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名人与湖湘教育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湖湘人才的兴盛和教育的发达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两大现象。教育造就了名人，名人又推动着教育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为什么湖南从19世纪中叶开始涌现大批名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湖湘教育之盛是造成湖湘名人辈出的重要基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成为近代几个人才群体的大本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湘省教育再掀高潮，与一大批维新志士在省城长沙掀起一阵又一阵“教育救国”浪潮有很大关系。1897年维新运动高潮之时，梁启超从上海来到长沙，与谭嗣同等创办时务学堂，将湖南的教育救国思潮再次推向高潮。在这一声浪的推动下，许多志士仁人投身教育事业，名校不断涌现，明德、周南、长郡、雅礼、省立一中、第一师范、湖南大学等扬名全国。湖湘名人中，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还是科学技术领域，相当一部分都出自这些名校。如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夏明翰、郭亮、任弼时、胡耀邦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直接从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长郡中学、育才中学、里仁学校等名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以两院院士为例，亦可作有力说明。据初步调查，明德、长郡、雅礼、省立一中、广益(师大附中)5所中学共出两院院士40人，其中湘籍院士34人，占湘籍院士总数的40％，可谓“长沙名校，院士摇篮”。

是什么根基支撑着湖湘教育的长久不衰?运用唯物史观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认真总结，找出其中的答案，也许能为今日宏伟的“科教兴湘”战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先贤学子的倾身投入

岳麓书院共53届山长，几乎个个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大教育家。他们把毕生的才智和精力都献给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事业。这里仅举欧阳厚均一例。欧阳厚均是清代最著名的岳麓山长之一，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负笈岳麓，从学于罗典。1818一1844年，掌教书院共27年，弟子著录者达3000余人，曾国藩、江忠源、左宗棠、郭嵩焘等“中兴将相”皆出其门下。欧阳厚均通博经史子集，著有《易鉴》、《岳麓诗文钞》等著作，由于教学育人声名显赫。前后获准奏议叙多次，礼部记录8次。他“先后捐千余金，创修庙宇，表彰诸贤，修缮古迹十八处，且募捐各祭祀暨朱张渡船经费，以垂久远”，对书院建设倾注的心血可想丽知。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他年老不能临敌，献金五百以修军费，其爱国之心令生徒无不为之动容。

近代胡元倓留日归国，深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是得力于教育的发展，便集资2000余元，租赁左文襄祠为校舍。招收学生两班，创立了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一明德中学。胡元倓曾对黄兴谈及此事：“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明德开办之初，他利用同乡关系，请上海道袁树勋捐资，袁不乐意，先生竟双膝跪下乞援，袁感动不已，捐款万元；民国初年，他向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的熊希龄募捐，几次未能谋面，干脆卷起被盖睡在门口等候，精诚所至，熊慷慨解囊。就靠此等软磨硬蹲的方法，他先后为明德筹款数十万元，人称“胡九叫化”。胡元倓为学校建设了一流的校舍，自己却长期住在校门旁一处矮小的平房中。民国成立时，曾在明德任过教员的黄兴，拟荐其任教育总长，但先生无意为官，仍痴心于办学。他任明德校长38年，始终以“坚苦真诚”自励。明德毕业生中人才层出不穷，如欧阳予倩、金岳霖、周谷城、刘佛年、田奇（王+隽）、肖纪美、丁夏畦、唐雅松、艾国祥等都是明德毕业生中的杰出人才。

朱剑凡也是留日学生，是湖南女子教育的开创者。朱先生出身官宦人家，与兄在长沙城内共同拥有规模宏大的园林一蜕园，本可安享天年，却要自讨“苦”吃。1905年朱先生利用自己的一半园林办起了湖南第一所女子中学一周南女中。为筹集办学经费，他常哭求母亲支持，并把太太的全部私房钱和金银首饰垫了进去。后来又用宁乡祖传的巨额财产换取全部蜕园，以扩大校园规模。为周南中学他先后捐款1l万多银元，还资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而自己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教育救国之心可昭日月。周南女中培育了不少女中豪杰，如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丁玲、劳君展、曹孟君等出自该校。

倾身投入教育湖湘学者还有符定一、陈润霖、禹之谟、黄萱祐、易培基、徐特立、彭国钧、王季范、方克刚、何炳麟、胡庶华等等，一时间集资办学蔚然成风，实为其他省份所罕见。

二、社会绅民的慷慨助学

长沙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岳麓书院从北宋建院到清末改建成高等学堂，接受社会捐助不计其数，历代修葺重建都少不了慷慨尚义之士的赞助。明宣德年问，宁乡周辛甫父子“捐修岳麓书院讲堂及道林寺八十七亩”；嘉靖年问修整岳麓书院也是“委义民杨秉贤、徐廷玉等二十人分任，修葺自大成殿至号舍”各处工程。明代岳麓书院的学田，由私人捐置的占14．7％，达326亩。清同治年间岳麓书院藏书达1．4万余卷，其中9300余卷是官绅士民捐置的，占总数的65．9％。光绪年间熊希龄、蒋德钧等知名士绅又捐赠100余种“新学”图书。

长沙商人多出身书香门第，受理学传统的伦理教育影响甚深，当他们致富之后，总不忘践履孔夫子“富而教之”的诺言。晚清富商朱昌琳富不忘教育，辟有专项资金兴办义学，并保证常年支付。晚清的光绪举人，民初的湖南商会会长、长沙交通业巨头龙璋，不仅对明德、经正学堂多有资助，而且创办了瓷业、铁路诸学堂，为发展湘城职业教育作出了贡献。任过久大盐业公司监事和湖南第一纺织厂厂长的大实业家章克恭热心支助教育事业，曾先后捐助隐储女校、湘雅医学院、明德、楚怡、修业等学校。

私立学校特别发达是近代湖南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亦即优点。1929年湖南《大公报》报道，湖南“民间志士与地方团体，以一人之力、一族或一行之财，组设私校，辅公家之不及者，所在皆是。私校之盛，殆为国中所仅见。”面这些私立学校的教职员们“均能先事后食，故事待遇视各省为薄，且多认为终身事业，始终勿懈的，亦数见不鲜。”这是湖南教育事业得以繁茂的根基。

三、开明官吏的尽力支持

20世纪初湖南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得助于巡抚的鼎力支持。民国后主编《清史稿》的大学者赵尔巽在1903～1904年任湖南巡抚期间，不但注意普及教育，创立各类学堂，而且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办了多所实业学堂。特别是他不顾岳麓书院末任山长王先谦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毅然把宽敞幽静的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的校舍，并增设了教室、自修室、寝室、理化实验室和机械室等，使湖南新式教育得以稳步发展。

为使人才脱颖而出，抚院对优等学生实行奖励政策。1903年初湖南巡抚俞廉三发布谕令，决定对长沙府学人杨麟、许翔、李群、周家树、周宏业、范锐(即范旭东)以及邵阳学人蔡锷等10名优秀自费留日学生给予一年官费的奖励。谕令称：“照得近年湘省子弟，立志坚苦，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者甚众，有家计贫寒，抽暇译书以供学费者，闻知良为欣念。本部院为湘省造就人才，不惜筹款派送，既有前经在彼留学勤苦可嘉之士，自应酌量发给官费，以示奖励。”

1905年继任湖南巡抚端方亦十分重视兴学育才，认为“东西各国之富强莫非发源于教育。”他上任伊始就大张旗鼓推行教育改革，创办师范学堂，将半日制学堂全部改成初等小学堂，又筹措经费新办28所初等学堂。民国初年，长沙首任知事姜济寰热心于教育，在他两年任内长沙兴起了办学高潮，至1915年全市共有各类小学63所。他还委托同学徐特立创立了长沙师范。这是全省第一所地方办的正规师范学校，著名剧作家田汉就毕业于该校。

20世纪30年代湘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与政府增大对教育的投入不无关系。省政府把教育视为“要务”之一，教育厅长朱经农对筹措教育经费尤为尽力，“始终保障经费之独立，预算或临时提案所支之经费，未尝短少分厘。”据统计，1931—1936年朱主持湘省教育期间省级教育经费为1516．2万元，比前6年高出5％，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的保障。

四、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有力推动

湖湘教育事业近代更盛于古代，与“教育救国”浪潮在湖南的兴起有很大关系。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悲惨的处境，任何有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他们在民族危机感的强烈驱使下，探寻着富国强族之路。

1895年，“时方待节湖北”的热血青年谭嗣同，与正在武昌两湖书院深造的同乡唐才常、刘芙淞等聚集在一起，“谋所以变通之，激励之”，“彻夜不眠，热血盈腔”，探求一条特殊的强国之路。他们试图以家乡浏阳县为“新中国之萌芽”，而具体的变通方法，乃是“自算学始”，设立算学格致馆，“以育人才”。他们历尽艰辛，终使浏阳算学馆得以创立，成为湖南新式教育的发端。

1987年维新运动高潮之时，熊希龄、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将湖南的教育救国思潮再次推向高潮。谭嗣同在时务学堂演讲时说，普法战争“法国以为学问而保存”，“若我国有志之士都讲学问，则我国亦必赖以不亡。”清末民初，这种思想再度凸现出来，并有过之而无不及。

教育救国在本质上是改良的，但在社会上还没有比改良更可行的主张之前，主张教育救国无疑是进步的。教育救国思想对于近代湖湘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在教育救国声浪的推动下，湖湘办学兴教形成了热潮；也正是在教育救国思想的鼓舞下，许多人选择了教育为自己终生的职业。

(原载《长沙社科》2001年第3期)（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