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纸张、笔墨业老商号之湖南纸张、笔墨业概述

    零售纸店多带手工作坊，主营纸制品和纸张。从批发号进货，门市零售，兼做成品批发，有的为机关团体做公文账簿，有的专做学校课本，有的经营寿屏对联、字画、高级信笺等，一般雇工二三十人不等，多系临时季节工和多带学徒。纸店员工，亦商亦工，作坊分印刷、裁切、糊裱等。店堂除零售外兼开捶、折橙、装订，不卖就做，人手不闲。学徒进店，先工后商，故纸业店员均有手艺。据1948年同业公会统计，共115户，其中48大户均附作坊，或有铅、石印机。余属小店。

    清代纸店少而业务小，称为“红纸铺”，零售为主。品种有奏本、考卷、红格纸、红书、红套、庚书、请帖、信纸（封）、老式账簿、笔、墨、砚池，还有玉书黄纸、金银箔纸、各色土腊光，以及贴门钱、门神画等迷信品。木刻雕板印刷，色暗粗糙。红色是苏木水，黄色是黄浆水，黑色是墨烟木炭水，蓝绿色是树叶水。手工制作，效率很低，操作者尽被沾染，面目受到影响，几不可识。1900年有乐中堂、华兴等店从日本进口四号铅字印刷机和三号石印机，从沪、汉雇技师检字排版，手摇机器印刷，两店年产值达百万银元。因而，各种机制纸、油墨、颜料不断输入。不久推广电动印刷机，促使纸业兴隆。各店纷起仿效，先后有师古斋、青莲室、缦云、文英阁、松岚、松雪、吟章、刘松华等数十家，遍及市区主要街巷。大型的湘鄂、湘省印刷厂，也于此时出现。

    纸店增多，竞争激烈。师古斋、青莲室、缦云、文英阁等店耗资兴修宽敞店堂，请名人写招牌，以字画、古玩、装饰而招徕。行人经过，伫立而观，文人雅士，多愿交往；加上精工制作，创出几种优质名牌产品。又热情交接文人书法家，待以制礼，订立笔单，给予实惠，使社会名流广为推介，增添不少主顾，名利双收。元顺长、松岚、大新、申昌庆等店则多做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生意，酒色拉拢，金银行贿，里外勾结，开标先泄底，交货打折扣，以少报多，用次充好。抗日战争时期，省政府、九战区等单位有关采购官员，大都被元顺长纸店买通，名种用纸，均为其包揽。由该店开出发票，送货验收、盖印、出纳付款、主管签字等，各个环节畅通无阻。每印制库券、田赋券、证券、选票、符号等大批业务，明曰开标，暗已有主，几家纸店联合，各显神通，勾通内线。

    长沙理问街（今蔡锷中路）的集义生纸店历史较久，民国元年开业，店主熊葆荣别具匠心，以营迷信用纸牟利，兼做小学课本文具，品全量足，货真价实，接待殷勤，博得信誉。特别是对远道而来的农村主顾，款待餐宿，不取费用。货单上柜，清点成件，代办托运，不出差错。经营40多年，店誉昭著，获利颇丰。

    走马楼天灯巷的周公益纸店经理系江西丰城人周麓生，以印刷账簿、课本为主，兼做门市，并承印晚报，雇工60多人，印刷质量较好，受工商企业及大、中学校欢迎。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转入长沙美术印刷厂。

    此外，尚有夫妻小店数十家，各带学徒一二人，木版印刷，主营小学生课本、文具及迷信纸制品，小本求利，有的仅能维持生计。

    纸业价格，名为公会议定，实际行情多出于批发大户，但纸价历来波动较少，故谓做纸业为“腊肉骨头，吃不饱，饿不瘦”。大品种叫大头货，利润较低，土纸及机纸中的报纸、有光纸、道林纸等利润一般为5%，色纸、文具等利润略高，约15%，冷门货利润更高一些。零售纸店利润主要来自加工，故纸店均搞手艺，精打细算，节约利废，降低成本。如创立名牌产品，则利润倍增。批发有赊销习惯，期口45天。到期付款，主顾到期只付一半，上搭下扯，年终结清，抹零少尾，还要再赊一笔。外埠带现钱的多，故对外埠顾客招待殷勤，酒席宴请，宁肯少赚，以求现款。批发店号年初搞“开张鸿发”，盛宴往来户，席间老板或管事出示货单，价格略高，乞求受理，各往来户均照单要货，给予照顾。

    纸店厨工各有四五人，实多系管仓员，身强力壮，业务懂行，对纸张性能、等级、产地、时价等了如指掌，分类堆码，整齐清楚，货物出进，手续严明，厨工送货，力资归己。

    由于纸张行业的发展带来了笔、墨、砚石等业的繁荣。清咸丰十年（1860年），省城笔业条规称：“我等笔业一行，虽为小道之观，实为大成之意，开设30余户。历分西南两帮。两帮店主共成一会名曰正业堂。”开始有詹彦文，接着有詹有乾、彭三和、桂禹声、花文奎、王贵和、任益顺笔庄，其中以位于南阳街的彭三和笔庄为最著名。该店毛笔做工精细，讲究信誉，清末民初已成为商界有名的大户，民国9年（1920年）彭三和毛笔参加马来西亚国际博览会获二等奖。彭三和的笔，詹彦文、詹有乾的墨主销西北、华北、东北及香港，其他笔墨店规模也较大，利润较厚，故营此业者增多。民国24年(1935)出版的《中国实业志》(湖南省)载：长沙纸店97家、砚池店5家、笔墨店40家，邵阳纸业49家，常德色纸业20家，衡阳粗纸店3家、皮纸行l4家、烧纸店5家、笔墨店6家，岳阳纸业5家、书笔业l0家，醴陵书纸业13家、纸业12家，洪江纸张行号6家。至民国26年（1937年）长沙笔墨店达50余家，其中较大的还有彭国兰兄弟二人在八角亭开的“湖南制笔公司”。其他砚石业、书业、账簿业、印刷业当时都属文化用品，但未形成统一的文化用品行业。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长沙政府机关、团体、学校、工商大户逃难他乡，文化用品市场随之萧条。民国27年（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全城一片废墟。绝大多数商店倒闭，少数小商户，在废墟上搭门板、摆地摊小本经营，文化用品商店仅有南熏阜、湘记纸店。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先后有经营文化用品的大、中、小商店150户开业。民国35年(1946年）以后，受内战影响，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加之苛捐杂税繁重，使刚刚恢复的文化用品业又发生困难。纸业因洋纸不能入口，营业减少，当时经营土纸的寿记、福记、文友、文记、大昌、裕农、和记、义隆、新生、成记等店号营业尚可。据民国37年(1948年）同业公会调查，长沙文化用品零售店有115家，其中带铅石印机作坊的有48户。1949年初，纸业经营更加困难，据当年6月纸业同业公会致市商会的报告称：“入春以来，营业衰落，交易停顿，存货比值不及成本的1/3，报请停业的已有40多家，其余亦势将崩溃。”

    1949年8月，长沙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扶植政策，使文化用品市场得以迅速恢复。据1950年工商局调查统计，长沙文化用品行业拥有各类大小店铺537户，从业人员1994人，其中批发商44户、384人，批零兼营商29户、157人，零售商104户、402人。钢笔兼修理商76户175人，个体小商小贩284户、876人。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国营商业占领了市场阵地，私营商业萎缩。据1952年4月调查。当时长沙经营文化用品的私商，要求歇业和已歇业的就有62家，全年市场文化用品批发销售263.63万元，其中国营商业129.37万元，占49.07％，私营商业134.26万元，占50.93％。市场零售153.96万元，其中国营商业49.62万元，占32.2％，合作商业12.54万元，占8.1％，私营商业91.82万元，占59.7％。1954年，通过对私改造后，私营商业发生很大变化，经营户数减少，销售下降。坐商减少到281户、1180人，其中部分私商转为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为国营商业代销。1955年7月，国营长沙文化用品采购供应站和长沙市文化用品公司相继成立，对长沙市文化用品经营实行统一归口管理，划归市公司管理的私营商业有86户。1956年，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本文录自《湖湘文库·湖南老商号》欧阳晓东、陈先枢编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名城长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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