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钟麟墓及碑亭位于望城县白泉乡白泉村荷叶塘。墓坐西朝东，圆形封土堆高 1988年谭钟麟墓公布为望城县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慈善总督”谭钟麟 谭钟麟（1822-1905），字文卿，清长沙府茶陵州人。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杭州知府、河南按察使等。同治十年（1871年）升陕西布政使，护理巡抚，颇有政绩。光绪元年（1875年）实授巡抚。五年（1879年）调任浙江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在浙核实漕，更定厘税，修浚海塘，整治河道，重建文澜阁，“治闻一时”。七年升陕甘总督，十四年因目疾开缺回籍。十七年（1891年）补吏部侍郎，后兼户部侍郎、署工部尚书，迁闽浙总督，署福州将军。二十一年（1895年）调两广总督，力禁赌风。二十五年（1899年）以病告归。政治上趋于保守，曾反对变法。后卒于家，谥文勤。 直言敢谏 “名振海内” 谭钟麟出生于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谭之恒，为国子监生，在乡开馆授徒，“乐诲童冠”。谭钟麟少年时代，父亲去世，赖母亲刘氏教养以成才，院试取第一。随后参加乡试，取中第二名；咸丰六年（1856年）参加会试，取中进士。 谭钟麟中进士后，选翰林，授编修，曾充会试同考官、湖北乡试副考官。同治二年（1863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年署吏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均为都察院的属官，掌监察和谏劝。其时朝政腐败，所谓言官，无非毛举细故，敷衍塞责，不敢犯颜直上。谭钟麟认为，凡身为御史，理应效忠朝廷，真正起拾遗补阙的作用，如若一味立朋党、谋私利，则违背了朝廷重视谏官的本意。于是，他上疏朝廷，请申明定例，非廉明伉直有节操者，不得保为御史，违者究其长官的罪责。此疏后被发交部议，都认为谭钟麟所奏极是，乃批准实行。 同治四年（1865年）春，恭亲王奕因为与慈禧太后发生矛盾，被严旨罢议政王，朝廷并下旨至内阁，令王公大臣详议。当时，群官皆阿谀附合，唯谭钟麟不随声附署。他与吏科给事中、宗室广诚等联名上奏说：“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夙夜在公，尚无遗误，屡荷优诏，奖其贤劳。”今“海内多事，正资康济，若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当时，一些大臣惶悚不安，担心谭钟麟将有不测之祸。不久慈禧太后宣示群臣，解释说对恭亲王毫无猜嫌之意，命奕仍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谭钟麟这一奏折，对于保留恭亲王奕的职务起了一定作用，而谭钟麟的直言敢谏，传誉朝中，“名振海内”。 陕甘治绩 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谭钟麟被授任为杭州知府，次年又署杭嘉湖道。同治七年（1868年）升任河南按察使，次年因母亲去世而丁忧离职。 同治十年（1871年），谭钟麟服孝期满，因陕甘总督左宗棠的举荐，授陕西布政使，次年正月护理巡抚。谭钟麟以前曾来过陕西，了解这里的民情。上任后，他采取措施，除民疾苦。当时，陕西的回民起义已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当地的汉、回矛盾仍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的汉民禁止回民出城，使其穷困者无法营生，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谭钟麟乃宽弛其禁，使回民得以营生。又严令汉民不得仇视回民。遇有汉、回之间的诉讼，饬属吏秉公办理，不得有所偏袒。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不少“回众感泣，誓不犯法”。 当时，左宗棠督师甘肃，主持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军，设粮台于陕西，各省协甘军饷也都汇寄而来。谭钟麟乃设局，供应军需粮饷，及时无误。陕西经多年战乱，土地荒芜百废待兴。谭钟麟遵照左宗棠的指示，大力兴修水利，疏浚郑白渠，招徕流亡，垦殖荒地；又积极提倡种桑养蚕，使西北地区蚕桑业兴盛起来。在极力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谭钟麟也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大力兴办学校，设立书局，刊刻各种书籍。光绪元年（1875年），谭钟麟实授陕西巡抚。左宗棠曾上奏朝廷，称“数年来，百姓绥靖，粮饷不匮，臣得一意军事，无兼顾忧，皆钟麟力”，赞扬了谭钟麟治理陕西的成绩。 光绪三年（1877年），西北晋、陕和河南发生大旱，造成严重饥荒。在此之前，谭钟麟曾依据社仓法，督促州县积储粮食数万石。旱灾发生后，他下令将储粮全部取出赈济灾民，并选派干吏经办，颁布禁令十条，对侵蚀者严惩不贷，并将犯罪胥吏斩首示众，一时官吏为之震慑。又劝其好友、长沙富商朱昌琳捐赠大批粮食布匹救济陕西灾民，得受朝廷嘉奖。 光绪五年（1879年）春，谭钟麟因病辞官，未许，八月调任浙江巡抚，亦颇有政绩。七年（1881年）八月，调任陕甘总督。甘肃地处西北，土地贫脊，又久经战乱，屯驻军队，年饷数百万都依赖他省供应，往往供不应时。谭钟麟奏请朝廷，奖励各省及时供运的布政使，使军饷供应不再匮乏。 当时，新疆收复之后，清朝廷采纳左宗棠的主张，设立行省，每年以甘省之饷的三分之二相助。西域道远，运输艰难，谭钟麟创立官车局，由官府出钱造车，专用于转运。他还在甘肃实行盐政改革，推行就场征课法，使盐税增加十分之二，而盐价大大降低。他还在兰州建书院，在甘州建河西精舍，使甘肃的文化教育也逐渐得到发展。 自光绪七年起，谭钟麟督甘九年，治绩颇著，“库储至百余万两，州县积谷数百万石，十倍初至时”，因此甚得朝廷器重。后因目疾屡治不愈，经多次奏清，才获准离任回籍。 广东禁赌 谭钟麟开缺回籍后，经多方治疗，微有效验。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奉诏入都，补吏部待郎，又兼署户部待郎，次年署工部尚书，出任闽浙总督。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谭钟麟调任两广总督。广东自通商以后，地方繁富奢华，多盗贼，而赌风尤甚。谭钟麟上任后，力主禁赌，认为赌为盗之源，不禁赌，则盗终不可止。于是，他上奏朝廷，请罢收赌饷，将赌馆一律封闭；官吏受贿给予包庇者，严惩不贷。禁令颁后，废除官府征收赌饷三十万两及部征赌饷数十万两。于是“利臣大惭，蜚语诋”。谭钟麟不为动摇，在奏折中写道：“禁赌以来，议者纷纷。至谓赌为粤民生计，禁终不止。费出于赌，取之无伤，臣愚窃所不解。夫上之于民，犹父兄之于子弟，为父兄者，必无恃子弟博以自奉之理，况国家岁得不过数十万金，而小民倾家荡产者何止百数十万。民之不利，国何利焉。臣非不知赌禁虽严，未必遽绝。然上无所利，则聚赌之匪人，受赌之官吏无可藉口，尚不敢肆意横行。一旦弛禁，人民既无忌惮，不肖官吏复因而牟利。上下交征，乱可立待。虽有百万，将焉取之？”驳斥了非议者的谰言，重申了禁赌的决心。 （本文录自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中国长沙·名寝与名人》，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梁小进撰稿，罗炯炯、陈览月等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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