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六报业忆旧

观察敏锐的《观察日报》

《观察日报》于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５日创刊，由北平（今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回来的几个大学生和长沙一些青年创办。他们先办《火线下》（３日刊）、《民族呼声》。后来感觉应当集中力量，扩大影响，于是改办日报。同年５月，中共湖南省工委在党内正式宣布它为省工委机关报。报社主要负责人有黎澍、杨隆誉（杨赓）、潘开茨、邓克生、于刚等。报社资金由中共党员邓克生和党外人士唐文燮两人捐助。唐担任社长。长沙“文夕大火”后，该报迁邵阳，原来邵阳中共地下党员办的《真报》并入，另出《真报》半月刊。由潘开茨代理社长。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７日，国民党借口登记手续不合，强迫该报停刊。前后共１５个月，中间因迁移社址等原因，曾有４次短期休刊。

《观察日报》是４开的小型报纸，每期约２万字，不登商业广告。第一版战讯和社论，第二版国内新闻和署名文章，第三版国际新闻和副刊《观察台》，第四版地方新闻和通俗副刊《老百姓》。《观察台》以杂文、文艺为主，每周三、四期，每期约３０００字，在长沙时先后由张光畴、王西彦主编。另出《阅读生活》、《青年阵地》、《经济讲座》等，以《阅读生活》持续最久，由谭丕模、曹伯韩、杨荣国、邓克生等撰稿，辅导读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迁邵阳后，《观察台》由张天翼主编，他付出巨大的精力处理来稿，热情培养初学写作者，并发表了长篇童话《帝国主义的故事》（后改名《金鸭帝国》）及短篇小说《把爸爸组织起来》。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２月中旬发表叶紫给张天翼的信，并呼吁社会各界援救这位困居穷乡贫病交加的革命作家。

《观察日报》立场鲜明，文字通俗。新闻经过精编，标题也较为生动。对长沙的救亡运动，特别是伤兵和难民工作，多有报道。它还刊登一些有关延安和新四军的通讯。长沙“文夕大火”前夕，曾连载周恩来过长沙时关于抗战形势的谈话。它与各县中共地下党组织、进步青年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写来的地方通讯反映了国民党的腐朽黑暗，批判了顽固派的种种谬论。在为前方将士募寒衣、征集慰问信和“义卖献金”等活动中，报纸的倡议，都得到读者的热情响应。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９月１日纪念“记者节”的社论，主张把报纸办成“读者的机关报”。

    徐州失守后，武汉危急，湖南也有沦为战场的危险。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７月下旬，《观察日报》刊载徐特立的文章《保卫湖南以及保卫武汉的基本问题》，提出全面动员农民群众准备应战，有计划地疏散城市人口等９条建议，恳切期望士绅、在乡军官、失业知识分子、青洪帮大哥，“做今日民族革命中的曾、左、彭、胡”。８月４日和２７日，又分别发表李仲融两篇文章《对于一个工作者被捕的意见》和《湖南文抗会之过去和现在》，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阻挠抗战工作的种种罪恶行径，悲愤地质问国民党：“此次抗战，决非如汉奸所宣传，为某些地方某些人的事，而是全民族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的事。难道救亡工作只有武汉好做，长沙就不许做吗？”

同年８月１４日，《国民日报》发表王次青的署名文章《从八一三周年纪念会讲起》，痛斥国民党顽固派这种包办群众运动的作法“比汉奸的罪恶还大”，并且警告说：“如果战争进入湖南省境，那长沙就会变作一座死城！”《观察日报》立即抓住这个题目，展开关于如何动员民众保卫大湖南的讨论，连续发表几篇社论和来稿，指出湖南“许多抗日救亡的书报横遭查禁，许多纯洁热情的青年横遭逮捕，许多积极工作的团体横被解散，人民所希望的是‘领导’，而所得到的是诬蔑、恫吓、拘捕、监禁、封闭、停止活动等等的答复”。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广泛动员民众，实现抗战救国纲领。一切违反这个原则的手段，都要加以改变。”社论鼓励湖南人民“勇敢地争取救国的权利”，同时警告国民党的党棍们，“这种操纵把持、隔绝群众的手段，只有使自己与群众隔得更远，使自己的政治生命走到牛角尖中”。

这次讨论曾引起张治中的重视，他在长沙“文夕大火”前夕成立一个“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动员委员会”，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包括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都聘为委员。新闻界的代表为湖南《大公报》总编辑朱石农、《观察日报》社长唐文燮。

湖南版《中央日报》

《中央日报》原在南京出版，抗日战争初期迁重庆，民国二十七年迁川途中曾在长沙出版。民国二十八年５月在邵阳出“湖南版”。始为４开小报。不久，原负责人因经费困难辞职，由段梦晖继任。段系黄埔六期学生，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曾在家乡城步参加农民运动，后在南京进入新闻界，曾因共产党嫌疑被捕。段主持《中央日报》湖南版以后，在地方集资、贷款，扩大篇幅，充实内容，打开了局面。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改名湖南《中央日报》，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湘桂战役中，辗转迁移，先后在武冈、安江出版。曾出“敌后航空版”（周刊），由美国空军向沦陷区散发。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迁回长沙，民国三十六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仍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段梦晖主持湖南《中央日报》，历时１０年。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于各地党报的控制方式，主要是每周必须刊登由国民党中央发来的几篇“党报社论”，其他多由社长自主。抗日战争时期，须受当地新闻检查所检查。抗日战争胜利后，事前的新闻检查取消，报社自主权就更多。段梦晖因此得以任用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报社任职，如总编辑李幻如、罗健吾，采访主任孟树德，副刊编辑先后有王郁天、华嘉、蒋牧良、张翅翔、邹今托等。

《中央日报》主要新闻和评论受国民党控制。如在皖南事变前后，曾发表反共言论。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５月湖南大学学生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潮中，该报记者在新闻中即歪曲事实，横加诬蔑，激起学生义愤，在该报门前高呼：“打倒《中央日报》”的口号。但在抗日战争期间，该报仍以宣传抗战为主。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报尽可能反映了湖南人民的疾苦，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民国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与中共湖南省工委接头，省工委派柳思到报社工作，负责联络。不久，该报受到国民党当局严重警告。６月，段氏被逮捕和免职，激起公愤，长沙各报于６月２１日停刊一天，改出联合特刊，向国民党中宣部严重抗议。８月初起，继续出版至８月１０日，由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接收。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中央日报》办得比较认真。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６月，曾刻制大幅欧战地图，随报附送。这在当时说了一些真话，甚至改头换面采用了一点新华社电讯。

    民国三十八年１月２３日，《中兴日报》与湖南《中央日报》、《国民日报》、《小春秋》联名发表５点主张，强调在湖南先行撤销一切和谈的障碍，如裁撤各种战时体制，停止征兵。民国三十八年６月２９日，白崇禧召集长沙新闻界负责人，以杀头相威胁。由甘复初致答词。他讲了两点：一、当初和谈是国民党中央提出来的，现在主战，也是国民党中央提出来的，新闻界当然是跟着转。但这个转变毕竟很突然，因此有时就跟不上，这一点要求“白长官”予以谅解。二、新闻界是为社会各方面说话的，而各方面的利害有时难免互相矛盾，这就使新闻界左右为难。如湖南久经战乱，民困甚深，今年又遭水灾，实在无力负担军费和军粮，报纸不能不为之呼吁，但军队要吃饭，报纸也不能不为之呼吁，等等。这一点也要求“白长官”予以谅解。总之，还是希望国民党中央拿出一个全面解决的有效办法来。白崇禧无可奈何，座谈会草草收场。

１９４５至１９４９年的《湖南日报》

《湖南日报》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５日创刊于安化桥头河，抗日战争胜利后迁长沙。社长先后为陈大榕、曾省斋，均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ＣＣ派。创刊词强调“对三民主义宪法多所阐扬”。但报社经费全靠印刷商汤继成维持，迁长沙后，汤即延戴哲明为总编辑，后由李幻如继任。编辑部有地下党员李龙牧、梁中夫等，逐步摆脱ＣＣ的影响，成为一张进步的报纸。民国三十五年的新闻界整肃运动，便是由《湖南日报》发起的。民国三十八年５月，面对特务的威胁，大义凛然，坚决反驳。对湖南和平解放起了促进作用。

《湖南日报》日出对开１张，一版为要闻、社论、编后杂谈；二版国内、国际新闻及专栏文章；三版地方新闻，包括文教、经济专栏；四版各地通讯，副刊《洞庭波》由汤炜主编，另有专刊如《学生版》、《荒地》等等。版面活泼，内容扎实。尤其《学生版》在进步学生中颇有影响。

《湖南日报》的社论由李幻如、李龙牧主持，颇能针对现实，抓住要害。湖南和平解放前夕，在中共地下新闻支部的指导下，发表了有关湖南和战问题的一系列社论，如１９４９年５月７日在《逃走不是办法》中说：“逃到台湾去吗?芽今日不是郑成功时的台湾。逃到香港去吗？寄托在外人势力之下，来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也不是好汉……逃走不是应变的办法，唯一的办法是不走。消极的，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守住自己的职业；积极的，大家团结一致，向自救的目标前进。”５月１４日在《从武汉说到湖南》中，分析了湖南形势，指出收编土匪武装不是可靠的“自救之道”，最切实际的，还是“由真正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