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红色父亲”李亚农

　从小失去父爱的“红色孤儿”李佳农，一辈子都在寻找关于父亲的一切线索。

    开始，是小心守护关于自己对父亲的惟一一次记忆；解放后，他找到父亲的朋友，打听有关父亲的一切情况；退休了，八十多岁，痴心不改的李老，在网络上寻找有关父亲的一切线索。当他知道父亲有五本日记，在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古籍室，他迫不及待要去翻阅……

    他的父亲李亚农是革命烈士、第一任中共长沙市委书记。

    父亲不但勤学多才，还想为大众谋幸福

    在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古籍室，翻阅父亲李亚农的日记，李佳农忍不住抄下父亲写下的大量诗句，他认为父亲既有才华，又十分勤学，他还想为大众谋幸福。

    在李亚农的日记中，儿子看到父亲每天给自己制定“日课”：写隶字四十个，看曾文正公日记数页，到紫荆街青年会学习英文，到南元宫（今湘雅二医院处）群治法政大学上课……

    在翻读日记时，他时刻想起1950年至1952年，在北京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曾拜访过与父亲一起干革命的前辈:李维汉、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李六如、龚饮冰、易礼容、曾三、廖沫沙等。

    他们向他谈起他的父亲，最多的评语是博学多才和组织领导能力特别强。

    李佳农说，父亲出生于1899年10月12日，为长沙县果园乡大河村人。幼从父熟读经史，18岁即受聘于大石庙教私塾，很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为重振家业，李父送李亚农到长沙城读书，并寄住在长治路、伯父李肖林开办的鸿飞印刷厂。

    有一段时间，李亚农白天在鸿飞印刷厂做工，晚上和堂弟（八弟）李国英（中共党员，大革命时牺牲于上海）一道去青年会学英语，或去当家庭教师，努力挣取微薄工资抚养年幼的妹妹。李亚农的学业成绩十分优异。

    李佳农在父亲的日记里，发现不少伤时忧世的诗作。在农历辛酉年（1921年）廿二岁的日记里就写道：

    连营烽火此孤城，万里阴燐百骨横。

    田舍已无供鹤米，沙场空剩倒戈兵。

    咽啾鬼哭惊鸡犬，澎湃江流动鼓钲。

    料及八闽覊旅客，纷纭乡梦绕残更。

    在这首诗中，他表达了对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的厌恶，这应该就是他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的思想基础。

    当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李亚农产生“教育教国”的思想，他认为“要改造社会，一定要使社会上的人都觉醒过来，特别是尽快把农工从梦寐中唤醒，从苦海中救出来，而惟一的办法就是增加他们的知识。”

    就在他写诗的那一年，即1921年，他从长沙又回到乡下创办当地第一所四年制小学李氏族校，后更名桃溪小学，校址就是李家的祖业李家老屋。李亚农亲任校长，聘请了一些在长沙认识的进步知识青年任教。为讲解俄国十月革命，他专程赶往长沙城内找同学要到列宁的照片，回校后向学生讲述列宁的生平和革命事迹，以及十月俄国革命一声炮响后所走的新的光明道路。后来桃溪小学培养了不少共产主义革命者。

    父亲是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学运领袖

    1919年五四运动震动了湖南，李亚农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即已先后结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修业小学创办《湘江评论》。《湘江评论》除在白果园的湘鄂印刷厂印刷外，更由李亚农介绍，冒着风险，在李亚农伯父的印刷厂印刷。

    1992年编印的《长沙县革命英烈传》曾记载：曾在鸿飞印刷厂当工人的陈仲强老人回忆：“我当时在鸿飞印刷厂帮工，这个厂是我舅舅李肖林办的，厂址设在长治路。那时长沙县公署就在印刷厂斜对门，李亚农介绍了一些《湘江评论》的文章来厂里印。毛泽东也常来搞校对，经常买几个红薯当饭吃，有一次，还给我吃了一个。” 85岁的李佳农说，陈仲强他认识，是他们家亲戚，早已过世，他还有两个女儿在长沙。

    1922年左右，李亚农考取长沙群治法政大学。当时正值毛泽东等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

    李亚农积极发动学生声援罢工，深入到各行业发动工人捐钱捐物，他还参加了毛泽东、易礼容等率领工人代表与长沙县知事和省政务厅官员谈判。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使李亚农逐渐从教育救国的思想中摆脱出来，他把桃溪小学交给表弟陈贻谷管理，自己回到长沙城，一心从事革命运动。

    1922年，李亚农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积极投身长沙发动的“收回旅大运动”、为“六一惨案”而举行的大示威大游行，从此在长沙《大公报》上频频出现李亚农的名字。

    1924年李亚农被选为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席，参与领导学运。在北伐军进入长沙前后，他参与组织和领导的雪耻会游行，最高一次示威人数达到10万余人，学生全面出动，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掀起全省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委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国共合作期间，李亚农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1927年中共党组织派李亚农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当年，李亚农租住在营盘街旁的文星桥，他身着戎装与妻子、妹妹及二三个月大的李佳农一起，在照相馆中留影。这张相片现一直保存在李佳农老人的手中。

    此后，李亚农随军到武汉，5月中旬，他得知夏斗寅师与35军勾结，阴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立即赶往长沙。据李维汉回忆说，“马日事变当天，我上午去国民党省党校讲话，下午出席长沙市活动分子会议，由市委书记李亚农主持。会上李亚农告诫同志务必提高警惕。对反革命不可掉以轻心，而后即赶回武汉。”

    从敌人屠刀下逃脱，扮和尚到上海找党

    马日事变后，李亚农随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回长沙担任警戒，因李亚农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只好脱离军队，从事秘密地下工作，1928年一度住在长沙城内长治路鸿飞印刷厂的楼上。

    李佳农对父亲的这段经历相当熟悉。他说，1928年3月28日，郭亮被害后的一天，反动军队派出一队枪兵突然包围鸿飞印刷厂，拘捕李亚农伯父李肖林作人质。当时李亚农恰好外出，又得到跑出来的工友报信。李亚农最后剃了个光头，化装成和尚，手捧经书，脖挂念珠，从长沙北门外新河坐船辗转到上海。

    在上海，李亚农找到原群治大学校长罗杰家里，跨门就是合掌叩拜。罗杰留下他的学生李亚农食宿，不久李亚农又搬到商务印书馆堂弟李梅生家，最后终于找到中共长江局军事部长、在长沙就认识的望城籍人周以栗。李亚农由此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李佳农说，1989年秋天，他和妻子去北京，住在三里河南沙沟易礼容的家中，楼下住的就是已从国家档案馆离休、八十多岁的曾三先生。曾老知道我是李亚农的儿子很高兴。他说，在大革命时，他还是学生，我父亲已是学生运动的领袖。马日事变后，1930年他在上海还见到过我的父亲。因为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规则，各有各的组织领导，互不打听对方的活动情况。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1950年，李佳农在北京工作时，曾拜访过徐特立老。徐特立老连声说，李佳农长得很像他的父亲，还说，1927年李佳农出生后，父亲李亚农为儿子办了满月酒，请来亲朋好友庆祝。李亚农爱妻子和儿子。徐特立说，他当时还送了两块光洋庆祝。

    据《长沙县英烈传》记载，“1930年，党派李亚农作为特派员到洪湖贺龙部工作。途经武汉时，看望了正住在武汉的妻子和年仅3岁的孩子。谁知他与妻儿武汉一别竟成为永诀。”

    长期以来，李佳农认为他与父亲的惟一次见面，是在一岁的时候，看来极可能是把这次三岁的见面，当成一岁时的记忆了。

    “飞来之冤，何时大白于天下”

    1931年8月底，李亚农当选为湘鄂赣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委员，化名李克毅在湘鄂赣造币厂任保管员。

    1932年，33岁的李亚农被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夏曦定为“AB团”误杀。

    临刑前，李亚农悄悄递给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杨幼麟（当时也受到不公待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幼公，飞来之冤，何时大白于天下。”

    直到最后一刻，李亚农仍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和忠诚，以及对未来平反的期望。

    就在李亚农被错杀数月后，比李亚农年长一岁的湖南另一著名共产党人柳直荀也被夏曦错杀。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复信柳直荀夫人李淑一，并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称“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这里的“柳”，当然指的是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可，李佳农在心里却认为，这个“柳”也应该指的是同样倒在“左”倾错误血泊中所有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这中间就包括他的“红色父亲”李亚农。

    相关链接

李亚农：第一任中共长沙市委书记

  据李佳农介绍，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省和长沙市即建立起相应的地方组织。

  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组织历任书记为1921年10月10日在长沙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1922年成立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皆为毛泽东；1925年11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为李维汉；1927年“五大”后，中共湖南区委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为夏曦……

  中国共产党长沙地方组织的历任书记，最早的几届是中共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陈佑魁、夏明翰，中共长沙市委员会书记李亚农。

  据《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记载，李亚农1926年任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湖南党史研究工作者黄琳先生认为此为中共长沙市委第一任书记。因为这一名称，是第一次出现。

    从东塘到德雅村，两年时间，几经周折，85岁的长沙爹爹李佳农，终于坐在德雅村省社科院图书馆古籍室中，戴着白手套翻看中共长沙市委第一任书记李亚农写于八十多年前的日记。他说，翻开父亲日记那一刻，眼睛不由湿了——

“红色父亲”日记已成珍贵古籍

文 任大猛 图 徐晖铭

    “红色孤儿”受了委屈，却依然感谢省社科院图书馆

    85岁的老人李佳农，从东塘野坡市公交公司宿舍四楼，颤颤巍巍走下来，搭乘6路公交车，再在中途转一趟113路公交车，在德雅路下车后，再慢慢走过长长的街巷。

    他的目的地，是德雅路德雅村省社科院图书馆。到了图书馆，他还要再爬上高高的六楼。

    我看到老人家以小心翼翼的神情，请古籍室主任和图书馆副馆长共同从书库中取出他父亲李亚农的日记。

    李佳农老人说，两年前，他无意中从长沙一份报纸中看到社科院方志办刘国强先生写的一篇《朱家花园》的文章。 文中刘国强提到，在社科院图书馆他翻阅珍藏的李亚农的日记。日记中记载，李亚农骑着马，奔到了司马冲朱家花园。

    李佳农就知道，这个李亚农就是他的父亲。于是他急切地想看到刘国强先生提到的李亚农日记。

    不过，等他赶到省社科院图书馆古籍室，他被拒绝了。对方的理由是，一、古籍室一般只对内部人员开放，二、作为古籍，李亚农日记，有特别的管理制度和保护要求，必须经过一位馆领导和古籍室主任共同从书库取出书，才能看到。想要看到日记的障碍还有一些。

    后来，从东塘到德雅村，李佳农老人来来回回走了数趟，根本无法看到父亲的日记。但他一直没放弃努力。最后，他终于通过一位熟人，找到图书馆领导，出示证明他是李亚农儿子的烈士证，终于能坐到古籍阅读室的桌子前，戴上白手套，当他熟悉的五本日记摆在面前时，眼睛马上就湿了。八十多年的时空阻隔，他感觉到父亲的呼吸和心跳。

    这五本李亚农日记，分别为辛酉、壬戌、癸亥三年，记录了1921、1922、1923年，李佳农的父亲在长沙的活动。

    李佳农说，他翻开日记发现，这几本日记，他十二三岁时在长沙县乡下老家时，曾经看到过。因为中间写到1923年，祖父病死道县，父亲赶去扶柩回乡，日记中记述悲痛心情，曾使他“刻骨铭心”。他不知道这几本日记，怎么会在几十年后，经过什么途径，到了省社科院图书馆。

    李佳农说，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感谢省社科院的同志们，他们把这几本日记当作古籍文物，珍藏了下来，并为我提供了几次阅读的机会。我对他们怀有诚挚的谢意。图书馆领导也解释说，如果不是图书馆收藏，也许这几本日记就没有了。

    父亲，想起来总是那么遥远  解放时，人们才告诉他：你是红色孤儿

    “想起来是那样遥远，仿佛都已是从前。那不曾扑灭的梦幻，依然隐藏在心间，是谁在默默呼唤，激起心中的波澜……”

    85岁的李佳农，向我们念叨了两次，在他一生的印象中，他亲眼见到过一次父亲，是在他一岁的时候。

    他说，肯定是他一岁的时候，在汉口的一处旅店中，父亲抱着他，透过窗子，看到大街上正在舞龙，元宵节来了，那一年的春天也来了，但父亲却在春天将来的时候从此一去不返。从这次记忆后，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他记得十岁时，也就是1937年底，母亲从长沙县乡下走了30多公里路，到长沙城内去找一个叫徐特立的人。别人告诉他们家，长沙城内有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但那天晚上，从长沙城里回来的母亲，是一脸从未见过的憔悴。

    母亲什么话也没对他们说，只是抱着他们兄弟俩痛哭，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作为长兄的李佳农心里已经猜出来，他已经没有父亲了。这之前，母亲总对远方的父亲，抱着“他总会回来”的希望。

    李佳农说，他的母亲是个好母亲，其实从小他们一家就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靠着外祖父和姨妈的接济，相依为命。母亲出身于书香门弟，外祖父一家几代都是进士、秀才，母亲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高洁气质。李佳农兄弟读小学时，回家后，母亲还要布置背唐诗、读四书。

    1940年，日本鬼子快要打到长沙时，母亲毅然带着十二三岁的两个孩子，离开长沙，随着逃难的滚滚人流，涌向广西桂林。在桂林母亲给人家洗衣服，做女佣，李佳农兄弟则去当学徒、擦皮鞋、卖报纸，一家三口，顽强地活着。

    当时为了安全，母亲从未把他们兄弟的父亲是共产党人的实情告诉他们。

    后来解放了，他们家领到烈士证了，母亲才对李佳农兄弟说，她之所以这么做，是要为父亲留下“根”，她不要他们被国民党害了。

    李佳农说，对于父亲的一生，他确实知道得太少。

    寻找父亲，从此成为李佳农心中总也扑不灭的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