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粮、油、盐、茶业老商号之湖南粮、油、盐、茶业概述

    四、湖南茶业

    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唐代长沙高桥就广种茶叶。湖南茶叶的贸易,有据可查的历史也在唐代(618——907)。唐杨晔《膳夫经手录》载有“潭州茶中益阳团茶、渠江薄片，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五代(907--960)马楚时期，茶叶为马楚政权的重要经济作物，茶商号“八床主人”将长沙及湖南茶叶销人中原腹地，年获利百万贯，形成长沙茶叶省外销售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宋代(960--1279)沿习唐贞元九年(793年)建立的“榷茶”制度，茶叶由政府专买专卖，在湖南实行按茶株纳税的政策。至嘉佑四年(1059年)，改为由茶商向政府纳税领取引票，持引至产地收购茶叶，运往北方销售。北宋政府以两湖茶叶在张家口与东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交易。元代(1279--1368)，在江洲(今江西九江)设榷茶都转运司，总收江淮荆湖福广的茶税，茶商必须在转运司纳税领引，持引购运茶叶。明代（1368——1644）初年，明太祖朱元璋轻茶税，税额均不及元代的十分之一，湖南茶叶销售数量增加，品种由团饼茶发展到烘青绿茶和黑毛茶等。长沙、岳州、常德等府茶叶行销北方各省。到明末清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边销茶，主要依靠在16世纪初就已开始生产的安化黑茶，每年约三万担。形成湖南茶省外销售第二高峰时期，长沙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一。

    清代（1644——1911）茶法沿袭明代旧制，茶叶由茶商自陕西领引纳税，带引赴湖南采购，每引正茶100斤，准带附茶14斤。咸丰五年（1855年）湖南设立厘金局，正税外加征茶叶厘金税，税赋在百货中最重。此税直至1930年方止。这一时期的茶叶贸易比明代还要发达，国内销售数量大幅度增加，形成湖南茶叶外销第三个高峰时期。品种增加了砖茶（包括茯砖、黑砖、青砖），茶卷（百两茶、千两茶），天尖、贡尖、生尖茶，红茶等。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陕甘回民抗清起义，前后长达十余年，西北地区茶运交通阻塞，东西柜茶商逃散，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商来华设厂大量加工砖茶运回本国销售。因此西北各省边销茶奇缺。

    清同治间平定回民起义后，陕甘总督左宗棠于1873年奏请另订边销茶章程，改为以票代引制度。复票40引，正附茶51.2担，并在原陕、甘、晋、以及回民茶商经营的兰州东、西柜之外，添设南柜，允许南方各省茶商经营，选派长沙朱昌琳为南柜总管。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在兰州发放引票，所发引票都由茶商特持赴长沙府安化等地采购黑毛茶，然后运陕西泾阳加工成茯砖茶销售西北边疆地区。朱昌琳在长沙太平街设有乾益升茶庄，在安化设有分庄收购茶叶，在新疆、青海、甘肃等省设有分庄，销售茶叶达60余年。“乾益升”还在长沙东乡麻林、高桥、金井等地设有规模可观的茶场，制成绿茶、红茶和砖茶，用一色朱漆木匣盛装，上盖“乾益升”牌记，成为享誉一时的名牌。今存安化永巨茶行的茶砖压模板上还可见到“永巨”字样。

    民国（1912——1949）初，湖南茶叶运销情况与晚清大致相同。至抗日战争爆发，茶路交通阻塞，引茶体积大，运输困难。1938年10至11月，武汉、岳阳先后沦陷，茶叶外贸又受重大影响，加上货币贬值，茶商经营艰难，致使湖南黑茶积压，边销砖茶供应紧张。为压缩体积，便于运输，1939年试压黑砖茶成功，1940年就地设立国营砖茶厂，产品除运销香港、前苏联外，全部运兰州转销西北各省。另有公私合营的华湘茶厂，以及安化茶叶公司制茶厂，湖南省农业改良所安化茶场（省营）等厂亦生产黑砖茶供应市场。抗战胜利后，晋、陕、甘及湖南茶商恢复和扩大黑砖茶，花卷茶，以及天尖、贡尖、生尖茶生产，并采购引茶至泾阳加工茯砖茶运销西北。在湖南采购、加工茶叶的茶商，每年有20多家，茶叶盛销时，全省茶号多达200多家。东西柜茶商在湖南设的茶号较多。

    从清末至民国，经营年限长，资金雄厚的茶号有长沙的乾益升、恒兴祥、徳日新、晋丰泰、春鑫，安化江南的魁泰通、天泰运、合盛西、裕兴福、合盛行，安化小淹镇的晋福隆、豫亨、吉盛昶，安化黄沙坪的永泰褔、民生、聚兴顺、天顺长、大涌钰和湘潭的兴和福等，其中就地设厂加工砖茶较多的有安泰、华安、天泰庆和两仪等茶厂。省城长沙城内的茶叶店则多设在坡子街和太平街一带，除乾益升外，著名者还有德裕茶庄、詹恒大茶叶号、段永春茶叶号、吴中和茶叶号等。

    湖南茶叶对外贸易的历史也相当悠久，肇始于唐代的丝绸之路贸易。现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大概始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3），以黑茶为主，运销内外蒙古，有一部分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由俄商购进运销俄国内。清雍正五年（1727年），沙俄女皇派使臣来华，协商通商，订立了《恰克图互市条约》，中俄贸易迁至恰克图进行。恰克图位于中俄边界(今蒙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与恰克图相对的外蒙一侧形成中国茶商聚集的茶叶买卖城，其中不少是湖南长沙、安化两地的茶商。贸易商品大多以中国的茶叶，换取俄国的皮毛。清乾隆年间（1736——1796），山西茶号三玉川、巨盛川在湖北蒲圻县（今赤壁市）羊楼洞设庄（成为今湖北赵李桥茶厂的前身）收购制造帽盒茶（即青砖茶的雏形）。羊楼洞的青砖茶与临近的湖南临湘县（今临湘市）羊楼司制造的青砖茶，因此统称“川字砖”、“洞砖”、“洞茶”。

    据《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前，有湖南青砖茶运往恰克图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销往俄国西伯利亚，这种贸易到道光四年(1824年)达到巅峰。创立于道光九年(1929年)的安化永泰褔茶号便主营这种贸易，其招牌由安化籍著名书法家黄自元题写，该茶号至今犹存，仍在产销千两茶、茯砖茶、黑砖茶、天尖、贡尖等黑茶。

    湖南茶叶外贸的另一条通道是销往南洋和欧美。嘉庆五年(1800年)前后，广东商人来到湖南郴县收购烘青毛茶，每年约430吨，运回广东清远茶厂与广东乐昌白毛茶同时精制装箱，再由广州运到南洋各地销售。直到20世纪初，爪哇（印尼）各华侨茶店仍主要销售湖南郴县绿茶。光绪年间，长沙有绿茶约120吨运至上海，由茶商再行加工与产于安徽休宁等地的屯绿拼配后售与美国洋行。

    鸦片战争后湖南始有红茶出口。为适应外商需要，扩大红茶出口，外省茶商纷纷派员来湖南茶区倡导生产红茶，设庄精制。江西茶商（赣商）于清道光年间来平江、邵阳示范；广东茶商（粤商）由湘潭至安化设点；晋商、鄂商等也接踵来到安化。随后不断传入邻近各产茶县。从此，湖南省增加了一大宗出口茶类——工夫红茶。统称“湖红”。这些成箱红茶主要运往广州，供应英商洋行出口。咸丰五年(1855年)，英国伦敦市场已有“湖红”名称。红茶绝大多数运集汉口售与英、美、俄、德等国洋行，只有少数粤商仍运广州，晋商运往恰克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茶业总公司对内地与口岸分工的规定，湖南茶叶对外贸易以组织货源调拨口岸出口为主。

 （本文录自《湖湘文库·湖南老商号》欧阳晓东、陈先枢编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