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洵墓

谭继洵墓位于浏阳市集里乡筱水村。墓坐东北朝西南，占地约60平方米，花岗石墓围，三合土墓冢，高0.9米，底径3.8米。冢首立祁阳石墓碑五通，中间主碑高1.9米，宽0.7米，阴刻楷书碑文“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兼署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敬甫君诰封一品夫人谭母徐太夫人之墓”“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岁仲冬月”，两侧附碑阴刻龙纹。

1991年，谭继洵墓公布为浏阳县文物保护单位。

湖北巡抚谭继洵

谭继洵（1823－1901），字敬甫，清长沙府浏阳县人。咸丰九年（1859年）中进士，历官户部主事、郎中，监督坐粮厅。光绪三年（1877年），授甘肃巩秦阶道。十年（1884年）迁布政使，十五年（1889年）升湖北巡抚，二十年（1894年）兼署湖广总督。在任颇有政绩，但办事唯谨。子谭嗣同思想激进，锐意革新，父子间政见不合。因奉行新政不力，曾被御史杨荣秀参劾。戊戌政变，谭嗣同遇害，连坐革职。后忧惧成疾卒。

清贫苦读

谭继洵出生于浏阳东乡天井坡，6岁时父亲谭学琴病卒，抛下夫人毛氏和儿女七人，家道骤然中落，景况极为凄惨。其母悲之痛，又念膝下茕茕无依，常一恸昏绝，举室环哭，闻者堕泪。13岁的长兄谭继升担当起了家庭的重任。继洵小时体弱多病，长兄谭继升予以照看，体恤周至。稍长，得咯血症，长兄求医调药，日夜惊扰，甚于己疾。到入学年龄，又为之聘请老师，教授功课，严加督责。在长兄的教育下，继洵聪明勤奋，学业进步很快，20岁时补为县学附生。七年后，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于长沙乡试考中举人，时年27岁，成为浏阳谭氏宗族有史以来第一个青年举子。

户部十七年

谭继洵考中举人之后不久，就面临太平天国战乱，他没有像当时许多湘籍士大夫那样，去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仍是循规蹈矩，一心走科举之路。在此后十年之中，他在浏阳等地以教私馆为生，同时积极准备参加会试。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谭继洵赴京参加会试，得中贡士；次年四月补殿试，考中三甲八十六名，赐同进士出身。学习期满后，补授户部广西司主事，由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官宦生涯。谭继洵成为京官后，即移居京师阑眠胡同，携长子嗣贻随侍。徐夫人也于同治二年（1863年）携二女一子赴京，谭家开始在北京定居下来。

 谭继洵在京师户部八旗现审处、井田科、捐铜局、收铜局、捐输局、军需局、则例馆等处任职17年。此时正值清朝的所谓“同治中兴”时期。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财政枯竭。谭继洵深知时事人生的艰难，处世谨慎，办事勤勉。“方其初任农曹也，慨然曰：‘农曹者，度支所总，国用民生所系也。善其职，诚有裨于世，顾非习掌故、达机宜者不能。’于是储书数万卷，以资博览；又采舆论，揆时势，以变通之。”很快达到了“博综掌故，精熟食货”的程度，因而深受上司信任，得以逐级提拔，同治十一年（1872年）升补山西司员外郎，十三年（1874年）升补山东司郎中。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谭继洵奉旨简放坐粮厅监督，驻北京通州。直隶通州为南北漕运的终点，每年数十万石漕粮在此交卸进仓，以供京师王公百官俸廪禄米及八旗兵丁口粮之需。坐粮厅的职责为监督挑挖北河淤浅，催攒北河重、空漕船，督令经纪车户转运粮米交仓，兼督通济库收支轻赍由闸等项银两等。坐粮厅监督为清代有名的肥缺，其中营私舞弊、贪污中饱层出不穷，尤以通州交卸漕粮弊病最为突出。继洵到任后，力加整顿，督促部下按时完成交卸，“涓滴归公，举向日积习为之一新。”谭继洵不避繁难，勤于任事，连续三年受到嘉奖，奉旨以道员用，赏加二品衔。

任职西北

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谭继洵补授甘肃巩秦阶道，于次年秋，抵达秦州任上。西北地区自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进军陕甘到光绪三年收复新疆，持续了整整十年的战争，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左宗棠为首，以刘锦棠“老湘军”为骨干的西北湘系集团。谭继洵到甘肃就任后，由于乡谊和部属的关系，也很快成为这一集团的中上层成员，受到左宗棠、谭钟麟的信任和重用。

其时，谭继洵在秦州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安定地方，妥善解决战后遗留问题，恢复遭到破坏的地方经济生活。秦州原来就属于贫瘠地区，长期战争之后，更是城乡残破，经济凋敝，民生困苦不堪，形势十分严峻。他上任之后，立即采取几项措施：一是整顿吏治，减免厘税；二是禁种罂粟，严禁鸦片；三是提倡种桑养蚕和种牛痘。四是兴修水利。谭继洵的不惮烦难、孜孜求治，对西北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和民生的安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曾有颇高的评价，他在光绪四年《陕甘两省镇司道府年终考语清单》上写道：“二品衔甘肃巩秦阶道谭继洵，实心任事，勤慎有为。”后任陕甘总督的谭锺麟也称誉说：“该员器识深沈，才具稳练，地方民事吏治均能切实讲求，不避劳怨，至综核精详，尤各司道所不及。”

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一日，谭继洵升任甘肃按察使，掌管全省司法和吏治。他在任职期间，力避严刑峻法，而代之以宽公，以防枉滥。“陇中风气刚劲，益以羌戎杂沓，命、盗案叠出，公治狱以恕，戒深文周纳。尝谓：‘凡民皆吾赤子，吾无以教养之，一旦罹吾法网，忍坐视乎？’陈臬三年，参处律意，狱多平反，人自以为无枉滥。”次年，谭继洵升任甘肃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司钱谷之出纳”。时谭钟麟任陕甘总督，同驻兰州。是年新疆设立行省，战略地位更显重要。谭继洵努力筹集军费，改善运输，加强管理，以保证军粮供应。

在湖北巡抚任上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二月一日，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成为管辖一省地方之封疆大吏，达到了一生仕途的顶点。谭继洵任湖北巡抚九年，其行政仍以注重教养、提倡农桑为主，“量时度宜，勤求教养之方，用人行政之要”。他曾发布告诫十六条，凡胥役之尤蠹民者，尽法治之，并经常派人密侦州县，何者当兴，何者当革，一符之下，牧令肃然。至于课蚕桑，教树艺，一如教陇民者教鄂民，一时成绩丕著。湖北滨临大江，常苦水潦，谭继洵乃饬治堤防，必慎必戒。委派官吏之通敏有操者董其役，故功就而民不知劳。湖北关市征例繁苛，胥吏倚薮为奸。他出示严禁：‘钱立程限，货不及五十缗者悉蠲之。’商贾无扰，而国课益以裕饶。”湖北建有外国教堂，西洋教士深入各府县传教，遭到当地绅民抵制，民教关系十分紧张。谭继洵对此不敢掉以轻心，谨慎处理，使之不酿成大案。“鄂有教堂，向兼育婴，事久弊生，远近哗噪，几酿交涉巨案。公识烛几先，慨然自任，故奸宄无所于容，而讹言遂以永息。”

其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督、抚同驻武昌，双方矛盾很深。张之洞“事多专决”，“继洵不敢与抗，谨饬自保而已”，“每之洞约联衔条陈新政，皆谢不敏”，“不敢附从”。

（本文录自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中国长沙·名寝与名人》，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梁小进撰稿，罗炯炯、陈览月等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