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教会建筑概述

教会建筑是近代从西方传人的一种新式建筑。长沙的教会建筑出现较晚，到20世纪初才建起一些正规的教堂，它是随着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逐步在长沙站稳脚根而得以兴建的。

湖南在1900年前被西方传教士称为“铁门”，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最后进入的一个省份。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曾有葡萄牙耶稣会教士陆若瑟(Ran Jos Arxo)来长沙传教，至三十八年(1699)在长沙修建临时教堂，是为长沙有天主教之始。在清廷禁止洋教的百余年间，由于长沙民众抵制洋教，外籍传教士虽不断潜入湖南，但终未能进入长沙。1899年岳阳辟为商埠，传教士们又来到长沙，但不久义和团运动兴起，他们仍无法在长沙立足。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的1902年，天主教湖南教区代理主教、意大利籍人士翁德明(G·Peregrino Mondaini)利用光绪二十六年“衡州教案”赔款在长沙北门外吊桥一带(今长春巷)购置地产修建教堂，是为长沙有正式教堂之始。与此同时，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美国内地会传教士葛荫华也在长沙西长街等地建筑临时教堂，开展传教工作。

1910年5月，刚建不久的长沙天主堂等教会建筑在“抢米风潮”中被饥民焚毁。同年翁德明通过法国领事馆向清廷索得赔款，又开始重建教堂、修女院、育婴堂和神父住宅，工程至1919年竣工，占地约50亩。教堂为仿哥特式，当时被外国传教士称为一座可与西欧教堂媲美的建筑。长沙天主堂由教堂与七层22米高的方筒形钟楼组成，为十字架平面造型。教堂与主教神父楼连为一体，形成庭院式群体建筑格局。教堂为三纵皇冠式穹顶，拱梁汇集于厅中石柱顶端。南端入口为花岗石台阶，象征平面十字架底座。拾级而上便是教堂两坡顶门廊和大牌坊。牌坊下开中、侧三门，花岗石嵌框，尖顶耸立高2米，重半吨的花岗石十字架，十字架下嵌入汉白玉石额，上雕刻“天主堂”3个金色大字。进入教堂上方便是唱经楼，北端正中为大祭台，挂着圣母玛利亚的大幅画像。东西墙上各开7对长条形木窗，窗页上镶有彩色小菱形玻璃，壁上依次挂着14幅耶稣苦难像。

西方的教堂建筑被称为教堂艺术，哥特式教堂就是这种艺术的代表。哥特式教堂内部笼罩着一片神秘的宗教气氛，装饰上则是细致精雕和珠光宝气的嵌镶，结构上正堂和耳堂的交错则代表着基督死难的十字架，整个建筑给人以异乎寻常的感受和令人目眩的神奇。教堂建筑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为宗教实体提供了一个宗教活动的最佳组合凝聚空间。教堂把信教群众、神职人员和多种宗教礼仪活动容纳和凝聚在一个特定的宗教意念的空间中。这个宗教空间乃是一个宗教建筑和宗教艺术的组合体。教堂建筑宏伟造型和精美装饰的巧妙组合，为信教群众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宗教容身空间和最佳的宗教视觉空间，使人产生一种置身于神圣殿堂的心理感受。这种宗教建筑空间把神职人员和信众聚合在一起，他们共同通过诵经、听经、讲经和多种宗教礼仪活动，互相交流宗教体验，增进教友之间的感情交流，使参与者产生一种神圣亲和的心理感受。正是由于教堂的建筑空间有着上述种种的最佳组合因素，才使它具有了一种最佳实体物化的标志功能。

尽管教堂建筑有这样一种无与伦比的宗教凝聚功能，但它一旦进入长沙，就不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西方艺术，而必然多少被优美而根深蒂固的湖湘建筑艺术所征服，在西式教堂中多少融入一些长沙本土建筑的风格。如1917年建于北门外(今外湘春街)的基督教永恒堂，三分之二的建筑经费由中国信徒捐献，其外形建筑风格以中国古典风格为主，红砖清水墙，画栋重檐式屋顶，琉璃筒瓦，基础用磨石子抹面，大块勾线，无不体现长沙本地的建筑特色。只有装在正门圆窗上的花岗石十字架和高踞屋顶上的木制十字架，才标示出这是一座基督教堂。礼拜堂内，对称的花格门窗，穹窿屋顶，十字架的平面造型，又无不富有西式教堂的色彩。永恒堂堪称近代长沙中西合璧优秀建筑的典范。

长沙的教会建筑除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堂外，还有清真寺。清真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等民族的宗教活动场所。长沙清真寺的历史大大早于天主教、基督教教堂的历史。第一座清真寺于15世纪建于金线街，到清朝末年因故被废。清康熙元年(1662)，长沙穆斯林大众集资在三王街兴建一座清真寺，称为古寺。主殿为木结构古典式建筑，有9扇大型木格子门，进寺左侧有高大的望月楼，称为拜楼。1938年“文夕大火”中被毁。康熙五十年(1711)长沙穆斯林集资在三兴街另建一座清真寺，称为客寺。该寺建筑精细，进门不远建有小亭，主殿木结构，有7扇木格子大门。主殿两旁建有厢房、课堂、水房等。客寺经多次修缮，一直留存至上世纪80年代。1989年在贺龙体育场西北角原红龙庙旧址新建一座清真寺，经费全部由政府拨给。新寺为阿拉伯式建筑风格，与天心阁城楼遥遥相对，蔚为壮观。

（本文录自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中国长沙·长沙老建筑》，主编谢建辉，撰稿陈先枢，摄影罗斯旦等。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