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老城的地标——城市科学发展的重要课题

湖湘文化与科学发展论坛(2009)

留住老城的地标——城市科学发展的重要课题

陈先枢

科学发展观要求,城市的发展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个环境,不仅指自然环境,还应包括历史人文环境。即城市建设不能以破坏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留住老城的地标。现在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在老城之外都扩建了面积数倍、数十倍于老城的新城，已成弹丸之地的老城往往位于这座城市的中心，它浓缩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人文精神，集中了这座城市的名胜古迹和历史建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城区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总地标”。当然,新城的建筑形态与符号可以标新立异，但在文化联系上仍应是老城记忆的延续，新老不应割裂开来。

人类城市演进史表明，城市不只是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上的单元，它同时还是文化学上的单元。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它可以不是政治中心，不是经济中心，但一定是文化中心。一座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的地域文化，没有独特的城市精神，绝对不可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特色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人文精神培育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而新兴的、后起的城市可以跨越经济增长阶段，在建筑形态上可以十分引人注目，但绝对无法跨越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塑造。而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的地标恰恰是这座城市文化和精髓的集中体现。一个城市之所以成为历史文化名城，除历史原因外，必须在城市形态上有表明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和象征——地标。这些地标包括地面文物古迹、古旧街道、历史建筑、自然和人文景观等。老城的地标是历史磨砺下的文化积淀，不是简单的砖木、钢筋、混凝土及建筑构件的力学堆砌，不是在短时间内可用金钱“标志”出来的，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积淀出来的结果，其形成过程伴随着漫长的公众认可过程，它凝聚了一座城市的个性风貌和人文精神。悉尼歌剧院、巴黎埃菲尔铁塔、伊斯坦布尔圣索非大教堂、伦敦大本钟等建筑之所以成为他们那个城市的地标，并非只是建筑设计上的独特，更多的还是取决于人文历史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当时建造这些建筑绝不是为了建设标志性建筑，它们能够留存下来并为世人认可，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沧桑的选择与城市魅力的自然张扬。

以长沙为例，反映名城特色和传统风貌的古旧街区及其文物遗存，如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贾谊故居、天心阁、白沙井,以及政府公布要保护的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历史街巷等是老城区的主要地标。湖湘建筑的地方特色固然是它们成为老城区地标的要素之一，但更主要在于它们深厚的文化内涵。贾谊故居为长沙最早的名胜，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天心阁为中国八大名楼之一，是长沙古城的标志；白沙井为乾隆皇帝御定的七大名泉之一，代表着享誉全国的“长沙水”；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是屈贾文化的纪念地、商业民俗的传承地和湖南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如果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没有这些体现名城个性的地标，也就“名”不符实。

长沙素有“楚汉名城”之称，春秋时期纳入楚国版图，战国时城邑已颇具规模，成为楚南重镇。据考证，战国时长沙城范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东起今黄兴路和蔡锷路之间，南到今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抵今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西汉开国，长沙王吴芮在楚城的基础上筑临湘故城。临湘故城的具体位置，东起今东牌楼、南阳街，西临今太平街、西长街，南达今解放西路，北止今中山西路、又一村一带，也就是今五一广场及周围地区。以后，长沙城不断向四周扩展，但城中心位置历2000多年没有改变。这在世界大城市中并不多见。这也是长沙老城区具有很大地标性的重要原因。

宋代，西濒湘江的长沙城已向南扩至南门口，北至湘春门，东至浏阳门（浏城桥）。明代，长沙已成为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的商埠。绕城7公里的城墙开9座城门，城门入口排开9条正街，150多条横街，纵横交错，构成了整个城市的骨架。明崇祯《长沙府志》所记盐仓街、通泰街、织机巷、金线巷、苏家巷、碧湘街、学院巷、晏家塘、河街等大小几十条街道位置，已与今无异，而且街名沿用至今。清代，长沙商业更趋繁荣，长沙、善化两县多次对长沙街巷进行修缮和改造，以致“地池崇屹，甲于他郡”。今日芙蓉区白果园、化龙池一带，天心区太平街、西文庙坪一带；开福区潮宗街、连升街一带尚存的老街老巷，其街巷走向、建筑布局、街道名称等，在明清两代即已定型，可以从明清两代留下来的十几幅长沙城池图得到印证。

从保留至今的民国初期建筑，如谘议局大楼、湘雅医院门诊楼、基督教永恒堂，以及粉墙青瓦民居、石库门公馆等，可窥视当时长沙建筑的独特风格。它们介于江南传统古典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之间，既延袭古风古韵，又展现时代特色，体现了湖湘文化传承与兼容的有机融合。在长沙建设现代化城市的进程中，如何留住老城的地标，如何保护和改造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长沙老城的历史街区和各类历史建筑、历史遗迹，近半个世纪以来遭受过3次大的毁坏。一是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拆庙、拆城、砍大树、建土炉，斗姥阁、金盆寺、李公庙等毁于这一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文物被当作“四旧”破坏掉，湘春路口的辛亥烈士祠、玉皇坪的玉皇殿、玉泉街的玉泉寺、县正街的城隍庙、里仁坡的鳌山庙等，均毁于这一时期。三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文物古迹、具有地标价值的街区和建筑由于开发建设遭到破坏。如坡子街的福禄宫、幸福桥的鸳鸯井、教育街的中山纪念堂、蔡锷北路的左宗棠公馆、麻园岭的陈明仁公馆、福源巷的左学谦公馆、望麓园沩宁试馆等，悉数被拆除。旧城区内新修建马路和高楼，已拆除了为数众多的老街。走马楼、柑子园、臬后街、北正街、营盘街等著名老街，在短短几年内就从地图上永远消失了。还有一些集中展示长沙传统经济与文化的老街，街道两旁建筑新旧叠加，违章建筑屡拆屡建，老街的整体格局和建筑风格被打破，尤其是周边的高层建筑阻挡了山、水、洲、城的通透视野，破坏了老城千百年来形成的古老空间特色。反映老城居民生活、社会习俗与文化艺术的其他建筑，如亭台楼榭、水井牌坊、佛寺道观及麻石街等多数未能保存下来，老城区的人文环境特色逐渐消失。

值得欣慰的是，长沙历史文化街区尚未达到完全消失的程度，太平街、西文庙坪、化龙池等街区历史风貌保存得比较完整。再加上《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规划的小西门、潮宗街、天心阁、开福寺等“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建设控制范围总面积为4.61平方公里，占市区面积556平方公里的0.8%。保留和保护不到1%的老街区，不仅在情理当中，而且在可能当中。在这些街区内，明清时形成的街巷骨架犹存，街名沿用至今；文物古迹及清末、民国至解放初期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物比较集中；老街风貌尚未完全消失，旧式民居院落中的淳朴民风隐约可见。如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由于尚未进行全面的商业开发，比较完整、真实地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从上空俯瞰，隐约可见清末民初长沙城那种民居错杂、街衢纵横的风采。小青瓦、坡屋顶、白瓦脊、封火墙、木门窗，是这一带民居和店铺的共同特色。老式公馆则保留了较为原始的石库门、青砖墙、天井四合院、回楼护栏等传统格局。深入到街巷走访，还发现这里蕴藏着十分深厚的湖湘文化和湘楚风情。这一地段保存有较多文物古迹、近现代史迹和历史建筑。贾谊故居、长怀井、金线街麻石路、明吉藩府西牌楼旧址、清代鲁班庙遗址、辛亥革命共进会、四正社旧址、李春富故居，以及乾益升粮栈、利生盐号、洞庭春茶馆旧址等都在这一街区内。其建筑形式和建筑材料，无不体现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建筑特征。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一些开发商以“棚户区改造”为由,把触角伸进了小西门、潮宗街等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核心地段,市政府公布为长沙市首批近现代保护建筑之一的巡道会教堂、公布为长沙市重点保护历史旧宅之一的苏州会馆旧址和鸿记钱庄旧址、公布为长沙市历史街巷之一的古潭街等都有不保之虞。长沙市文物管理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以《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为法律依据,正在呼吁抢救长沙这些所剩不多的地面文化遗存。改善旧城区居民居住条件,是否非得大拆大建不可？太平街、化龙池等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模式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经过修缮后的太平街、化龙池等历史街区,不仅居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而且商业价值看涨,今已成为清吧和艺朮品商铺的聚集之地。

留住老城的地标，不仅仅是出于包装名城形态、保护传统风貌的需要，更在于老城地标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的意义在于保护人类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其载体，使之传于后世，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服务。每一处老城地标就是一处文化遗址，它较为浓缩而又形象真实地承载着一定历史时期城市的信息，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和城市传统风貌的“标本”，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见证，反映着历史的真实，而且极具建筑艺术价值，是各个历史时期长沙城市面貌的典型代表和物征。具有历史地标意义的街区和建筑如不适当保护，而是大拆大建，则古城无古可言，后人将失去认识从前城市面貌、建筑形式和风格的实物标本。因此，留住老城的地标，保护历史街区和各式历史建筑，是保证历史文化遗产世代承传的大事，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评审专家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