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百业生产风俗之运输业风俗

码头津渡风俗

1.码头

明洪武年间(1368¬—1398)，长沙府修缮沿江城墙，修复西城四门；沿湘江新辟码头7座，即驿码头、草码头、义码头、通货码头、德润码头、鱼码头和木码头。

清光绪末年长沙有水运码头28个，1949年长沙港口码头增至81个。码头工人最多时达1万余人。

码头搬运工在民国时期称挑箩，俗称“箩脚子”，是一个固定职业。在码头当一名搬运工，行家称“一个箩位”，箩位可以由儿孙接班。因此，要获得一个箩位并不容易，须通过请茶、拜师、拜客、入会、下河等多种手续。码头头人大多是帮会头目，箩工上会时要交好处费或送礼品，之后每月交纳会费。箩工入会后领取腰牌，牌上刻有姓名，始可在码头装卸货物。持腰牌的箩工称“自箩”，租借别人的腰牌称“租箩”，在繁忙季节担任临时箩工的称“月箩”。月箩不使用本人姓名，由码头头人发给临时编号的白布贴在背上，如晏家码头月箩编号“宴•月一”、“晏•月二”等字样，以资识别。

箩工搬运货物实行计件工资，货物上下河时，按货物件数或重量领取筹码或秤码。筹码既可计算力资，也是买卖双方结算货物件数或重量的凭证。

箩工工作及生活极为艰苦。民谣云：“正月两脚不歇气，二月落雨冒生意，三月四月钻被窝，五月生意有转机，六月伏天驮盐包，七月干货压弯腰，八月换季扛棉花，九月秋风望天涯，十月靠借阎王债，十一二月雪中背豆麦。可怜爷娘给我两条腿，保不住一人一张嘴。”箩工禁别人坐其箩筐，踩其扁担，谓是踩他的饭碗。

码头头人为抢运输生意，常唆使箩工争运货物而斗殴，甚至聚众械斗，伤亡事件时有发生。

2.津渡

湘江自南向北贯穿长沙市区，历史上即有河东、河西之分，市民渡江全靠船只。过江一律用木划。古人“设渡以通”，清代长沙湘江段的渡口分官渡和义渡。

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驿步门旧设官渡，因“岁岁舟子私以为利，民多病涉”。故从嘉庆十三年(1808年)起，官府倡修义渡，捐田产者甚多，旧志有详细记载。邑人周邦瑞负责筹办，造船12只，6只停泊东岸江边，6只泊水陆洲江神庙；另设差船8只，专渡公差人员。

义渡不收过渡费，按季发给渡夫工资。两岸及水陆洲均建有石阶码头和江神庙。水陆洲建义渡亭，供过渡行人休息，亭内有碑记和各姓捐赠田亩、山塘、屋宇等记载。义渡亭的一副佚名对联至今为人传诵，联云：“义渡有亭，看湘江两岸风光，洪流滚滚千层浪；慈航无主，济长沙全城商旅，人海茫茫百搭桥。”咸丰二年(1852)，义渡码头毁于兵火，同治六年(1867)重修，长善董事柳先恩为之作记。义渡设管事4名，分管田产、船只、支发银两和岁修油舱等事项。民国时期，义渡归长沙慈善堂管理。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客货云集，往来行旅增多。原义渡虽不取渡资，但渡船笨重，待渡时间长，人们颇感不便，于是划渡行业代之而兴。

渡口除大西门渡外，还有灵官渡至牌楼口、草场门至银盆岭、草场门至三汊矶、小西门至水陆洲、朱张渡至溁湾市、殷家冲至靳江等渡口，以及后来中山西路汽车渡口等。至1949年，长沙市区湘江渡口共有木划船405只，划业人员691人划工自结行帮，操纵渡江船资。政府明令限定渡江渡资金额，划工即超载谋利。如遇风高浪急，翻船溺水事故时有发生，市民视渡江为畏途。

灵官渡位于长沙市劳动西路至湘江路口。明崇祯《长沙府志》载：“灵官渡，善化西，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为何此处无风波险，《图书集成•职方典》解释说：“惟此处江心中有洲，虽大风，无浪。”大概有人便以为有灵官相佑，故名灵官渡。“灵官”是古代楚国王权与神权合一而形成的官僚系统。楚王是“灵官”系统的最高领导核心，称为“灵修”。该书又说：“于此过渡至洲，横行百步，江心一带有浮桥，在岳麓书院登岸，里人最称便焉。”

清乾隆八年（1743年），两任湖南巡抚阿里衮、蒋溥，为“力济巨川”，先后大修古渡口。正在湖南办案的御史胡定还慷慨解囊，捐出自己的俸禄以支持这一善举。乾隆十年（1745年），善化县知县明英重建碑亭，并作《重建灵官古渡碑记》。记曰：士民感激于浩荡恩漪，诗删匏叶；泳游于澄清化日，歌满桃花。峰峰传弦诵之声，八百孤寒此日，中流自在；脉脉绘文章之状，三千锦绣之朝，济胜何多。”

从今湖南第一师范横过书院路，便到了六铺街江畔的著名渡口——朱张渡。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潭州造访张栻。朱熹在长沙逗留了两个月，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展开。从此，朱张渡一直成为岳麓书院学子往返湘江的主要渡口。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学政汤甫捐建朱张渡亭于橘子洲，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作记。咸丰十一年（1861年）学政胡瑞澜重修渡口，东曰“文津”，西曰“道岸”，皆朱子讲学时所名也。清代朱张渡口的“岁修”、“油艌”之费全由民间捐田、捐银维持，慷慨之士大有人在。仅道光十一年（1831），杨振声就捐银120两，交“首事”生息，充“岁修”费用；还有蔡先广、蔡先哲兄弟捐店铺2间，租金充作渡口经营之用。

浏阳河每五里或十里许设一渡口，备船雇人日夜守候，随时引渡。船工工资，由众捐资置田租开支，船工不得再索渡钱。行人从对岸呼渡叫“接篙”，赶趁叫“等篙”，船已撑开转向时不再回头。一般最后登船的撑篙，不能撑的须请同渡的或船工代劳，否则须等后来人。浏阳河东屯渡、湖迹渡、黑石渡等都是著名渡口。

东屯渡是浏阳河的一个古渡口，位于长沙市芙蓉区远大路与浏阳河的交汇处。“东屯”，意谓“东吴屯田之处”。《三国志》载：黄龙三年（231），东吴曾派吕岱在长沙屯田，兴修水利，以农养兵。“东屯渡”地名见诸典籍，最早在南宋张栻的诗作中。张栻《梅园诗序》云：“癸巳仲冬二十有八日，始与客游，过东屯渡。”东屯渡旧为长沙通往东乡的主要渡口。清嘉庆三年（1798年），贡生邓九思及众姓合捐田亩8石，创设义渡。清光绪年间，义渡圮败，邑人郑某捐银五百两重修，柳廷方代长沙知县撰有《重修东屯渡碑记》。记曰：“县令奉大吏命，为朝廷守土，境以内纤急之利，知无不为，其有一桥、一梁、一津渡之阻，一职之未修，一民一物之失所，守土者胥以为病。”直到1960年，东屯渡大桥建成，才结束了摆渡过河的历史。

湖迹渡，又名回西渡，是长沙城东北向过浏阳河的渡口，原有驿道通岳州府平江县。湖迹渡原为官渡，清乾隆十年(1745年)乡绅渭南等邀众募捐塘、田35亩，建造渡船1只，呈报官府“勒石永禁”：“船不得转拔，田不得侵占，渡夫不得需索。”后不敷工食，生员郑翰文等续置田40亩予以周济。嘉庆九年(1804年)，贡生郑世宾等增置船1只。咸丰五年(1855年)再增修船只，由李氏义塾经营。咸丰十一年(1861年)饶映恒等募资另修车渡，以利商旅。1930年7月，工农红军从此渡河攻打长沙，故又称“红军渡”。

 （本文录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长沙传统风俗大观》陈泽珲主编、陈先枢编著，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