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戏里戏外的湘人之旷代逸才杨度

作者注：本组文章原载《长沙宣传》2003年第2期，由本人编撰提纲、收集资料和进行总纂，其中“刘坤一”、“瞿鸿机”、“谭钟麟”、“谭延闿”由本人撰写，其他各篇由杨长江、李卫政、刘玉龙、杜修铸、鲁呖执笔。

（本文来源《湘城访古》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旷代逸才杨度

杨度(1874～1931)，字皙子。长沙府湘潭人。光绪举人。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联络湘、鄂、粤3省留日学生，开展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投靠袁世凯，发动成立筹安会，策划复辟帝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逐渐觉醒，倾向孙中山。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1929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有《杨度集》行世。

“黄河，黄河”

杨度祖辈都是武夫，父亲当过曾国藩幕僚，壮年病逝，家境衰落，杨度依赖伯父接济，得以读书。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举人，师事王闽运，曾两次赴京会试，都名落孙山。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春，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受留日学生革命思潮影响，渐趋激进。清末，民众要求废八股，行新政，清廷被迫举办经济特科考试。杨度入京应试，成绩优异，考官怀疑他是新党，因而落第，并被清政府搜捕，于是化装逃往日本。他怀着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作了一首《黄河歌》：“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人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听歌凯旋。”

在日本，杨度进入东京政法大学速成科学习。这时，他既与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交往，又与保皇派梁启超等联系，不论政见异同，一并热情接待，他在东京的寓所因此被称为“湖南会馆”和“留日学生俱乐部”。稍后，他被举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

后来，杨度与革命党人日趋疏远，同梁启超等来往更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到达日本，劝其加入革命行列。他以民主革命破坏性太大，实行君主立宪可以事半功倍为由，加以拒绝。十二月上旬，熊希龄随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到达日本，他应约撰《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等文。

“精通宪法，才堪大用”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预备“仿行宪政”。杨度立即与梁启超商组立宪政党，因意见不合，未果。不久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任会长。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二月，杨度被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奏保“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电令湖南巡抚咨送入京，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兼任颐和园外务部公所讲习，为清朝权贵讲解宪政知识。稍后，被任为宪政编查馆参议，兼充本馆考核专科会办。又与旗人恒钧等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本部，任常务员长。提出开设国会说帖，以3年召开国会相号召，成为国内立宪派著名人物。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九月初，资政院正式开院。接着，清廷将9年预备立宪期限缩改为5年。于是，杨度又奏请速开国会，并请赦免和起用梁启超，以裨宪政。次年四月，皇族内阁成立，他被任为内阁统计局局长。

“旷代逸才”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因参与助袁出山，被任为学部副大臣。袁世凯假装表示赞成共和之后，杨度又发起组织共和促进会，声言“断不能以党风之私，召瓜分之祸”，以迎合袁氏意图。

1912年3月，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年秋天，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黄兴劝杨度入党，他以国民党必须取消政党内阁主张为词，予以拒绝。杨度从此更加见重于袁世凯。次年春，被授二等嘉禾勋章。旋即发起组织研究宪法委员会，任会长，为袁世凯独揽大权制造舆论。同年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强迫国会选其为正式大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使国会瘫痪，另组政治会议，杨度被增补为政治会议议员。1914年5月，政事堂成立，被任为参政院参政。他因深知袁世凯称帝心切，遂于次年3月撰写《君宪救国论》一文，托人转呈于袁，因持论极合袁世凯意图，袁世凯特颁亲题“旷代逸才”匾额一方。8月23日，杨度成立筹安会，任会长，公开鼓吹帝制。不久，梁士诒等另组全国请愿联合会，势居上风，他将筹安会改为宪政协进会，配合行动。

“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1917年7月，因参与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而被北京政府通缉的杨度，正躲避在天津租界，过着“往来二三子，皆复患难余”的隐居生活。信仰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道路走不通了，思想上受到沉重打击。在没有找到新的出路之前，他只好用参禅学佛来解除内心的苦闷和消磨日子。

张勋拥清废帝复辟，杨度通电各方，说明原来信仰君主立宪，但现经“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表示反对。因此，在时代潮流推动下，毅然加入民主革命行列。后来杨度被特赦，他屡发通电，陈述调和南北、解决时局的办法。1922年夏季以后，杨度接受孙中山委托，商讨阻止吴佩孚率军援助广东陈炯明计划，赴保定游说曹锟。时国民党人对杨度有怀疑，孙中山为此致电上海中央干部会议，说明“杨度本奉有密命与直系接洽”。接着，杨度圆满完成这项紧急任务，后来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1924年，杨度为配合北伐战争，根据孙中山嘱托，奔走各地，与曹锟、吴佩孚、姜登选、张宗昌等周旋，分化瓦解北洋军阀势力。这时，他的思想变化很大，其思想境界已超出一般民主主义者水平，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也是我们自己人啊”

1926年冬，杨度迁居北京，以学佛论佛为名，继续进行革命工作。次年4月4日，应邀出席熊希龄在太平湖饭店为其长女举行之婚礼时，获悉张作霖将搜捕苏俄兵营中国共产党人，当即转告中共诸人迅速转移。李大钊等被捕后，又多方奔走营救。李大钊等牺牲后，为周济遇难者家属和筹措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经费，不惜变卖房产。

1928年秋，杨度移居上海，表面上以卖字画为生，并充当杜月笙“清客”，暗中仍从事革命工作。次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还先后参加反帝大同盟、中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进步团体及其活动。当时共产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杨度写的。杨度入党以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直到临终，没对他的任何亲人暴露过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只对儿女们说：“以后任何时候都不能反对共产党。”1931年9月31 El，杨度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秘密送了花圈。临终前数日，他自撰挽联，以明心迹：“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后来，章士钊在解放区见到毛泽东，谈及湖南近代知名人士，提到杨度时，毛泽东说：“杨度也是我们自己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