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交通史纲（二）

(二)

宋代仍旧是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南宋叶适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民计种食之外，余米尽为贸易。”其时，湖南境内基本上形成了以潭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故潭州有“湖岭一都会，西南更上游”之称。北宋时，长沙与中原的联系主要是水路，如上供京都的货物均由水路运至真、扬、楚、泗州转仓，然后分调船只溯流入汴京。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南宋时，还开辟了一条经由两浙路通平江府(今苏州)的道路，“二广、湖南北纲运，如经由两浙路，亦许平江府送纳”。湘江沿线还建有码头、驿馆、递铺，把潭州与各地沟通起来，“北来因鼎粟，南至山渠(灵渠)船”。还有供农民出售柴草和饲料的草市，“通货”、“驿步”、“草市”3门由此而得名，这是潭州交通便利的写照。

随着交通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湖南进行贩茶、贩盐、贩米贸易的日益增多。每到产茶时节，这些客商就“聚在山问，般(搬)贩私茶”。南宋范成大《骖鸾录》记载：潭州槠州市(今株洲市)，地当舟车来往之中，居民繁盛，“交易甚夥”。在溁湾市道旁的兴化寺，“门连城市，车马骈填”，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潭州城郊的乔口镇，是各地商旅必经之路，潭州的土产物一货从这里源源不断输住各地，“而驯致收客旅往来之税”。

《宋朝事实类苑》记载：“长沙人常自咤吾州有三绝，天下不可及。”其中一绝是“巨舰漕米，一栽万石”。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间全国各地制造的漕运官船共2916艘，其中潭州占去280艘。从造船技术而言，潭州能制造载米万石的巨舰，其技术水平高超可想而知。“巨舰漕米”的景象一直延续至元代。元代湖广行省每年北运的漕粮为50万石，与江西相等，仅次于江浙。除北运漕粮外，元朝政府还经常从湖广调粮接济他省。据《续资治通鉴·元纪十四》载，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中书省就“请从湖广调米十万石，贮于扬州”。

明代长沙几次展开了“开河通商”工程，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宋代长沙有成功堤，在城西草场门外，长八九里，堤内风涛无虞，“内泊贾舟”。又有“通货门，盖货所以出也。城内落篷桥，言至此可望归帆也”。宋末，长沙城内的这些交通设施都因“消水树云梯”而荡然无存。明统一中国后，长沙府着手重建长沙城，西城有4门，沿湘江新辟码头7座，分别是驿码头、草码头、义码头、通货码头、德润码头、鱼码头、木码头，还有专业性的通货门和驿步门，以通商贸和驿递；东有3门，南有一门，以陆路连通浏阳、平江、湘阴、湘潭、醴陵诸县。

嘉靖(1522—1566)年间，任长沙府推官的翟台主持疏浚了湘江的西湖桥段，辟成港口，停泊舟楫。商民为感激推官的功德，特将港口取名为“翟公套”。万历(1573—1619)年间，善化知县唐源又倡议“开河通商”，启用长沙、善化两县“解银每年三十余两，又每年登报赎银计五百五十两”，招募民工，把南湖(今南湖路一带)通往湘江的小港疏浚为能行商船的大湖港。尽管工程未及全竣，但仍是长沙交通史上的一次壮举，到清代南湖港仍是船舶屯集的港区。在“开河通商”的同时，沿湘江以长沙城为中心‘，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的各个集镇，也新辟或修浚了多个码头，如新康市就是当时重要的航运口岸。

明代长沙的陆路驿道也大为拓展，长沙府多次议决“开复宁乡、湘潭古路”，长沙驿改名为临湘驿，以长沙为中心向各方辐射逐步形成了5条干线：(1)通湖北大道，自长沙北达湖北蒲忻；(2)通广西大道，自长沙西南达广西全州；(3)通贵州大道，自长沙西达贵州玉屏；(4)通广东大道，自长沙南达广东乐昌；(5)通江西大道，自长沙东南达江西萍乡。这些驿道到清代仍是湖南的主要陆路交通干线。

交通促进了流通，商品吞吐量迅猛增长，长沙城实际已是远近闻名的大米市。宣德(1426—1435)年问，苏州、松江一带发生灾荒，而湖南粮食却大丰收，浙江、湖北等地的大商人云集长沙，坐庄收购大米，贩运至苏、松等地，湘江河上运粮船只“数百艘一时俱集”。湖南盛产茶叶，唐五代时推行的以茶换马的贸易方式一直流传到明代。马车是古代陆路的主要交通工具，马的需求量很大。明初实行茶叶官营，除为了稳定政府财政收入外，主要是为了控制马的货源。由于湖南及长沙茶叶贩运贸易的活跃，使茶叶的官营政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时湖南贩运到西北地区的黑茶多产于安化，而从长沙集中转运到陕西泾阳，再加工成砖茶销售。到明后期长沙已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市。至清乾隆年间，长沙已是湖南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米市之一。清同治《长沙县志》记载了这期间长沙商品流通的盛况：“秋冬之交，淮商载盐而来，栽米而去；而贩卖皮币金玉玩好，列肆盈廛，则皆江苏、山陕、豫章、粤省之客商。”清初实行海禁，全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但湖南长沙反而受益。因为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的土货出口，西方的洋货进口，都必须在广州进行。《广州府志》载，乾隆年间广州“人多务贾，与时逐”，“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东西二洋，倏忽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这样，便在广州～内地～广州之间形成一条商道，长沙则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因此，长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区之一。如《金陵物产风土志》所说，南京等地生产的绸缎，“南泛湖湘，越五岭，舟车四达，悉贸迁之所及耳”。

鸦片战争之前，湘潭是湖南省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城市，清代容闳作过这样的描述：“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除水运外，陆路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相邻各县的药材、蓝靛、竹木、稻谷，也多经湘潭直销汉口，再转江浙。湘潭商务的繁忙对邻近的省城产生了直接影响。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开始浚修南湖港；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巡抚陈宏谋又修建草潮门以北湘江东岸泊岸80丈，使长潭之间的水路交通更加称便。

(原载《文史拾遗》2000年第2期、第3期) （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