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衣食住行医风俗之衣饰风俗

冠戴风俗

古代帽的品种繁多，大致有忠靖冠(乌纱帽)、方巾(儒巾)、盔、大帽(草帽)、缠头(包头)等。

清代，长沙男性多戴瓜皮帽、碗帽，或用长布巾裹头。“瓜皮帽”，雅称“六合一统帽”，以六块料面拼制，故称 。其面料多青绒、青缎，帽沿有宽边，帽顶饰以红、蓝宝石球，形似瓜蒂，又称“瓜蒂帽”。小孩戴和尚帽、风帽，帽檐上方绣花，也有的饰以银质寿星像、银质福寿字样或金属生肖形象，意示吉祥，长命富贵。女子戴两页包头帽，称  “折子”或包头巾(绉纱巾、青布巾)。留巴巴头的要在发髻七饰头簪(金、银、玉顷)、绒花(乡下叫毛虫花)，新娘则戴珠饰凤冠。

光绪初年，一王姓商人在省城青石桥(今解放西路)开了家爵禄斋帽店。当时省城各帽店只知制造旧式男女缎帽，不知改良办法。而该店主王胖子为扩展市场专往北京调查北京一切时新帽子，并带各种式样回湘仿造，改修门面，扩张营业。当时浙江人庄赓良任湖南粮道(后迁湖南布使，1910年发生抢米风潮，被革职)，他最爱京式装束，省城各店均无京式官帽，惟爵禄斋有之，庄赓良遂向爵禄斋定购各种帽品，在官场中极力提倡。湘省各官僚从前购买官帽须往北京，而爵禄斋仿造后，托买者皆就近在爵禄斋定买。一唱百和，长沙绅商各界均趋之若鹜。不数年，该店大获利益。爵禄斋的帽子因而被誉为“桥上十子”之一。

民国时期，男性剃光头、蓄平头、陆军头、西式头(分头)的都有。30年代，便帽盛行博士帽、巴拿马帽和拿破仑帽。博士帽与长袍马褂配套，俗称“礼帽”。巴拿马帽原系巴拿马草编制而成，类似现在工人用藤制的工作帽。拿破仑帽形似渡船，用硬壳纸型作内衬，帽内有架空圆圈用以通风透气，外似笨拙，实质轻巧，多为夏季绅士用帽子。贫家子弟戴手工编织的尖顶纱帽，帽顶缀纱球，俗称“冲天炮”。

妇女留短发叫 “瓢把鸡婆”，饰发夹、头带，头箍。民国中期，妇女蓄长发、结单、双辫。富家女性，也有烫发、擦头油、涂口红、染指甲、抹胭脂水粉的。年轻妇女无戴帽习惯，有的冬季在头上罩一块丝绸方巾或戴一顶小博士帽。劳动妇女用花毛巾缠头。中年妇女用青绉纱巾缠头，老年妇女戴青色护耳缎帽。老年妇女戴玉手镯，有钱人戴金、银戒指、金耳环、金项链，戴青色护耳缎帽，俗 称 蛤蜊帽。帽似两块河蚌而略长，系于前额及两鬓，帽前额中心饰玉石或珍珠。有的老妇用青皱纱缠头。

长沙四乡农民热天戴宽檐草帽，扮禾时戴竹编棕叶尖顶帽，俗称“禾笠”、“蓼笠壳”，轻巧透风，妇孺皆宜。此帽源出滨湖，又叫“湖斗笠”。青壮年冬季用青布白布缠于额头，布尾拖垂后颈及两耳，用以防风，俗称“包头”(缠头)。老人和小孩冬天戴冲天炮帽，冰冻时戴绒毡帽，帽形如钟，仅露出脸部。

20世纪50年代后，男女留短发，戴军便帽的较多，夏天戴遮阳帽，农民多戴草帽、斗笠，冬戴棉帽，女戴无檐单帽、围头巾。一   时  流行军便帽和八角形干部帽，以灰、蓝、草绿色为主。冬季棉帽有护耳罩。“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戴草绿色军便帽。

汉族民间服饰的历史记忆大多保留在婴幼儿和儿童的衣着，尤其是在帽子上。例如，长沙民间流行一种“狗头帽”，即在帽子的两边饰有狗耳，帽子的前沿钉有“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等字样的银饰，或用五彩丝线绣上类似吉祥字样，帽后还吊着响铃。此帽男女婴儿均可戴。俗信以为戴上这种帽子可以像狗儿一样“贱”。在民间，“贱”有一种特殊涵义，表示哪怕在最低贱艰辛的环境里都不容易夭折，从而健康成长，灵活敏捷。这是一种特殊的俗信祈福方式，如同后面还要谈到的将儿童拜寄给树木、山石为干儿女一样。类似的帽子还有“虎头帽”，是一种用彩色丝线在帽子上绣出老虎眼眶、睫毛、虎鼻、虎嘴、“王字”，并在额头左右缝上两只虎耳的虎形婴儿帽。俗信以为虎为百兽之王，婴儿戴上虎头帽，可以辟百邪、利生长。末端吊有银铃、方印等具有辟邪寄寓之装饰物，上镌“长命百岁”、“泰山石敢当”等字样。小孩活动时，铃铛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

入学儿童戴学生帽，帽形与20世纪六七年代解放军帽相似。

 （本文录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长沙传统风俗大观》陈泽珲主编、陈先枢编著，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