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近代公共建筑概述

建筑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的折射。当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时候，建筑也必然随之变化。以宫殿式、木结构、中轴对称等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典建筑在经历了：3000年的辉煌后，从20世纪初开始，也基本结束了自己的历史进程，让位于“近代建筑”时代。

自“同光中兴”之后，随着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在湖南的兴起和西方近代建筑技术的传人，长沙开始出现各种近代建筑的雏形，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湘绅王先谦、黄自元、张祖同等在湖南巡抚的支持下，自筹资金，创办了长沙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其厂房建筑突破了传统前店后坊的作坊形式，而仿效西方近代工厂建立了车间。但在广泛的公共建筑领域引入西方近代建筑模式，则是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以后。

1904年6月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首先与湖南关监督签订《长沙通商口岸租界章程》，规定“长沙通商租界，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定修之铁路至新码头为界，北以浏阳河、西以湘江为界。”后来又规定“自永州码头起，下至西门鱼码头止，准各轮商指明租用。”这样，长沙大西门外沿河一带都成了事实上的商埠区。从而长沙最先出现的近代建筑是“洋行”，如建在灵官渡的洋行有英国安利英洋行、法国宝汇洋行、德国开利洋行等。学宫门外有美国南正大洋油公司。建在小西门的日本洋行、公司多达7家，如大石洋行、盐川洋行、戴生昌汽船公司等。太平门外以英国、日本洋行居多，如英国太古洋行、日本日丰洋行、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美国洋行则多设在大西门、福星门、潮宗门一带，如美孚洋行、慎昌洋行、北正大洋油公司等。开埠当年建于潮宗门外的长沙海关公廨是长沙第一座西式公共建筑。建筑只有一层，圆拱式门窗显示出浓厚的外来色彩。接着出现的近代建筑是西方传教士来长沙建立的教堂，如建于1905年的圣公会礼拜堂，建于1906年的永恒堂和建于1911年的天主堂等(详见第七章《教会建筑》)。

与此同时，风景如画的橘子洲成为外国殖民者建造“洋房”的理想之地。1911年英国领事馆率先在洲上建房。1918年德国多福洋行也在洲上建造华丽住宅。接踵而来的美国人、日本人也纷纷在洲上建造房屋。短短十几年时间，一栋栋别肇洋房遍布洲上。计有英国领事馆、日本领事馆、日本海军俱乐部、日本照相馆、美国福音堂、日本巡捕房、盐务稽查处公寓以及英国亚细亚洋行、太古洋行、安利英洋行、德国开利洋行、德孚洋行、美国美孚洋行、花旗烟草公司等的住宅。长沙海关、长沙盐务司等公用建筑也迁到了橘子洲。至今洲上尚存长沙海关、美孚洋行公寓、神职人员公寓和外侨红房别墅等近代建筑遗址。这些建筑虽名为西式建筑，实则皆融贯中西风格，亦是长沙早期对外开放的实证。

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诞生，近代工业建筑也开始在长沙出现。建于1909年的湖南电灯公司，其办公楼尤有特色，裙楼两层，主楼四层，外表轮廓为典型的西式风格，2003年扩建湘江大道时被拆除。今日犹存的近代工厂遗迹，仅存湖南第一纱厂大门和湖南炼锌厂厂房等。

1920年长沙市政公所成立，长沙城市近代化建设启动。1923一1924年拆除城墙建环城马路。1930年长沙第一条柏油马路——中山路建成。1933年长沙设市，城市建设走上规划化的道路，公共建筑的建设在抗日战争前形成了一个相对兴盛的时期。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建筑事务所，如著名的卢镛标事务所、华盖事务所等纷纷进入长沙建筑设计市场，湖南大学首设土木系，涌现了刘敦桢、蔡泽奉、柳士英、周凤九等一批建筑大师和土木工程专家。这期间有代表性的建筑有湘雅医院(1917)、仁术医院(1924)、湖南大学二院(1926)、中山纪念堂(1927)、中山亭钟楼(1930)、国货陈列馆(1932)、明德中学乐诚堂(1932)、湖南大学图书馆、科学馆(1933)、小吴门邮电大楼(1936)、国立清华大学校舍(1936～1937)等。其中一些建筑就出自这些大师之手。

长沙近代公共建筑的风格特点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折衷主义和西方古典式建筑。19世纪中后期欧美流行的折衷主义思潮，余音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一些西方传教士最先把这种建筑形式移植到长沙。长春巷的天主堂及钟楼、北正街的圣公会礼拜堂都是仿哥特式教堂形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真正的西方古典建筑形式始于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外观是采用标准的罗马爱奥尼克圆柱式构图，造型十分严谨。建于教育街的中山纪念堂和建于中山路的国货陈列馆是长沙最优秀的仿西方古典建筑实例。中山纪念堂为砖石木混合结构大礼堂，正面为五开间爱奥尼克柱式花岗石门廊，门窗套均精雕细刻而成，浓郁的古罗马风格，展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是长沙大火后幸存下来的，最能体现名城长沙近代建筑文化的少数建筑之一，可惜于1995年被拆毁。

二是中国传统宫殿式近代建筑。即运用西方近代建筑结构和技术建造中国传统式样的房屋。十分有趣的是，首先运用这种手法的并非中国本土建筑师，而是来自西方的一些建筑师。美国建筑师墨菲 (Henry Killiam Murphy 1877—1954)在长沙的建筑设计实践可以概括西方建筑师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历程。他1898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正由于他对“耶鲁”的感情，墨菲来到中国设计的第一个作品便是耶鲁大学校友组织的雅礼协会在长沙创办的雅礼大学堂。今湘雅医学院外籍教师楼为雅礼大学堂的遗迹之一。建筑采用西方建筑结构，外形则完全为中国传统式样，如清水墙、坡屋顶、琉璃瓦等。1917年墨菲设计的湘雅医院病栋大楼更是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与中国传统外貌相结合的典范。五处挑檐靴头爪角，上饰回纹收尾，黄色琉璃瓦正脊，一派中国宫殿气派。后来墨菲又设计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等著名建筑，无不属于这一类型。

三是新民族形式建筑。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中国建筑师看到了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技术、功能的矛盾，而且考虑到宫殿式建筑造价昂贵，于是大胆探索新的民族形式建筑。这类建筑一般采用现代建筑的平面组合与造型构图，但在屋顶、檐口、墙面、门窗及入口部分则重点施以中国传统构件装饰，并辅以适当的传统纹饰图案。这种设计实际上是兼顾新的建筑工程需要与现代技术特点，又希望带有民族风格的一种尝试。20世纪40年代以后柳士英教授设计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大礼堂，以及50年代后产生的湖南省供销社大楼(俗称合作庙)和湖南剧院堪称这类建筑的典型，可惜后者已于1999年扩建五一路时拆除。

此外，还有西方早期现代派建筑。2002年公布的长沙市近现代保护建筑中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大部分属于这类建筑。这种形式的建筑容易符合现代建筑功能的需求，又便于运用新的材料与结构，而且造价经济，造型新颖，因而在公共建筑方面发展较快。

（本文录自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中国长沙·长沙老建筑》，主编谢建辉，撰稿陈先枢，摄影罗斯旦等。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