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社会世像风俗之婚姻风俗

旧式婚姻风俗

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旧时长沙汉族的基本婚姻礼制与中原地区无很大差异，例如都要遵循“六礼”。相传西周时期周公制礼时，制定了婚姻成立的条件，即所谓“六礼”，为婚姻成立的六项内容或6个程序。清代长沙也遵这一程序：一为“纳彩”，即男方向女方送彩礼求婚；二为“问名”，即男方媒人问女方的名字、生辰，然后到宗庙里占卜吉凶，结果为吉的才能进行下一步，凶的则到此为止；三为“纳吉”，也叫“合婚”，又称“文定”，即请阴阳先生推算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看相克与否，如占卜推算得到吉兆后便定下婚姻；四为“纳征”，“征”有“成”之意，又称“纳币”，男方派人送聘礼到女方家，聘礼的多少及物品名称多取吉祥如意，数目取双忌单，寓示好事成双；五为“请期”，即请女方确定结婚日期，俗称“送日子”，旧时由阴阳先生推算良辰吉日；六为“亲迎”，婚礼之日，男方必须亲自去女方迎接，然后男方先回，在门外迎候。在每一个程序中，男方都要送去一只大雁，因雁为候鸟，俗谓其守时诚信，忠贞不贰。原来为公卿送羊羔，大夫送大雁，士送雉(野鸡)，后来都统一为大雁，均取其象征意义。这种婚俗礼仪是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包办婚姻基础之上的。由于六礼的婚姻程序非常繁杂，一般百姓均无时间及财力承担，哪怕在旧时，也只有官员贵族才严格遵守；但民间也以此为参照，将一些程序合并简化，演绎成俗。清代还有同姓不婚的风俗，以避免近亲成婚。

民国时期，婚俗有所改变，但仍有较浓厚的封建色彩，多为父母包办婚姻。婚姻经过对象选择，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过草庚”，而后正式“过红庚”，即交换男女庚帖，谓之“文定”，实际上是一份买卖婚姻的文书。庚帖一红一绿，男用红色，女用绿色，均由男家准备，并在两份庚书上填好男方的生庚八字，用红绸子包好，放在礼盒内，和订婚礼物一起由媒人送到女家去。女家在两份庚书上补填上女方的生庚八字，留下红庚帖，另换一块红绸子把绿庚帖包好放在礼盒里，同礼物一起由媒人带回男家去，置于堂屋神龛上的香炉或罄下，叫“压庚”。如七日内家中没有发现不吉利的事，就认为女方没有“刑克”，再请算命先生推算男女双方的生庚，叫“合八字”。如没有“相冲相克”，则择定吉日通知女方举行定婚仪式，叫“回双庚”。男方要备首饰、衣服、鱼、肉，由媒人送交女方，女方回赠衣服、鞋帽等物，叫“下定”。婚事就这样订定了。

订婚礼物随家当的大小而定，富裕之家，男家有专送“新娘”的金银首饰衣料等件；有送“亲家大人”的三牲果点及礼金等件。女家回送的有给“女婿”的衣帽鞋袜等件；如果“女婿”是读书的，还有笔墨和印着“状元及第”的红色文章格子之类。

订婚之后，如果3年5年不结婚，逢年过节，男家得向女家送节礼，有挑两担的，有挑一担的，也有掮个包袱或篮子的。端节送粽子，年节送糍粑，另有鸡、鱼、肉及糖果等类。无论贫富，节礼都得雇人送去。未婚女婿不去妻家。

结婚前男家择定喜日，备礼通知女家，叫做“送日子”，其实是送新娘的首饰衣料等件。女家开具礼单，共有“窝脯”多少份，其中三牲者(鸡、鱼、肉)多少份，两牲者(鸡、肉)多少份，一牲者(肉)多少份，各送与准。男家迎亲，得按礼单准备“窝脯”，用抬杆抬着。每份窝脯，还得配一份折叠式的拜帖，谓之“书纸”。书纸写得不合款式，女家可以拒绝出亲。除窝脯之外，还有大批礼物。上等之家，送活猪活羊各一头，鸡、鹅、鱼若干，粳米2担，糯米2担，糍粑2 担或4担。这些是办“离娘酒”用的。另有一笔现金，谓之“押书礼”，用银洋时代，有80元、100元、200元、400元不等。

旧式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男选女，重品德和容貌；女选男，重产业、人品，俗称“会选选儿郎，不会选选田庄”。女方婚嫁年龄多为16—20岁，超过20岁而未许配夫婿的姑娘俗称“老女”，虽貌美才高也只能降格随便嫁人；过了25岁的姑娘即很难出嫁，谓生小孩困难，男方亦不敢娶取。

谚云“养女十八岁，粮米三十六石”，不是一头猪、几石米可以交换的。民谚说：“上等之家，赔钱嫁女；中等之家，将钱嫁女；下等人家，卖儿卖女。”这是从嫁妆的丰薄上说的。上等之家除全套家具、四季衣服、金银首饰、床帐被褥之外，还有陪嫁田、陪嫁丫头。

民国初，特别是“五四”以后，城市青年开始自由恋爱，自觅介绍人。举办婚礼时，有主婚人、证婚人致辞，介绍人讲话，新婚夫妇互行鞠躬礼，交换戒指等，而废拜堂旧习。农村则由媒人引男青年到女家相亲，叫看亲。姑娘可向男客献茶，一改过去在揭盖头时才能见面的习俗。

 （本文录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长沙传统风俗大观》陈泽珲主编、陈先枢编著，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