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一中开学第一课必讲青年毛泽东的故事

　　“一中”国文教师柳潜，一百年前就发现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

　　又到开学季，在清水塘畔的长沙市一中，照例组织高一、初一新同学参观校史陈列室，开始新生“入校第一课”。

　　长沙市一中赵雅茜校长认为，这是让后学者继承和弘扬学校优良传统的一种好方式。而新生们往往惊奇发现，青年毛泽东不但在湖南第一师范读过书，原来也是“一中”的校友。

　　其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在陕北访问毛泽东时，毛泽东就讲过，在辛亥革命长沙起义时，18岁的毛泽东参加新军，成为普通一员列兵，到1912年初民国创立，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过去，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于是退伍，决定继续读书，正好碰上新成立的“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即今天的“长沙市一中”）招生。

　　毛泽东说： “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

　　这里，毛泽东深情回忆“对我帮助很大的一个国文教员”，其中特地提到两件事，一是“对我发生兴趣”，即关心和喜爱青年毛泽东，二是“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该书汇编清代皇帝的谕旨和御批”，是一部宣传清王朝官方论点的史论集。

　　据毛泽东研究专家、湖南第一师范退休教师黄露生介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于1938年问世后，这位借书给毛泽东、让毛泽东离开“一中”24年后仍感念不已的“国文教员”，一段时期以来有人推测此人为“一中”首任校长符定一，或在“一中”任教，后为湖南大学的教授胡汝霖。

　　直到后来人们在“湖南省立一中”档案中，发现毛泽东存世最早文稿《商鞅徙木立信论》后，从文章批语中，人们这才发现字号为“涤庵”的“一中”国文教师柳潜。

　　在毛泽东413字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柳潜老师对毛泽东大加赞赏，除给毛泽东的作文破例记“100分”外，还写了共计141字的六条眉批和篇末总结。在第三段眉批中，柳潜写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也就是说100年前，“一中”刚创办时，“目光如炬”的国文教师柳潜就已发现19岁的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再进一步努力，“前途不可限量”，以他这位前清秀才对古今人物“所至”的了解，黄露生说，柳潜先生言外之意是，他认为毛泽东“再加功候”，当可超越古人和今人的高度。

　　黄露生著有《毛泽东尊师风范》一书，对毛泽东的老师颇有研究，他说：有人根据“一中”柳潜先生对毛泽东的批语，认为柳潜先生是对毛泽东未来成就的一位“杰出的预言家”，黄露生认为，这固然有道理，但又过于简单化。因为毛泽东自己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柳先生“对我帮助很大”，这充分说明，柳先生对毛泽东的诚挚鼓励和殷切希望，是通过毛泽东自己的“内因”而转化为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从而产生心理学上所说的“心理认同”的。正是老师对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发现，并加以正确鼓励和指导，老师的话产生了一定的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老师越高明，在学生心灵上产生的心理认同就越强烈，从而产生的导向作用越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名师出高徒”。柳先生的鼓励和指导，在毛泽东身上所产生的心理认同，充分说明了柳先生教书育人的影响力，这在今天仍发人深省。

　　上世纪60年代末，黄露生与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先生结成忘年交。周世钊曾对黄露生说，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曾邀请周世钊先生到北京中南海家中做客，毛主席曾特地询问“一中”的柳先生，并一再强调说：“柳先生对我帮助鼓励很大”，“是位教育家”，并请周世钊先生回湖南打听他这位阔别三十多年的先生，并代他进行问候，还说，如果柳先生不在人世，还请周先生打听柳先生的夫人及其后人，如有生活困难，先代他进行帮助。

　　在对1912年执教毛泽东国文的柳潜先生的研究中，黄露生后来发现了柳潜先生的生平：柳潜（1878-1930），字钧湄，号涤庵，湖南湘阴人，为前清秀才，学识渊博，精通古今文史，早年矢志教育，后因生活困顿，曾为人做幕僚，终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终年52岁。因其早逝，对早年毛泽东“有过很大帮助”的柳潜先生，曾长期不为世人所知。

　　毛泽东19岁所写文稿的仿真件，

　　作为一中的“镇校之宝”对今天的教育仍有启示意义

　　距今整整一百周年，写于1912年6月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是毛泽东一生“浩如烟海的文字中”现存的最早文稿。

　　这篇写于“一中”的现存最早文稿，现藏中央档案馆，长沙市一中档案馆所藏仅为仿真件。长沙市一中一直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当作本校的“镇校之宝”，除档案室保存有仿真件外，这篇文稿经放大，还刻录在该校会议室的石墙上。

　　“毛泽东写于‘一中’这一最早文稿，不但充分展现了19岁的毛泽东的文才和思想所达到的水平，在这篇文稿中，还保留有三种笔迹，它们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仍有重大启示意义。”“一中”赵雅茜校长称，毛泽东写于 1912年6月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所用稿纸，是学校的用笺，中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试验用纸”字样。这篇文章当是课堂习作，经两位老师批改，文稿上有三种笔迹。

　　第一种笔迹是毛泽东自己的笔迹，前面的字写得很端正，后面的字略显潦草，大概因为这是课堂习作，或命题作文，写到后面，时间可能有些紧。

　　第二种笔迹是柳潜（涤庵）老师留下的，柳潜先生对毛泽东的作文大加赞赏，在这篇总共413字的文章中，作了141字的批注，有眉批，着重号，尾批等。

　　赵校长认为第三种笔迹应是当年“一中”校长符定一先生留下的。大约柳潜先生认为毛泽东所作的这篇文章很好，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时任校长的符定一先生看。因此有了符定一所批的“传观”二字。在“涤庵”老师上面批字的人，显然要比涤庵老师的职位高。

　　符定一先生在民国时即有“硕学通儒”之称，为著名文字学家，因具“才、德、望”，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长沙市一中之所以在入校第一课必讲青年毛泽东的故事，必让新生参观校史馆，观看现存最早的这件创作于百年前的毛泽东手稿。一中赵校长认为，纵览传统，毛泽东在一中的求学经历，毛泽东现存最早文稿上所体现的立意，以及“一中”教师在文稿上的批语，至少能给我们今天的教育以三个方面的启示。

　　对于学生而言，毛泽东在“一中”就读时，即已展露他的远大志向，一百年前，毛泽东从秦代商鞅变法的历史故事中，看到当时中国的国情，并立志改变这种现状。毛泽东就读“一中”时，正当“一中”刚刚创立，其时它是湖南第一所全省公立学校，为示范性学校，它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国育才，培养社会中坚。毛泽东现存最早的这篇文稿，对今天求学的学生仍有激励作用，即青年学生在学校应当成为身心健全的学生，在社会要成为身心健全的公民，以具有服务社会国家之智能，要能公勇勤朴，具自学能力，经世致用，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今天的学生，应当像百年前的伟人在青年时代一样，能“关注世界形势，关注社会变革，关注生存环境，关注突发事件”。

　　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中留有“一中”老师柳潜的批语，这对今天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也有重大的启示，即今天的教师，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和积极思维方式，发现学生的长处，促进学生发展，激励和鼓励学生发展，在教学方法上，不强迫、不压迫学生。柳潜先生当年具有的“慧眼”，在今天能够发人深思：成绩优秀，固然能代表学生的能力，但并非今天成绩一般，应试能力不强，就一定不是人才。

　　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斯诺讲述说，他在一中读书时，一位国文教员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这说明柳先生除了课堂教学，作文批改指导学生外，还积极指导和提供课外自学阅读材料，可见当年“一中”教师柳先生鼓励学生“再加功候”的良苦用心。

　　它更给一所从事基础教育的中学以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的启示，即办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材。很显然，办学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要像当年“一中”的国文教员柳潜、“一中”校长符定一一样，为国家、社会发现人才。当前一些学校应试教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任何加班加点的快速打造，任何强迫施压的“疯狂学习”，都是与教育规律背道而驰的时髦风，不可取，不可学，教育是非功利性的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教育工作应当是非功利性的人世间光荣的职业。纵览毛泽东的这份文稿所展现的百年前的教育风貌，显然它可以在“攀比”、“效尤”的过度世俗化、过度功利化的应试教育中，让我们办学者头脑清醒。静下心来，重新打量一百年前毛泽东留下的手稿，以及百年前“一中”教师批语中展现的慧眼和爱心，显然能让我们从长沙教育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育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