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怪愚：怪笔慈悲画长沙

一、报界先驱名记者

近日翻阅陈玉堂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感觉确如其序中所说：“网罗人物之众，搜求史科之富，为同类著作中所仅见”。该书所收人物始于一八四零年，迄至当今，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且将其业绩限制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说实话，这本书给了我不少帮助。特别是在最近我写“长沙文化”一书期间。然而，也有遗憾，很大的遗憾。比如，我现在想查找“严怪愚”，居然就没有。怎么能没有呢？在新闻界的先辈中，我们是不应该忘记严怪愚的。于是，我再查范长江，范长江当然有；再查冯英子，冯英子当然也有。在冯英子的词条中有：“一九三八年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组织总干事。历任国际新闻记者，《邵阳力报》特派员，采访部主任、主笔。《桂林日报》采访部主任、总编辑，衡阳《正中日报》评论部长、吉安《前方日报》总编辑，《中国晨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冯英子说，他和严怪愚有着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不知有多少的日子同甘共苦，休戚相关。

一九三八年冯英子到长沙，刚到不久，就收到了一封范长江从徐州前线给他的信。信中告诉他，到长沙后可到《力报》去找严怪愚。这是冯英子第一次听到“严怪愚”这三个字。谁知从此，他和这三个字便成了“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关系。冯英子在邵阳《力报》作主笔兼采访主任时，严怪愚是该报的总编辑；在邵阳期间，《力报》曾被邵阳警备司令部查封，并以“言论荒谬、内部复杂”的罪名逮捕了三个人，一个是《力报》的总经理康德，另两个就是严怪愚和冯英子。后来他们两人出狱，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其时邵阳专区的专员兼警备司令叫岳森，曾经是蔡锷的部下，极有正义感，而且还是严怪愚的小同乡。当他得知严怪愚和冯英子被抓后，便同意《力报》派两个人去冒名顶替。报社同仁听到这个消息，居然争前恐后地报名前往，最后决定由晏鸣秋、潘乃光两人将严怪愚和冯英子换了出来。现在听起来简直像是虚构，但在那时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后来，冯英子应王造时先生之邀，拟去吉安《前方日报》担任总编辑，还未到任，在耒阳就被严怪愚拖住了。严怪愚要他别去江西，直接到衡阳去接办《正中日报》，而且，当天夜里严怪愚就乘火车到衡阳，和《正中日报》的社长谭常恺商量，并把该报的编辑部长李汉杰请到耒阳，将冯英子就这么“劫持”到了衡阳。

冯英子那次在《正中日报》并没呆多久，之后他还是到吉安的《前方日报》任总编辑去了。一九四三年秋天，严怪愚又设法让冯英子辞掉《前方日报》的职务，且“携妇将雏，跋山涉水”地又跟着他到了湖南的沅陵，继续办《力报》。这次，严怪愚是副社长，冯英子是总编辑。由于沅陵《力报》的董事长李宗理和社长朱德龄有很深的矛盾，严怪愚和冯英子又开始筹办一张全国性的大报《中国晨报》。一九四五年一月，《中国晨报》在晃县出版，李宗理任社长，严怪愚和冯英子任副社长，同时，冯英子还兼任总编辑。由此，便不难想象，冯英子和严怪愚“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关系了。

严怪愚是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去世的，享年七十三岁。据其子严农先生说：父亲去世后，国内外的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纪念文章，还有诗和挽联等。其中仅挽联他就收存了两百余幅。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收到时任邵阳市政协副主席严农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信中主要是感谢我所主持的《新创作》杂志刊发了陈浩望先生所写怀念他父亲的文章《最忆是长沙》，同时，还奉上了一本他父亲的书《严怪愚文集》。

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因此，这本书也就被搁置了起来。直到前不久，我在一家旧书店淘与长沙相关的资料，又发现了这本岳麓书社版的《严怪愚文集》，我一翻，真是太有价值了，这其中的“长沙”，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着的“长沙”吗？于是，我记起了严农先生曾经送我的那本书。我怕记忆有误，干脆，先买了再说。回家一看，和严农先生送我的那本一模一样。又重了一本，这在我，是常事。在这本书中，有一个附录部分，仅挽联就附录了七十多幅，其中有几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支笔，骂何健、骂白崇禧、骂蒋介石，横眉冷对千夫指；

十几年，办力报、办实践报、办大众报、俯首甘为孺子牛。

                                                   ——原《实践报》同志。

于报界是名士，于世俗是狂士，于革命是战士，嗟乎，时人莫错比严子；

对权贵不奉承，对俸禄不秉承，对工作却争承，已矣，宇内再难逢怪公！

——胡遐云、胡昭镕、吴辛、骆正南、易地、舒敞、许先正、罗余、李本初

把笔忆当年，揭何健，揭薛岳，揭蒋秃汪逆，报界是先驱，不愧人称名记者；

有功难受赏，写小说，写杂文，写童话故事，文坛多贡献，竟然身死没头衔。

——周汉平

笔秉春秋，文丧敌胆，当年中外名记者；

忠良易贬，功高难封，今日图书资料员。

——李鸣高

一九三五年秋，严怪愚从湖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毕业后就被康德招进《晚晚报》编学生版。一九三六年春，《晚晚报》被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何健查封，于是，他又和康德等一道筹办《力报》。这之后，他就一直在中国的新闻界纵横驰骋，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其中特别值得一记的大事有：

其一：关于鲁迅遗嘱的一场大论战。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后，严怪愚便在《力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文坛巨星殒落》的文章，文章引用了鲁迅先生刊登在《中流》杂志上的《死》一文中的七条遗嘱。并说“这老头子一生强倔，尖酸，到死的时候，还是这般强倔，尖酸。然而，我何解被他感动？便正是因了他的强倔、尖酸。中国目前的聪明人太多，强倔的傻子的确太少。”同年十一月，北洋军阀的大头目段祺瑞也一命归天了。段死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全国各报为之大捧特捧，这段祺瑞也有一遗嘱：“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巩固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

其时，省政府的《国民日报》总编罗心冰见了严怪愚的文章，便以“壶公”的笔名在“随便谈谈”的栏目中发表了一篇《鲁迅与段祺瑞遗嘱的评价》，该文一发，《力报》和《国民日报》之间便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笔战。

壶公说，鲁迅不过是一个生性倔强的前进作家，和在红旗下面呐喊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欣赏者而已。他不敢苟同鲁迅之死是中国的一大损失之说。他倒是特别惋惜段祺瑞之死，他认为段的一生功可补过，瑜足掩瑕，像中国这样的危疑震撼，风雨飘摇的局面，很希望有一个段这样的老成持重，公忠谋国的人出来，同负救亡图存。

严怪愚说，两个人的遗嘱他都喜欢。鲁迅的遗嘱，他喜欢其“硬”，喜欢它刻毒而近乎实在；段祺瑞的遗嘱，他喜欢其堂皇，口气足，文字排列整齐，令人读了，仿佛看了一场武侠影片。虽然事实上做不到，且近乎夸大和摆架子，但到底能给人一点“幻想”和安慰。但他说，他更爱鲁迅，因为鲁迅一生都没有做过“媚”的文章。

两人就这样一来一往，出招接招。在笔战的过程中，壶公歪招频出，破绽颇多，严怪愚则招招见血，且见血还要封喉，到头来自然是严怪愚大获全胜了。限于篇幅，我不能将这场笔战的经过作详细地陈述，但可这么说，这场笔战之后，严怪愚在长沙便成了名人，似乎是不用怀疑的了。

其二、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汪精卫到上海和敌人签订密约，其消息重庆方面早就知道，但因国民党政府严密控制，不让发表，因此范长江便将一份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材料交给了时在重庆的严怪愚。范当时对严说：“这是条震动世界的消息。在重庆，国民党反动当局封锁严密，一时尚不能公布。《力报》远在邵阳，天高皇帝远，可以冒点风险，抢先发表。纸是包不住火的，总有一天，事情会完全暴露出来！你有这份胆量吗？”严怪愚二话没说，接过材料便回到旅社，随即发加急电报给报社，同时还航寄了一篇《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的通讯。第二天，《力报》就在头版第一条全文刊载了“通讯”。这是全国第一篇揭露汪精卫降敌卖国的报道。消息刊出后，立即轰动了东南、西南各省。

其三、长沙“文夕大火”之后，严怪愚写了篇《火！火！火！》的杂文，将“长沙大火”的惨状尽情披露，并痛其当局对难民不予救济的冷酷心情，把责任大半归之于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张治中。该文发在《邵阳民报》上，正逢张治中到了邵阳。张治中见到这篇文章后，便到报社找严怪愚，并当面向严怪愚作检讨，并要严怪愚带他向三湘人民请罪。严怪愚一见张治中的诚恳和颓丧，便转弯说：“我只到长沙走了一趟，看到大火之后的惨状，便发了点牢骚，可能我不太了解真相，如有错，请主席原谅。”张治中抢着说：“不！不！你没错。新闻记者应该为人民说话，应该批评当局的错误。以后还请你继续批评，直截了当地批评，不要转弯抹角，不要吞吞吐吐。”严怪愚一篇杂文，能让张治中登门赔罪，这实在也算是非同小可了。

其四，据冯英子回忆：“听说怪愚在长沙解放前夕，他着实经历了一次艰危。因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桂系军阀在大大宣传他们广西的模范省时，怪愚在《力报》上写了一篇《春草遥看近却无》的通讯，揭露了模范省的虚伪，白崇禧大大不快。武汉解放后，白崇禧退到长沙，妄想挟持程潜，阻挠湖南的和平起义，看到很有些红色的《实践晚报》又想起了严怪愚的那笔老帐，于是叫人请严怪愚去谈谈，幸而严怪愚已转到邵阳，策动一支部队起义去了。”

其五：一九三八年春，台儿庄大捷后，严怪愚作为《力报》派往徐州的战地记者，写了不少颇有份量的战地通讯，如《外科医生刀上的血》、《池峰城将军会见记》、《劫后台儿庄巡礼》等等。

其六、其七，我得打住，我得控制。严怪愚作为报界先驱，作为名记者，他是当之无愧的。正如彭燕郊先生在其挽诗中所说：“你去了……/祖国大地留下/你那永不疲倦地追求真理的脚印/永远闪烁着/一颗纯真的心的光芒！”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特别说道的是，严怪愚的一支充满了慈悲的怪笔，曾为三十年代的长沙勾勒了不少的风俗画，也描绘了不少底层的社会众生相。且让我们随着严怪愚的笔，缓缓地走进长沙的街头巷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