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在起跑线上”的毛泽东 求学长沙如何后来居上

　　长沙是青年毛泽东求学奋进的最重要地点。在长沙的求学经历，让毛泽东崭露头角，并为以后毛泽东成为“还看今朝”的“风流人物”、革命领袖，进行了学识上和思想上的力量积蓄。

　　毛泽东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在外国留过学”。他十七岁还在东山学堂读小学，十八岁才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初中，二十岁时进入了“好学校”湖南第一师范，直到二十五岁才中专毕业。相对于当时的知识精英来说，毛泽东求学之初似乎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第一次退学

　　英文糟糕的毛泽东只得退出父亲希望他走的从商路

　 　1912年3月，民国成立已经有三个月了，世居韶山冲的毛顺生（即毛贻昌）十分高兴，他接到了儿子毛泽东从长沙寄来的信件。信中说，自己已被省城一所高 等商业学校录取。毛顺生知道做生意的好处，他很满意儿子终于走上了他所期望的道路。此前，他曾想把儿子送到湘潭的一家钱号去做生意，现在读商业学校了，岂 不更好。

　　但毛顺生没有高兴太久，一个月 后，儿子来信说，他已经从这所商业学校退学了。原因是“这所新学校中一大半课程，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 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只好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准备再报一所好学校。”

　 　毛泽东从商业学校退学，是在1912年4月间的事。前一年，因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随后长沙在全国第一个响应了武汉的革命，出于对革命的热 忱，18岁的毛泽东立马投笔从戎，参加新军，成为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半年后，早已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进入南北和谈，清帝退 位，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退出军队，决定继续求学。

　　民国刚刚创建，当年的长沙城，一派新气象。长沙各类报纸在头版广告栏中，满是各类学校招生的广告。1936年，毛泽东对前来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追忆他在长沙的那段青春岁月时说：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当时有很多学校正在兴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个警官学校 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有一点津贴。这个广告是动人的。它指 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这时，我一个朋友做了法科 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 官……”

　　现在翻读1912年三、四月间的长沙报纸，不难发现，毛泽东讲的确为事实。

　 　在1912年4月15日的《长沙日报》就出现有《民政司招考高等巡警学校本科学生牌示》的广告；制造肥皂的新闻出现在3月13日新闻栏内，说的是在长沙 接贵街老粮房正在创办一家专造油墨、胰油、漂白粉的小工场，至于毛泽东所称的法律学校当指1912年3月29日《长沙日报》广告栏中出现的湖南私立第一法 政学校。

　　毛泽东还告诉斯诺：“另一个朋友 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学校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 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 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 个月。”

　　根据当年报纸的广告来看，很显然，毛泽东首先报考的那家商业学校极可能是南云中等商业学校，他被录取了，后来又看到湖南甲种商业学校的招生广告，又去应考，又被录取。

　 　但毛泽东踏进湖南甲种商业学校学习，其实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他在长沙求学过程中的一大“冒险”，结果很快便打了“退堂鼓”。毛泽东当年就读的湖南甲种商 业学校，就设立在今天的芙蓉路经武门老湖南日报内，即广告中所称的“荷花池求忠书院旧址”，当年长沙这所公立商业学校，校长为日本高等商业学堂毕业的陈光 晋，延聘的有英美华侨戴子贤及朱某等任教。这两位华侨“从小生长于英美两国，饮食起居，与英美已成习惯。抵湘以后，各人携有厨役，专任烹饪”，自然他们的 教学全部用英文。可见当年长沙一些学校，程度之高，绝不亚于今天。毛泽东在这所程度“略高于中学”的商校中英语跟不上班，只好退学。因为该校举办优良，后 来又合并了因经费不足而关停的湖南高等商业学校，并迁址落星田。湖南大学成立，湖南甲种商业学校并入湖大之中。

　 　当年的湖南甲种商业学校，不失为一所好学校。但对于幼年失学、17岁时仍在湘乡东山学堂（该校为小学）就读的毛泽东并不合适。此前他只在东山学堂读了半 年书，该校校长、教师看到毛泽东年纪较大，成绩又好，都主张他去长沙考中学堂，继续深造。恰好该校贺岚岗老师即将任教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于是答应将毛泽 东引荐到这所学校读书。

　　毛泽东的同学萧三在上世纪40年代所著《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补述了当年毛泽东来长沙的一段插曲：毛泽东在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之前，从韶山步行到湘潭，“去考一个高等小学，那学校的校长说，他太高了，不收。”

　 　后来，毛泽东顺利考入了地处长沙城市中心一条在僻巷中的新安里湘乡驻省中学。这所中学由湘乡会馆出资兴办，直到2000年，长沙兴建五一市民广场，新安 里才被彻底拆除，其原址在今五一广场东北角新大新大楼前。但毛泽东在这所中学也只读了初中一个半学期，后来即投身于新军队伍中，等到民国成立，湘乡驻省中 学，却已宣告停办了。于是他就按照报纸广告的指引投考长沙的一些学校。

　　第二次退学

　　“一中”求学“吃不饱”的毛泽东选择到定王台图书馆自学

　　1912年4月15日的《长沙日报》头版广告栏中，刊载了《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招生广告》。

　　继从湖南甲种商业学校退学后，青年毛泽东在长沙的求学道路上进行了“第二次冒险”。斯诺整理的《毛泽东自传》记录了毛泽东在长沙又一次主动退学的求学经历：

　 　“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即后来的省立一中）。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 毕业的也很多，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的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我不喜欢第一 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计划，规定 第二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阅书，我十分的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 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里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湖南文史资料》中载有甘融回忆毛泽东就读一中的文章，但甘融对于毛泽东退学并没有说得太清楚，而《毛泽东自传》中所说的退学理由是“课程太少，规则繁 琐”也嫌含糊，实际上当年的广告却暗中透露了毛泽东“退学”的理由。即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仿德国学制”，“前四年，授普通学；后三年，文实分科，以为将 来入大学之准备。”毛泽东所报考的是普通班，入校相当于就读初中一年级，且初中要读四年。此时毛泽东已19岁，在该校初中毕业，即已23岁了；该校课程太 少，对毛泽东来说，显然“吃不饱”，这与他第一次退学的理由恰恰相反，青年毛泽东耗不起了，于是，他宁愿退学，到定王台省图书馆自学，显然毛泽东求学的欲 望在此时已越发强烈，他回忆自己在定王台自学的情形时说：“我就像一头牛闯进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 拼命大嚼大吃，嚼个不停。”求知心切的毛泽东，此时 显然已经十分“饥渴”，从“一中”初中部退学，成为必然。

　 　据甘融回忆以及长沙市一中校庆纪念册校友回忆可知，毛泽东就读的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当初租赁的房子在湘春路附近的民主后街处，后改人民织布厂，即当年一中 校友的说的：在省议会北。可见，当年毛泽东就读的省立高等中学位于今天民主后街的虹霓园及和平旅社、人民织布厂老宿舍一带。

　　而青年毛泽东就读的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几经变迁，今天已成为长沙市图书馆了。

　 　毛泽东向斯诺讲述称，“在（定王台省图书馆）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坤舆 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约翰·斯陶德·密尔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 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现在的研究者根据版本学，已经弄清楚这个书单 中除卢梭的著作外，其余各种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的译本。一些书名，写得不太准确，甚至是误记，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全译本，只到1920 年才由马君武翻译出版，实际上毛泽东向斯诺所谈的只是介绍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一本书，即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译为中文后改称《天 演论》）。

　　在长沙定王台自学的半年，毛泽 东大量阅读“西学”著作，这对于最开始“输在起跑线上”的毛泽东收获很大。但他的这种自学生活，不被父亲理解，父亲声称要断绝他的生活来源。兼之毛泽东所 住的湘乡会馆因退伍军人太多，时常发生打斗（湘乡会馆的打斗，甚至在1917年的长沙《大公报》上仍时常披露），毛泽东暂时无处可住，他思来想去觉得自己 未来的人生更适合教书，并且师范学校不收学膳费，于是毛泽东在1913年春天考入了位于北门兴汉门内荷花池的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后第四师范，并入了妙高峰 的第一师范。在五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涯中，毛泽东萌生过退学的念头，但因为一些良师益友最终留在一师学习，后来更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兼国文教师，与第一师范结 下共计7年之久的缘分。

　　一师求学

　　自学自修能力非凡的毛泽东

　　说自己的学问来自于质疑问难中

　　毛泽东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在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民国初年，在“教育救国”的热潮之中，湖南第一师范确实拥有一批继承王夫之、谭嗣同精神，学识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的好老师，如杨昌济、袁吉六、黎锦熙等 老师，毛泽东也因杨昌济等老师及自身主动求友，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新民学会最初的会员中，萧子升、陈昌、熊光楚等几乎都是杨昌济老师的学生，而 罗章龙等人则是贴出廿八画生征友启事征得之友。

　　进入第一师范就读的毛泽东，充分利用“一师”的好环境，专心扎好学问的基础，努力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在文明其头脑的同时，更加强对自身的锤炼，野蛮其体肤。

　　李锐在《早年毛泽东》一书中称：“1915年，毛泽东22岁时，常感伤自幼失学，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单靠学堂一天上几堂课是不行的，必须多结朋友，以求学业广博，报效国家。”

　　毛泽东既经常向老师提问，也常常向过往长沙的各路名流“问难”，如果知晓某地有某位名人一定主动去结交，比如他曾至板仓拜访杨昌济先生，得知住在40里外长沙县高桥的柳午亭留学日本，对体育颇有研究，便迫不及待，从板仓步行到高桥，向柳午亭学生求教。

　 　毛泽东在班级中因年纪颇大，在同班同学中与周世钊固然一直情笃，但他更愿意接近的却是高年级有见解的同学，比如萧子升就比毛泽东高二级，虽然在后来在对 斯诺的采访中颇为蔑视此人，但在读书期间却经常与萧子升互相辩论，现在能够看到的毛泽东与萧子升的信仍有12封之多。毛泽东曾在1915年7月给萧子升的 信中写道：“弟近来所见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尽舍谭（谈）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友朋间，互相辩论问难， 显然更利于思想的深入。毛泽东除重视自修外，喜欢组织学会、读书会即与此有关。

　　当然，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的自修和自学能力亦非常人可比。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就说：（毛泽东）有在任何环境内都能读书的习惯，他曾故意蹲在人们来往嘈杂的南门口看书，以锻炼自己闹中求静的功夫。

　 　毛泽东伏膺于良师的教诲，袁大胡子（袁吉六）曾嘲笑他写作时染有梁启超报人轻浮的笔法，建议他多读唐代韩愈之文。于是他来到长沙玉泉山买得一本宝庆版缺 了封面的《韩昌黎文集》，经过修补，并从一师图书室借出善本比勘，居然将这本宝庆本《韩昌黎文集》制成了善本，然后时常讽咏不已，在1936年毛泽东忍不 住称：“袁胡子帮了我，我现在仍能写出清通的古文。”   

　 　1915年4月5日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在日记中记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 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曾国 藩）、梁任公（梁启超）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亦趣味之履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