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六报业忆旧

长沙市商会机关报——《市民日报》

   《市民日报》创刊于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８月，日出对开２大张，为长沙市商会的机关报。社长为长沙商会领袖左学谦。初期反共甚力，连续发表《赤匪祸湘记》、《赤匪祸国记》等文章。以后态度逐渐改变，主张抗日，并对蒋介石、何键有所不满，常代表一般商民说话，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反对官吏军警敲诈勒索，有一些暴露黑暗的报道。如民国二十四年在南京印行的《何键祸湘卖国史料》第２册，全书９篇，前７篇关于勒派公债、加收田赋、滥征厘金和盐税、私卖矿砂等项，均取材于《市民日报》。该报副刊曾公然宣称，为了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不得不在“肉”字上用一点功夫。但是该报刊又常与一些文艺团体（如青春社）合作，出过几种文艺专刊，发表新文艺创作，介绍外国文学、木刻、世界语等，在复古空气浓厚的湖南实难能可贵。

   《市民日报》在以下几方面的言论和报道是值得注意的：

    一、主张坚决抗日。民国二十一年９月，该报在纪念“九一八”周年时，指责国民党政府“容忍一年，窘态毕现，对内徒言镇静，对外乞灵国联。所谓国联者，一国际帝国主义之分赃会议也。人间奇痛，宁有过于此哉?选”社论接着说，欲收复失地，首应唤起民众，发展国民生计，铲除封建势力，树立民主政治。“不然，虽有法西斯蒂之倡行，徒忽略中国经济之背景，倒行逆施，实自掘其坟墓。”该报还刊登南京特约通讯稿揭露：当日本侵略者宣布承认“满洲国”时，外交部长罗文干竟说：“今日实已无外交可言。对东三省，除希望日人暴戾作恶、多行不义而遭天谴外，有何办法收回?选”《市民日报》评论说：“堂堂一国外交部长，竟至沮丧若此，尚何可言?选”报纸为此遭受警告，编者又写了《再受警告以后》：“政府当局终与人民意志相左，以国家存亡大事仰乞于国联。此上自多数要人，下至三尺童子，期期以为不可而表示太息者。故前项遭受警告消息，本报以为足可代表大部分国人心理，虽非见之官电，亦冒昧采登。”

二、认为国民党“剿共”失败，甚至比“赤匪”更扰民。如《剿匪者可以借镜矣》一文（民国二十二年４月５日）说，记者遇一自“剿共”前线归来的胡姓军官，问道：“剿匪部队，自前两年以来，捷音不下数百通。皆曰‘缴械若干，毙匪无数’，何以匪至今尚存？”

《市民日报》于１９３８年停刊。

风行小报《晚晚报》

抗日战争前长沙风行小型报纸，《晚晚报》为其中的翘楚。它创刊于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４月，初为日刊，４开１张。民国二十一年起，因纸张紧张，各晚报均改３日刊，轮流出版。《晚晚报》由《市民日报》编辑康德、熊伯鹏、朱德龄和《大公报》副刊编辑田慧如４人发起。这张报纸虽不免登些反共的和黄色的东西，却以敢于讲话和消息灵通著称。它因主张坚决抗日，反对独裁政治，抗战前曾５次被罚停刊。总编辑康德一度被迫出走南京。民国二十五年１０月２７日，何键借口该报刊登黄色小说《梳霞小姐》，罚令永久停刊。民国二十七年一度复刊，为时甚暂。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４月再度复刊，成为一张进步报纸。

《晚晚报》主张坚决抗日，对蒋介石的讽刺也相当尖锐。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９月发表《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一文，愤怒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受到警告，理由是“易致外人轻蔑之嫌”。接着又受到停刊一月的处分。上海“一二八”抗战前夕，它又揭露国民党的妥协政策：“吴铁城劝上海爱国团体自动停止活动，以免日人动火，真个将上海占领。这样一来，中国之抗日运动，真正可以休矣。日人要以武力占领上海，要人先生就劝上海抗日团体自动停止活动。万一日人要占南京，要人先生不会要劝南京政府停止活动吗？”（民国二十一年１月２７日《抗日运动休矣》）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之后，《晚晚报》以《司马之心，路人皆知》为题，指出十九路军孤军作战，经４０余日之久，蒋介石却隔岸观火，原因是“十九路军之大挫强敌，声誉昭著。窃恐政治独裁，新陈代谢，于一己固大有不利也”。《冤屈了张汉卿》一文中指出，“在张学良不抵抗的背后，更有超于张氏一等之背景在”（民国二十一年４月１７日）。对于南京政府的镇压学生运动，《晚晚报》也提出警告：“中国目前是没有什么革命运动的，这不过是一部分青年学生为爱国热忱而激起的波浪。只要蒋主席决心北上，对日宣战，宁粤真正合作，这个波浪就会平静下来。如果政府始终是现在这样的态度，这种波浪也就有变成革命导火线的可能。”（《爱国运动激起的波浪》，民国二十年１２月１８日）

《晚晚报》对于湖南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常予揭露。当时湖南的国民党内分甲、乙两派，甲派即ＣＣ，乙派拥护何键。《晚晚报》依照甲、乙两字的形状，把它们叫做钻子派、皮刀派（二者都是皮匠使用的工具），并且指出这是由于“最高党部某氏兄弟，对于湘省党务，利用两派均等的磨擦，以为牵制……”（民国二十二年２月１８日）。甲派曾委派一批“通讯员”以监视乙派，不料其中竟有人在《晚晚报》公开（民国二十二年２月２１日《某委员之秘密信箱》）。这个黑幕揭开后，震动了湖南上层社会。甲派的头子、省党部委员朱浩怀不得不把“中央党部”的密令摆出来。于是《晚晚报》又登一条消息，说省党部指摘三十六年５月２２日湖南大学学生游行，与新闻界早有联系。《晚晚报》即组织各报进步记者，沿着游行路线，分段安排记者，“追踪接力采访”，游行结束不到１小时，即发稿完毕。当天用整个二版报道游行，一、四版还有评论配合。国民党军警刚刚把大街小巷贴的壁报、标语、传单撕毁，在万家灯火中，晚报出版，一时“看湖大反内战游行”、“看湖大喊出了老百姓的话”之叫卖声，充满街头，沿途民众纷纷抢买。

民国三十八年起，《晚晚报》言论更坚决，主张实现真和平，反对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备战。如１月１６日揭露中央银行湖南分行偷运黄金出境一事，标题是：“运去三万两黄金，失掉三千万人心。”１月２０日关于省议会消息的标题是：“中央政府不要湖南人，湖南人也不要中央了。”

在这段期间，《晚晚报》曾先后两次被罚停刊（民国三十七年２月底，民国三十八年５月），总编辑戴哲明一度被捕。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９日在被罚停刊时称：“我们要争取自由，我们要争取民 主，这世纪是人民的世纪……我们没有错，而且不承认错。”

长沙和平解放后，《晚晚报》继续出版。１９４９年９月１日与《实践报》合并，改名《大众晚报》，由中共长沙市委领导。１９５０年７月，改名《大众报》，成为湖南全省性农民报纸。

庄谐并作的《霹雳报》

《霹雳报》原名《霹雳晚刊》，创刊于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仅一年即停刊。据李抱一说：“新闻夹叙夹议，庄谐并作，而又能摘奸发伏，快人心意，为长沙各小报中之先锋。”现在只看到该刊的广告，说它“记的是当天所见闻的事，说的是大家要说而不敢说的话，在现今十几家堂堂皇皇的大报当中，本刊愿拿出短小精悍的能力，担负冲锋陷阵的责任。篇幅虽小，精力不弱。请看霹雳一声，可能惊醒多少的沉梦。”

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７月，该报复刊，改为日报，日出４开１张，由教育家宾步程主编。民国二十二年３月４日曾发表社论说：“今日党之威信，比之从前，已一落千丈。党员之举动，人民对之，久已敢怒而不敢言。”主张取消国民党的各级党部，节省经费，减轻民困。民国二十三年１１月２１日的社论《今日湘南人民》中，反对在追击红军时实行“坚壁清野”，以减轻湘南人民的痛苦，引起震动。长沙警备司令部特为此发表谈话，说什么“查坚壁清野，系奉委座（指蒋介石）行营电令遵行。虽我湘南民众灾劫之余，不遑苏息；然值此股匪离巢，正可乘机聚歼，不忍须臾之痛，必贻后顾之忧”。而“该报竟敢发为谬论，殊足淆惑听闻，妨害清剿”，因之，罚令该报停刊，对编辑人员判处罚金２００余元。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１０月，该报又曾主张为鲁迅举行国葬。民国二十七年被停刊。现湖南图书馆有少数存报。

独具特色的《湖南戏报》

《湖南戏报》，３日刊，８开小报，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创刊，民国二十七年１１月停刊。黄曾甫任社长，程和公为编辑长。当时长沙各种小报常刊载戏曲界动态，实以捧角和消闲为主，如选举“菊国总统”之类，且多侮辱艺人人格。民国二十四年，某小报竟站在警察局的立场，指艺人的反抗苛政为非法，激起公愤，被捣毁。《湖南戏报》与这些小报不同，虽未完全脱离低级趣味，但以改进湘剧、维护艺人权益为主。曾发表《中国戏曲之演变》、《湘剧的沿革》、《湘剧的掌故》等文，在戏曲音乐、服装、道具等方面，也有所探讨。还曾连载《梨园百怪录》、《票友现象录》、《女伶伤心史》等，抨击戏霸流氓，为受压迫受凌辱的女艺人鸣不平。民国二十五年，梅兰芳应邀来长沙演出，某些报纸曾横加攻击，《湖南戏报》则从艺术上肯定梅的成就，对于诬蔑不实之词，有所驳斥。民国二十六年秋，田汉回湘，号召长沙戏剧界组织起来，进行抗日宣传。《湖南戏报》起而响应，曾发表湘剧艺人罗裕廷改编的《新讨学钱》、《新骂毛延寿》等短剧和刘晓桑编的剧本《易水寒》等。

有力的《力报》

《力报》创刊于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５日，它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黄埔系的蒋肇周、雷锡龄、刘腴深等，分别担任董事、社长等职，编辑中最初也有他们的人。创刊初期，曾连续发表《唯力哲学》、《力的人生观》等，宣扬法西斯主义。另一部分则是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如总编辑康德、记者兼副刊编辑严怪愚、新闻编辑陈楚等。中共地下党员李仲融、刘乐场等即通过这些人，使《力报》逐渐发挥进步作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在初期的《力报》常同时出现。例如：一方面，它热烈为蒋介石祝寿，在西安事变中力主“讨伐”张、杨；另方面，它沉痛追悼鲁迅，甚至为此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但其进步倾向逐渐占了主导地位。

《力报》在创刊前曾派人到上海、南京参观学习，陈楚就是从南京《新民报》来的。因此，在新闻业务上颇有革新，如：新闻版面学习上海报纸，采用多行标题，并配发新闻人物的照片；自备收报机，收录中央社电讯（其他报纸使用收音机）；最先在湖南使用新五号字。

《力报》由长沙一家衍变为邵阳、桂林、衡阳、沅陵４家。抗战末期，衡阳《力报》又曾迁到贵阳出版。这些报纸，总方向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在风格上，有共同特色，还影响到其他报纸。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春，翦伯赞曾这样评价：“《力报》在今天，对于湖南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沅陵《力报》迁长沙，民国三十七年冬停刊。贵阳《力报》迁回衡阳，出至民国三十八年１０月。两报迁回后，较前均逊色。

长沙《力报》为对开日报，日出两大张。创刊初期，除版面新颖外，更以特写和副刊吸引读者。在抗战初期，更是旗帜鲜明。它的特点是：

一、特写。多由严怪愚执笔，首先注意以前记者们不去注意的社会底层。写妓女、吊台、人力车夫、拾破烂者、浴堂、咖啡店等等。同时也写文化教育和工商业。他写妓女，不是如黄色小报那样，把妓女当作玩物，以满足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是把妓女当作旧社会的牺牲者，写她们的屈辱和痛苦。他写岳麓山，不是单纯写那名胜古迹，而是着眼于社会的弱者在那里演出的自杀之类的悲剧。在他的笔下，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３０年代的长沙城的繁华而又破落的面貌，长沙下层社会的苦难，都跃然纸上。不久即扩充为“长沙版”，约占大半版，每周出刊两三次，从多方面反映了长沙的历史与现实，风土与人情。

《力报》还热心于当时进步的文化活动，如到湘公演的中国旅行剧团，长沙本地组织的现代剧社，也都作了热情的报道。再加上副刊的评论、座谈、特写等等，给长期被反共、复古所窒息的长沙城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

    二、副刊。以宣传新文学为主，由严怪愚主编。曾出过好几期“湖南女作家专辑”、“东北流亡作家专辑”。另有谢冰莹主编的《文学旬刊》、唐掞斋主编的《文艺生活》等。副刊中有些文章记述湖南的风土人情，颇有史料价值。如唐余园的散文《死了没埋和埋了没死》。“死了没埋”指资江流域的船夫，“埋了没死”指土煤窑的矿工，两者都极艰苦，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作者熟悉生活，娓娓谈来，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而《力报》副刊影响最大的是出过几期悼念鲁迅的特辑，并为此与官办的《国民日报》展开了一场论战。

鲁迅逝世时，《力报》即大量报道关于鲁迅逝世的消息，发表纪念鲁迅的文章，发起追悼鲁迅大全。这就把反动派激怒了，由《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出面，以《鲁迅、段祺瑞遗嘱的评价》为题，抓住鲁迅和段祺瑞的两篇遗嘱作文章。

鲁迅的遗嘱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掉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段祺瑞的遗嘱是：“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游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巩固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壶公就此大发议论，在１１月１１日的副刊上说：“鲁迅的遗嘱只可以给一部分人读，段祺瑞的遗嘱，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可以读，都应该读。”进而又说：鲁迅不过是一个生性倔强的前进作家，和在红旗下面呐喊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欣赏者而已。”而“段祺瑞的一生，功可补过，瑜足掩瑕。象中国现在这样危疑震憾、风雨飘摇的局面，我们很希望如段先生这样老成持重、公忠谋国的人，出来同负救亡图存。”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力报》迁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