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墓位于望城县坪塘镇桐溪寺后伏龙山上，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自河东金盆岭迁葬于此，占地面积 桐溪埋璧有砒瑕．荡虏勤王，朝野难同一哭； 枢府沉星留典则，齐家治国，文章独著千秋。 1996年，曾国藩墓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附：曾国藩墓相地记（据《曾纪泽日记》、《郭嵩焘日记》） 曾国藩墓相地记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 曾纪泽浅葬父亲于金盆岭后，在往来于长沙——湘乡之间，一直积极为父亲寻觅新的墓地。同治十二年（1873年） 稍停步，到此已登峰造极； 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 曾纪泽为了在回家路上谒墓的方便，也为父亲“官至极品”，已“登峰造极”，在此安息是富有纪念意义的，于是选中了铜梁山之紫竹林。但知曾国荃极力反对，并独自跑到坪塘看地去了。叔侄之间因相地而产生了分歧。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曾纪泽招集夫役在紫竹林辟山开道，以便迎柩。郭嵩焘知道此事后，决定亲自去湘乡为文正公相地。 两天后，郭嵩焘再到儒阶冲，与曾纪泽长谈紫竹林墓地之弊端。他以铜梁山高“百余丈，龙势方前趋，而险峻过之”，说明“不宜立穴”之由，细心开导纪泽。“负强任气”的曾纪泽没有听从郭嵩焘之言，于二十一日离开儒阶冲，去紫竹林指挥掘地。二十五日，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行二十余里，辰正至紫竹林，与曾宗九等一谈。穴间掘罗围皆嫩石，余亲督一役掘穴心，视之亦嫩石，此地不可用矣！至优钵寺久坐，具饭小食。行二十余里至歇马。”曾纪泽长叹：“此地不可用矣！”只好经湘潭歇马，赶回长沙。 曾纪泽在紫竹林指挥掘穴之时，郭嵩焘已抵长沙去坪塘相地。此时曾国藩虽安葬金盆岭已久，但痴心的郭嵩焘非常看中坪塘这块风水宝地，他在日记中写道：“就宿曾氏墓庐，在兴国寺左侧山下，其前即御碑亭也。兴国寺以桐溪为名，入皆谓之桐溪寺。榜曰伏龙山，盖又以山为名也。往为文正公相地，疑左侧山过一田峡，非砂体。汤萼楼谓桐溪港水口紧密，其结作实由此山穿田，至中回身逆结。以天晚，未及往视，惟视其过峡处，见山势横开一嶂，益信其非砂体也。” 郭嵩焘第一次坪塘之行不久，曾国潢、曾国荃兄弟，特地带领纪泽兄弟同至坪塘看地。《曾纪泽日记》载：“饭后偕栗弟登舟，侍四叔父、九叔父往坪塘看地，在兴国寺坐极久，眺览山势亦颇久。”曾纪泽对伏龙山之地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大概就是这次相地，曾家统一了思想，特别是曾国藩生前对于葬地有“容与舍弟商妥定议”之语，这次他的四弟、九弟及儿子纪泽兄弟都在场，于是，选定了伏龙山作为曾国藩的墓地。 同治十三年（1874） 原来，纪泽根本不信风水之术，只不过是“九叔父所深赏”而已。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清长沙府湘乡县荷塘都（今属双峰县）人。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帮办团练，后改编为湘军。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发布《讨粤匪檄》，开始领兵进攻太平军，出湘作战。10月攻下武汉，加兵部侍郎衔。咸丰八年（1858年）攻占九江。咸丰十年（1860年）8月，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后奉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破天京（今南京），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同治五年（1865年）3月奉命镇压捻军。期间与李鸿章协力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揭开了洋务运动历史。同治六年（1867年）授大学士，次年调任直隶总督。同治八年调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1872年3月）病逝南京。有《曾文正公全集》。 更名“国藩” 曾国藩原名子城，5岁时就在家塾随父亲读书；到10岁时已读完了《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八股文。这年，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出了“兄弟怡恰”之题，让他作一篇八股文。曾国藩一气呵成，使祖父赞不绝口：“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认定他能光宗耀祖，为国家之栋梁。 曾国藩也自认自己为治国之才，故而暗自下决心，待到金榜题名时，更名为国藩，意即国家的屏藩。道光六年（1826年），曾国藩16岁时中了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24岁时又高中举人。这年底，他满怀大志地赴京参加会试，不料连续两次会考，都名落孙山。 第二次落榜后，曾国藩有点心灰意冷，怅然南下金陵（今南京），没有直接返湘。金陵为古代六朝建都之地，江南第一重镇，文化经济都大大超越于湘。曾国藩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文人墨客，看到了许多未曾见过的好书，眼界大开，自知两次落第实乃功力欠深，于是向友人借得一笔钱；买了一大捆书带回家。如此苦读了两年，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入都会试，中了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殿试合格，赐同进士出身。最后朝考，列一等第三名。因为成绩优良，被选入翰林院当了庶吉士。他从此更名国藩，以国家的屏藩自居。 创建湘军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任为江西乡试正考官。当月，他就离京南下，赶赴江西， 这时，早在一年多以前在广西起义的太平天国农民军声势已经很大，冲出广西，进军湖南，由西王萧朝贵率领的太平军正在展开攻打长沙之役。由于清军在长沙的兵力很厚，太平军猛攻长沙二个多月而不下，于是西渡湘江，破益阳，过洞庭，直取岳州，十一月攻克汉阳，十二月占领武昌。 太平天国声势大盛，震动了全国，朝野一片惊慌，而各地特别是南方的会党和农民，都乘机起事。湘乡一带也很不安静。曾国藩回到家乡以后，服丧之余，也应地方官绅之请，出而指导同乡罗泽南、李续宾、王鑫等组织团练，加以训练，以保卫地方。不久，咸丰帝下诏，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湖南团练。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和好友郭嵩焘等的敦劝下，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到长沙，就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 曾国藩到长沙以后，在张亮基的支持下，将调来长沙的各支地方团练队伍，如罗泽南、王鑫率领的湘勇，新宁人江忠源的楚勇，以及浏勇、辰勇、宝勇等，改为官勇，由巡抚和团练大臣指挥，官发粮饷。又按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加以编练，就是后来所称的“湘军”。 然而，曾国藩创办湘军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久，张亮基、江忠源离湘，而署理巡抚潘铎等并不支持曾国藩一改成规、另起一军的做法，湖南提督鲍起豹甚至从中作梗，挑动绿营标兵与湘勇仇杀械斗。一时，长沙城内谣诼繁兴、风波迭起，连曾国藩设在巡抚衙门又一村的行辕地也被冲击。这一情况，直到新任巡抚骆秉章来了以后，才稍有改变。 咸丰三年夏，湘军罗泽南部进援江西南昌，惨遭失败。曾国藩等感到，要战胜太平军，必须有足够的兵力，而且仅有陆师还不够，还必须建立一支水师。于是曾国藩便于这年八月移驻衡阳，继续编练湘军。到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湘军规模大具，正式练成，计有水师十营，由褚汝航、成名标、杨载福、彭玉麟等为营官；陆师十三营，由塔齐布、周凤山等为营官，共一万七千人，战舰、座船四百余艘，由衡阳出师。 曾国藩为首创办的湘军，是一支完全不同于清朝正规军八旗、绿营的部队，其将领多由一批书生文人担任，而士兵则招朴实淳厚的农民。他一改八旗、绿营的世袭制而为募兵制，由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长，哨长选士兵，因而改变了以往将不知兵、兵不习将的弊病；而统领、营官、士兵之间，多为同乡、同学、亲友，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因而使军队便于指挥，有较强的战头力。湘军也不同于以往由官绅举办的团练武装，其粮饷、兵器均由官府供应，且其饷额也高于八旗、绿营，从而为保持兵源、保持军队战斗力提供了物质基础。 湘军出师以后，首先是在湖南境内与太平军西征部队作战，初颇不利，后经整顿再起，攻占岳州，于咸丰四年八月出省作战。咸丰五年，湘军攻克湖北省城武昌，次年又夺取江西重镇九江。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部湘军攻克安徽重镇安庆。次年，曾国藩指挥湘军三路进兵，攻打下游，左宗棠部由江西进取浙江，李鸿章部（后成为淮军）出击江苏，曾国荃部直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8月），曾国荃部攻克天京，而在此之前，淮军平定江苏，左部克服全浙。湘军经过十几年的战争，终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而在此同时，湘军也参加了清朝镇压云南回民起义、贵州苗民起义、北方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军的战争，均于同治年间取得胜利。 作为一支勇猛敢战的武装力量，湘军还多次参加了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光绪初年，左宗棠统率湘军出关，收复新疆。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湘军多次开赴前线，与法、日侵略军展开激烈战斗，立下不朽功勋。 湘军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一大批由书生起家或战功卓著的将领由此官运亨通，任职总督、巡抚，官至提督、总兵，布、按两使，不少人并成为清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湘军的兴起，造成了清朝的“同治中兴”，并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产生极大的影响。 开洋务运动之先河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恭亲王奕提出了“购买外洋船炮”的建议。这建议被清帝采纳。曾国藩支持奕的建议，但比其看得更远一些。他不满足于向外国购买船炮，而主张进一步自己设厂制造。他曾上书，提出了“造炮制船”的建议，认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释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在他看来，购买船炮只是解决镇压太平军的燃眉之急，只有造炮制船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之途。为此，1861年9月，他率湘军攻占安庆之后，就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制造洋枪洋炮。 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经营的第一个近代军用工业。它的诞生，标志着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军械所制造大炮、炮弹，还由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和华衡芳合作制造了一条小火轮。这条小火轮每小时能行10余公里，被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号，预祝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从这条小火轮起飞，鹏程万里。 不久，有人推荐容闳给曾国藩。容闳曾留学美国八年，深通洋务，回国后先入天京投靠太平军，因太平天国领导人未能采纳其意见而潜出天京，投靠曾国藩。曾国藩得知容闳求见，喜出望外。他正苦于身边没有深通洋务的人才，于是对容闳殷勤款待。两人相见，一个是年过半百的协办大学士、钦差大臣，一个是30多岁的留学博士，竟谈得十分投机。一谈就谈了三天三夜。他对容闳说：“你的建议我都能赞成，因我军务缠身，无法细谈。”说罢，交给容闳一批银两，让其作全权代表，赴美国采购机器。1865年，容闳将机器买回。这批机器与原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的机器合起来，建成了中国近代最大的军事工业企业江南制造总局。 （本文录自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中国长沙·名寝与名人》，陈泽珲主编，陈先枢、梁小进撰稿，罗炯炯、陈览月等摄影。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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