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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墓

2010-5-10 21:0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20| 评论: 0|原作者: 陈泽珲 陈先枢 梁小进|来自: 名城长沙网

◆图: 杨树达墓

杨树达墓位于岳麓山赫石坡,占地约80 平方米。圆顶形墓冢,由三合土堆砌,顶端安放椭圆形石球,墓前立高大石桌。墓围由不规则花岗石垒砌。墓碑三通,嵌于墓围正中。墓前坪台宽敞,由长条形花岗石铺就。

 

语言文字学大师杨树达

◆图: 杨树达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长沙人。早年入湖南时务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回国,任职湖南省教育司。次年任省图书馆编译兼楚怡工业学校教员。1913年后任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女子师范学校教员。20 年代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和湖南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著述宏富,有《马氏文通刊误》、《词铨》等传世。

 

爱国学者

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杨树达年方10岁,受父兄感染,即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当时湖南巡抚吴大在湘训练士兵,统兵3 万北上,不幸在辽东失败。杨树达对此大有感触,数十年后,他在《读吴中丞字说书后》一诗中还吟道:“请缨未系胡儿颈”, 为吴大的壮志未酬表示深深的惋惜。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前,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派遣一些所谓“支那学者” 来中国收集情报和收买走卒。有的“学者”久闻杨树达的学术成就,前来拜访,杨一概不予接见。有一次, 一日人桥川时雄来访,杨树达当面痛责日寇侵略之无理,令此人不敢深辩。他还提醒大家,祖国文化绝不能让侵略者糟蹋,曾在一首题诗中说,“百年定有黄金价,勿作倭奴席上珍。”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高度称赞杨树达“不愧为一个富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气节的语言学家”。

七七事变后,杨树达从北京回长沙,任湖南大学教授。他一直关注抗战局势,曾在日记中记录了战事进展,当不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时,他“为之焦虑”,当战局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他则“为之喜慰”,“为之大快”,“为之振奋”。

中国抗日战争虽然进行得极为艰苦,但杨树达对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1939 8 月间,杨树达阅读苏联学者寄给他的《日本论》,对书中提出的结论“日本经济力弱,当必崩溃,”颇为赞同。

 

治学精神

杨树达是海内外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也是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其学问之博大精深和治学的实事求是精神,至今仍为学术界所宗仰。他的治学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温故知新。1939 7 月,杨树达撰《温故知新说》一文,强调“温故而不知新,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其病也妄。”有学者解释说:“故与新为学问之两端,庸与妄为治学之两病。”温故知新,出自《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南宋大学者朱熹解释说:温故要有新所得,就是说要读书得问,发现问题,进行独立思考,不墨守,不盲从,不武断,从大量资料中论证,建立我之新所得。杨树达又引孔子之言解释说:“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还说:“征之人事,有过目成诵,一字不遗,而不能作一寻常简札;与其如此,固不如记诵不丰而属文条理明达。”可见杨树达的治学,重通悟,重创新,反对生搬硬套、抱残守缺。在教学中,他也以此教导和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性的思考和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他的学生回忆说:“先生反复强调,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教我们不要注重死记硬背,而要善于归纳分析,找出条例,不要躺在已有的陈说上,而要推陈出新,有所前进。”

二是求是精神。著名学者杨伯峻在总结杨树达的治学成就时说:“他的著作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很多论文见解独到,用心细密,曾解决了多年的疑难,判定了多人的争论,开辟了研究的道路。为什么如此呢?有人说他看书多,古书熟,用心细,然而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始终不懈的精神。”这是完全正确和中肯的。著名学者钱玄同也说,杨树达治学,“语必有证据,讲求实事”。

杨树达治学,重考证,反臆测,不单文孤证。研究语言文字学,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一书是十分重要的依据。但是杨树达也不盲从,他曾说过,“树达近年研讨文字之学,于许书不肯过信, 亦不欲轻诋,可信者信之,疑不能决者阙之。其订正许说者,必于故书雅记广求征证,确见其不然,然后信之。若单文孤证, 则姑以为假定,不能视为定论也。他论证许氏之非,除引用甲文金文第一手资料外,并引故书雅记多达数种。

◆图: 杨树达《送熊嘉麟入蜀》手迹(局部)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好为人师。杨树达为学博大精深。但于某类专门之学如天文律历等,则少涉猎。但是他并不为之隐讳,而是非常坦诚地作出说明,更不愿谬为人师。青年学者鲁实先精于律历,其《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纠驳日人之误,于律历尤为精辟。他对杨树达治学之精专,极表倾服,曾多次写信要拜先生为师。杨树达以天文律历非所悉,执意逊谢。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鲁实先来书称师,自称私淑生,以《金乙未元历实朔考》一文为贽,余历法毫无所解,不足以为君师,前已再三逊谢,今复有此,终当谢之耳。”表现了杨树达之为学实是求是、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

 

奖掖后学

杨树达一生乐于奖掖后学。1937 年春,他在北平收到素味平生的宁乡青年鲁实先所寄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论文。该文是驳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所著《史记会注考证》之讹的。杨树达读后,叹其精博而大喜。1940 年,鲁实先将该文扩充为一书,杨树达欣然为之作序,赞其盛业。1942 年,杨树达又将年仅29 岁的鲁实先推荐给挚友、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子展,使鲁任该系教授。后来鲁实先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

杨树达的学生周秉均于1946 年著《尚书易解》一书,杨树达读后,认为中多胜义,故俟该书修订定稿后,于1950 年秋为之作序,盛赞其书。杨树达关爱青年,奖掖后学,确是不遗余力。

◆图: 1947年杨树达(三排左起第三人)与曹典球、李肖聃、王啸苏、李澄宇等14人“雅集”于长沙

(本文录自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8月第一版《中国长沙·名寝与名人》,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梁小进撰稿,罗炯炯、陈览月等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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