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的“中国芝加哥”规划

民国时期，长沙共编制过9个城市规划。这些规划，有的已具有了“拓南兴北”、“西文东市”、“兴建卫星城”等思想雏形。

拓南兴北： 1921年长沙市政公所编的《长沙市政计划书》规划市区南达赤岗冲至南湖港，北到鸭子铺沿浏阳河南岸至湘江口，市区总面积约27.4平方公里（当时长沙市区还仅是集中于“七里三分”的明清旧城中）。1946年底编制的建设计划草案将市区扩大到667平方公里，南达大托铺，北抵霞凝港。

西文东市： 192年《长沙市政计划书》提出辟岳麓山附近为学校区．计划将中等以上各类学校集中于此。1941年编制的《新市区计助规划》在岳麓文化区内设图书馆、博物院。1947年长沙市建设计划修正草案》规划“岳麓文化区11572亩”。各次规划均把商业区集中在河东，如1932年《长沙新市区计划》将北至新河，南至妙高峰，东达五里牌，西抵河岸总面积约27平万公里划为商业区，占当时行政区面积的40％。

兴建卫星城： 1941年所编《新市区计划书》规划20年后人口达100万，城市用地110平方公里，分向市外9个镇作有计划扩展，形成有隔离带的板块结构。1946年编制的建设计划草案则规划以原市区94千万公里建为母市、容纳60万人；另辟10个卫星市，容纳40万人，提出“大中小结合，均匀分布”的指导思想。

旧长沙的城市规划者满怀建设新长沙的雄心壮志，他们曾在规划中预言“洞庭衡岳之间，其有中国的芝加哥在。”然而由于其财政治腐败，经济凋敝，财政拮据，加之外寇入侵，这些美好的理想终究只是一个个飘飞的肥皂泡。

（原载《长沙晚报》2000年11月6日）（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