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桥塔墙坊概述

桥、塔、墙、坊是另一类建筑物，它们不以居住、休憩、观景为主要目的，内在空间不确定，但都有着特定的实用价值，在建筑学中常被称为“构筑物”。

古代长沙河渠、山涧纵横，人们出行离不开桥。长沙城旧有“九井十三桥”之说，所谓“十三桥”是形容长沙城以桥为名的街巷之多，如青石桥、戥子桥、大椿桥、西湖桥、顺星桥、培元桥、文星桥、广济桥、登仁桥、福寿桥、落篷桥、一步两搭桥等等。可惜这些桥早已不存，今天人们只能到偏僻的乡村去寻找古桥的遗迹了。

据清同治光绪年间长沙、善化、浏阳、宁乡四县的县志统计，清代长沙县有各类桥梁229座、善化167座、浏阳434座、宁乡582座。修路铺桥，作为传统公德，在各县蔚然成风．乡绅百姓捐资出力各尽所能。浏阳今山枣潭乡草坪村有“老女桥”，据清嘉庆浏阳县知县刘名锋《老女桥碑记》载：“老女桥，明甘氏女名金贞，纺绩奉养葬亲，后以供养馀资而建者也。桥砖镌正德十五年(1502)甘氏金贞立。”农村建桥多就地取材，清道光著名书法家何绍基《重修湘西万福桥记》就对铜官镇的“万福桥”作了如下记载：“近取云母山石，石质本坚，特易为拱桥，令其上隆然以高，而其下窕然以深。桥面宽平，而其南北下垂之处，又广为坡陀以资壮固，庶几其可久乎?”

长沙农村今存古桥主要为石构拱桥和梁桥。石拱桥以巨石砌成拱券通水，它是建桥材料和拱结构力学理论的结合。长沙河道较窄而深，河中可行船，桥上运输以肩挑为主，故拱跨无需太大而拱背较高，由此形成一种曲线柔和的形式美，与北方拱桥平实稳重风格迥异。梁桥是在水中立桥柱或桥墩，上搭横梁，连接成桥，村中小涧多搭梁桥。它有单跨、多跨之分，亦有石梁、木梁之别。桥上建造廊道，也是长沙农村较为普通的做法，以适应多雨的气候条件，故称“风雨桥”，如浏阳社港镇的新安桥、宁乡沙田乡的惠同桥等，桥面上就建有亭廊。随着古代建桥技术的发展，拱券、船形墩、薄型墩、坦拱、敞肩拱、叠梁式拱、伸臂式梁、斗梁等不断涌现。长沙地区用这些高超技术建造的桥梁，在中国桥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长沙古代的塔有佛塔、风水塔、纪念塔等类型。塔本来是一种佛教建筑，起源于印度用于安葬高僧尸骨舍利的舍利塔。长沙历史最久的塔也是舍利塔，它位于岳麓山清风峡南侧，始建于隋仁寿二年(602)。古印度的佛塔如同一个实心的半球体，顶上做塔刹。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这种外来的建筑形式也逐渐与中国传统建筑结合起来，以至出现了多层楼阁式塔。塔建得比附近建筑都要高，以显示其“佛法无边”。长沙市今铁佛东街原铁佛寺内建有七层高的铁塔，法华禅师建于唐开元年间(714—741)，用铁量达5吨，内供石佛3尊，石罗汉18尊，蔚为壮观，惜毁于清咸丰二年(1852)的炮火。

后来，塔的功能渐渐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一的宗教功能。明清时期长沙风水塔盛行，今存塔中风水塔占半数以上。风水塔的主要作用，一是“镇妖压邪”，二是“培文风”、“惜字纸”。清光绪《浏阳县志》中说：“塔起于西域，盛于唐，而阴阳五行家又谓其高耸秀拔如文笔状，置之得地可以助形胜，培文风。”今浏阳龙伏镇培文村的培文塔由此而得名。培文塔建于清同治八年(1869)。由乡绅沈少白倡建。相传沈氏屡试不中，他自负才高八斗，只因“文星不灿”，遂决心“培文”。长沙县的飘峰塔、惜字塔，望城县的文星塔、茶亭塔，宁乡县的云宵塔等均属此类。

此外，长沙还有墓塔和纪念塔。墓塔实为僧人的陵墓，外形为塔，一般为单层实心，体积较小。望城县黑麇峰的皇塔即为僧人墓塔，因明正德皇帝所赐建，故名皇塔。宁乡县祖塔乡净慧塔则是佛教沩仰宗祖师灵祜的陵墓，祖塔乡由此而得名。惜原塔早毁，今塔为近年重建。纪念塔专为名人而建，或为纪念某一重大事件而建，岳麓山的五轮塔即为纪念北伐军阵亡将士而建。

长沙今存塔主要为楼阁式塔，多为五至七层，八角或六面。长沙盛产花岗石，大多数塔为石构，少数为砖塔。小型塔多为实心，较大的多为空心塔，采用石砌或砖砌，内外两层筒体，在两层筒壁之间的夹道内设阶梯，盘旋而上。塔体下大上小，下有塔基，塔顶的“塔刹”实际上是舍利塔原形的缩小，将“佛”与中国楼阁结合，浑然一体，实现了塔的民族化、地方化。一般各层都仿楼阁形式，用砖石砌成挑檐，有的用砖石作仿木斗拱形式。早期大型石塔，每层出平座，设围栏，可供游人在境外眺望赏景。清代风水塔造型逐渐简约，塔身瘦小，多呈六边形。

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建筑形式。在古代典籍中，墙有墉、垣、壁等多种称谓。《说文解字》说：“墙，垣蔽也。”明确墙具有遮挡掩蔽的作用。墙的功能，一是屏障，隐蔽自我；二是凭借高墙保护自我。清代长沙贡院高达3米的围墙，起着防止科场舞弊的作用，这也属屏障功能。

长沙地区今存最早的墙是土筑的墙，古人用土筑墙的工艺与今人用水泥模板浇铸的原理是一致的。《诗·大雅·锦》曰：“缩版以载。”是讲以版筑的方法造墙。版是筑墙时所用的夹版，筑是筑墙时所用的夯棒，称为杵。版筑工艺筑墙，一般是用木桩固定筑版，然后在筑板内填土，用夯杵捣实，层层夯筑。宁乡县花明楼镇朱石桥大夫堂庄园遗址约3米高的土墙，就是这种夯筑之墙。庄园相传为楚国大夫靳尚的封地。僮于岳麓区三汉矶的三石戍遗址，今存土筑城墙约2100米，为汉代遗迹。

墙具有界定和分割空间的作用。清李渔《闲情偶寄》曰：“界墙者，人我公私之畛域，家之外廊是也。”城墙、院墙、围墙，都是一种界墙，墙不仅是领土和地域的分界，更是一种权力与文化的分界。一堵历尽沧桑、斑驳残断的墙垣，能传达最为真实的历史信息。长沙筑城墙始于西汉初年，即汉高祖五年(前202)，当时长沙王吴芮开始筑城，那时的城墙还是土筑，以后各个朝代陆续修建，直到宋代才基本确定到后来的“南门口”“湘春门”这个位置。明朝初年长沙官府把原来的土城墙全部改为花岗石基上砌城墙砖，形成一个由城门、敌楼、城垛、上马坡、藏军洞、马面、水关、瓮城、护城河、吊桥等组成的强大的军事防御工事体系。民国初年长沙拆除城墙以修环城马路，仅留下天心阁一段以作历史的见证。

最普遍的墙是围墙和院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里坊门墙、家屋院墙具有区分内外、防火防盗的作用。清代文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对砌墙工艺有详细记载。他写道：“墙脚根曰掐墙，栏上柱顶下曰码磉墩。墙有山墙、檐墙、槛墙、隔断墙诸成砌之别。成砌有砖砌、石砌、土坯砌及群域另砌上身之分。”还记载了夯土基空斗砖墙，夯土基铺碎砖瓦墙、石墙基砌砖墙，以及砖砌发券工艺等等。

在诸多墙体中照壁是富有艺术性和装饰性的墙壁。照墙有内外之分，但长沙的照墙多砌在住宅或衙署、学宫等大门外的对面，有借门外之地，界定建筑空间，突出门庭气势的作用。照壁的形式有一字形、八字形、门字形等，具有收敛聚气、屏障对景和发扬风水的功能，也是停放车轿上下回转之地。长沙城原有“老照壁”之街名，就因明代四将军府门前照壁位于此地而得名。今仅存清代善化县学宫照壁一小段，位于芙蓉区化龙池街，因早被居民用作宅墙，故有幸留存至今。

坊即牌坊，其中有檐盖的又称牌楼，是一种纪念性或标志性的门式建筑物。它起源于汉代的衙门及华表柱，并由唐宋的棂星门、里坊门发展而来。宋以后形成独立的纪念物，用以表彰纪念地方上忠孝节义、科第寿考之类的著名人士，已不安门扇。到明代长沙城内遍布牌坊，据明崇祯《长沙府志》载，王府坪(今樊西巷一带)有六坊，吉宣王立，坊额分别为“明德懿亲”、“圣勑重褒”、“帝脊忠慈”、“俭慈为宝”、“天眷孝友”、“忠孝贻谋”；南门外有二坊，坊额为“乐善可风”、“上游雄镇”；府署周围有五坊，坊额为“承统宣化”、“会元”(明进士张治立)、“状元学士”、“天官少宰”、“节镇吴粤”；善化县署前有四坊，坊额为“弦歌”、“龙脉先收”、“高步天衢”、“黄榜题名”。另外，楠木厅有“护国佑民”坊，明吉王立；大西门有“柱国”坊，李东阳立；湘春门正街有“宗伯师臣”坊，庄天合立；朱张渡有“文津”坊，牌楼口有“道岸”坊，宋张栻建。

近代贞节牌坊较多．如芙蓉区文艺路原有清代牛氏贞节坊，花岗石砌，四柱三门葫芦顶，高10米，宽6．5米．坊上有祥瑞浮雕及题记，镌刻高州镇守总兵提督太子少保之妾牛氏贞节事迹，20世纪末扩建解放中路时拆除。至今犹存的贞节牌坊有岳麓区岳华村刘氏节孝坊和浏阳市跳马塘张孝烈祠牌坊等。

长沙市今存岳麓书院文庙牌坊和长沙府学宫牌坊，也不安扇门。庙宇、祠堂、会馆的牌楼式大门，如今存火宫殿门楼，则与建筑结合，并安有门扇，已非独立性的牌坊，成为长沙传统建筑中的一种突出标志。

今存大型独立性牌坊均为花岗石构造，多为四柱三间三层牌楼，楼角起翘，脊饰高耸，门棂上饰以石兽浮雕，表现出湖南的典型风格。牌楼式大门和街坊门楼则分砖构、石构、木构多种，多与建筑本体结合，注重突出正面外观效果，门坊多用堆塑装饰。如开福寺山门，四柱三门花岗石构，上作三层短檐，黄色琉璃筒瓦，中置宝顶，鳌鱼鸱吻，门坊上分栏作彩绘堆塑，或为人物，或为树木花草，色泽斑斓，美轮美奂。

（本文录自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中国长沙·长沙老建筑》，主编谢建辉，撰稿陈先枢，摄影罗斯旦等。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