所以在极马虎中租到一个人家楼上的两间屋。就在火车站旁，火车可以说是从我窗下过去!”1937年10月初，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中提到的校场坪134号刘宅，据后来梁再冰回忆，是一所砖房，房东就住在楼下，后面有个狭窄阴暗的天井，这同他们在北平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丁香花的四合院相比，差别很大。

　　这所给林家提供了战时避难所的刘宅，目前已无可考，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说，大概的位置位于今芙蓉中路消防大厦一带，清末为小吴门外操练新兵的地方，所以名校场坪，民国初，又有炮兵，所以不远处有个炮队坪后街。

　　林徽因信中所提火车站，应为老长沙人说的“火车东站”，原址就在今芙蓉广场，1936年9月建成，为粤汉铁路长沙段停靠站。现今的长沙站是上世纪70年代，城市扩张过程中东迁至今车站路附近的。而且，林家进城时，长沙是无城的，粤汉铁路碾过的芙蓉中路以前就是浏阳门与小吴门之间的城墙。

　　初到长沙，给林徽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初冬的雨，已下了10天了，“象征着一切霉湿、凄怆、惶恐的生活，初到时的兴奋已变成习惯的悲感。”而且又“重新发热伤风一次”，日子清苦得无法设想。林徽因在这段时间，学会了洗衣、铺床、煮饭、烧水，而这些零碎的家事，在北平时都是家里的佣人做的。

　　据梁从诫回忆，林家在北平北总布胡同居住时，虽非京城极富贵人家，但也有2个保姆照顾其姐弟俩，2个厨师，一个专管书房的“听差”，和专送其姐弟俩上幼稚园与小学的“洋车夫”小王。而被困长沙后，可谓事事都要亲力亲为，自食其力。

　　当然，清苦的日子也会有阳光照进来。1937年11月10日，林徽因在写给沈从文的信尾说，“今天竟然天晴，并且有大蓝天、大白云，顶美丽的太阳光!我坐在一张破藤椅上，破藤椅放在小破廊子上，旁边晒着棉被和雨鞋，人也轻松了许多”。

　　这也许是难得的几日清爽，因为抵达长沙后，因水土不服，梁再冰与梁从诫也前后“烧过”几次，林母因舟车劳顿，已无法承担平日的家务，一家人在这初冬，稍寒的长沙晴日里，应该稍稍忘却故都的家吧。

　　周末沙龙：“一到晚上，你会遇到一些从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会的朋友在这儿那儿闲逛，我们仍旧一起聚餐”

　　林家抵达长沙刚安顿下来，林徽因给费慰梅写的信，还是有很多老朋友前后来到长沙的，且林家的周末沙龙，在北平时称为“太太的客厅”，也逐渐活跃起来，在那间“跑火车”、带天井的刘宅内，每周六的晚上，齐聚一批人，空间非常逼仄，而人的心情也随着前线的战事此消彼长。

　　林家抵达长沙后，许多北平的老朋友也先后来到长沙，他们大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1937年末已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也来了，包括同时迁来的金岳霖、张奚若一家等人。

　　梁再冰曾说到她的母亲，是个很能说的人，且缜密的思绪随交谈从不间断，“别人几乎都是听她在说”。所以，刚在长沙稳下脚的林家，立刻又成了朋友们聚会的中心。朋友们经常来这里讨论战局和国内形式，聊到晚上激动时，大家就齐声唱救亡歌曲，曾在清华担任过军乐团总指挥的梁思成作为歌咏队的指挥，唱到高亢处，不免以泪洗面，但信心还是有的，只是不断溃败的前线，给这种自信掺杂了太多焦躁感。

　　林徽因曾在给沈从文的信件中直言对前线军队的失望，又满怀哀愁“前几天我们过津浦线上的情形……雁门朔县宁武原平崞县忻县一带路，我们是熟极的，那一带的防御在卢变以后一星期中我们所知道的等于是‘鸡蛋’，老西儿(阎锡山)的军队更是软糯到万分，见不得风的……”。

　　沈从文当时在武昌，利用武大图书馆编写教科书，1937年的10月28日，为与朱自清、梁振声商讨编写教科书事，来长沙，与老朋友林徽因夫妇见面(此前已互通信)，并同张奚若、金岳霖等北方来的朋友同登“天心阁”。

　　林徽因信中称沈从文“二哥”，应该是很亲密的挚友了吧，而在那个年代，能够在作为后方的暂安之地——长沙见上一面，种种前事，也可以坐下来谈一晚了。

　　沈从文在给住在沅陵的大哥沈云麓的家信中，曾描述了自己在长沙的见闻“此间因联合大学在此成立，所以显得十分热闹，大有一番新气象”。

　　重聚是短暂的，2天后，沈从文离开了长沙返汉。

　　空袭：“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梁从诫)被炸飞了，又摔在地上，却没有受伤”

　　为了破坏沿海城市与内陆的联系，1937年11下旬，日本人首次对长沙进行了空袭，炸弹的主要目标是投放在位于浏阳门外的火车东站，而恰好，林家亦在此附近租住。最初日本飞机出现在长沙上空时，并未拉响防空警报，都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林家的刘宅几乎被直接命中，炸弹就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

　　巨大的气浪与震动，掀翻了那个有天井的两层砖房的天花板，随后两枚炸弹亦在附近炸开，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与震动，林家5口人踉跄着从楼梯奔下，“处于出奇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梁从诫)被炸飞了，又摔在地上，却没有受伤”。

　　在后来林徽因写给密友费慰梅的信件中，交代了那次空袭的一家5口死里逃生的详细细节。“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砸在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街上同时抱头鼠窜的行人，从未经历过轰炸的长沙城，此时人人自危，尤其是居住在小吴门、浏阳门外，靠近火车东站的群众，纷纷向周围的防空洞奔去。林家亦向平时聚会的临时大学(圣经学院)的地下防空洞跑去，而恰“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这最后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了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

　　此次空袭共造成68人死亡，炸倒房屋计21栋，林家的刘宅亦在内，“我们的东西都是从玻璃垃圾中掘出来的，现在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对于各自从这次空袭中捡回一条命，林家事后依然唏嘘不已，经历此次空袭之后，战争死亡带来的压迫感，笼罩着已不算安宁的后方——长沙，而半月后，林家决定西迁，经沅陵，去昆明。

　　至此，林家在长沙停留了短暂的55天。

　　撰文/钱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