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与流变

作者注：本文原载《文史拾遗》2004年第3期，系作者向2003年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本文来源《湘城访古》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民族是由来自北方的楚先民与南方土著“蛮夷”诸民族融合而成的。这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既是楚国在政治、军事上结夷夏为一体的进程，也是在文化上熔夷夏于一炉的进程。

    一、军事斗争促进民族联合

    商周时代南方庸、蜀、羌、髦、微、卢、彭、濮等少数民族(部族)都曾参加过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但是，周王朝政权建立以后，这些分布在江汉、洞庭一带曾经在灭商战斗中立过汗马功劳的诸“蛮”却未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成为周王室不断征讨、奴役的对象。因此，这些“蛮夷”从支持周朝建国转为对抗周朝，并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反周力量。周昭王、周穆王、周宣王等都曾大肆征伐过“蛮夷”，然而，他们不仅没有建立显赫战功，有时反而被诸“蛮”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甚至断送国君性命。可见其时“蛮夷”力量之强大。

    周室东迁之后，诸夏大统一、小分裂的局面已向小统一、大分裂局面转变。周王丧失了军事盟主的实力，周公东征、昭王南征之类的赫赫壮举再没有重演。此时，从北方迁徙到江汉、洞庭一带的楚民族日益强大。楚人再也用不着为来自中原的威胁而担忧了。至于江汉地区的小国，虽然武力强悍，但彼此不相统属，偶尔组成松散的临时军事同盟，也形同乌合。只有曾国为汉阳诸姬之首，是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武王末年，楚国大举讨伐曾国，迫使曾国与之订立城下之盟，从此，楚国对汉阳诸姬的影响就超过了周朝，反周向楚成为当时的潮流。楚成王三十二年(公元前640年)，曾国策动汉东的小国反叛楚国，被楚国击败，曾国从此成为楚国的附庸。还有百濮、群蛮、百越等，虽部落林立，但势单力薄，更容易被楚国各个击破。西周末年，楚王熊渠已“甚得江汉间民和”，江汉问的主要三苗部落已归服楚国。

    到了春秋时期，楚国又先后灭掉庸、濮、罗、卢等苗蛮集团方国，并征服了扬越。至此以“蛮夷”自居的楚民族已与江汉、洞庭等地的诸“蛮”联合起来，实际上已融为一体。楚国从而成为南北联盟之“长”，得以逐鹿中原，成就霸业。可见楚民族的兴起与繁盛，其强壮的肌体里既凝聚着华夏威严而风雅的精魂，又奔流着“蛮夷”劲悍而野朴的血液。

    二、文化融合促成民族融合

    楚民族是先秦时期(其时间为数以百年计乃至数以千年计)在芈姓氏族(来自华夏)的统领之下，由苗(三苗)、越、濮、巴等部族渐次融合而形成的。具体到文化来说，芈姓氏族从中原带来了虞、商文化和夏文化；江汉、洞庭等地的诸“蛮”则以苗蛮文化、百越文化、夷濮文化、巴蜀文化、氐羌文化予以丰富充实，从而凝聚形成了熔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于一炉的楚文化。随着夷夏文化的相互吸纳和激荡，楚文化进入了它的茁长期。楚文化的一切重大成就，都是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的结果。

    楚人进入江汉平原之后，受到土著蛮夷的影响，文化面貌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考古资料，这个变化首先体现在陶器上。大约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楚人的主要烹饪器是一种高腿锥足红陶绳纹鬲——即考古学界所称的“楚式鬲”。它的基本结构和特征，同曾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殷式鬲”和“周式鬲”迥然不同，而自成一系。“殷式鬲”和“周式鬲”器的腹足结构连为一体；而“楚式鬲”器体的腹底连接一起，空足由核心和外壳两部分构成。

    体现在农业生产上，楚人向种植水稻历史悠久的南方民族学到了筑陂的技术，而且有所改进，有所创新。孙叔敖筑的期思陂，其特点是截引河水，而先前的陂大概只是积雨水或引沟水的。如《国语·吴语》记伍员说，楚灵王筑章华台，“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韦昭注：“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故雍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

    楚民族的青铜冶铸技术也吸收了扬越青铜冶铸技术的长处。1978至1979年在河南淅川县下寺发掘的九座大型和中型的楚墓，年代为春秋中期至晚期，出土的青铜器达四百余件。这些精美青铜器足以说明，当时楚国不仅普及了中原大约在春秋中期推广的分铸、焊合技术，而且创造了冲原尚无先例的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工艺；不仅镶嵌红铜工艺的采用不比中原晚，而且镶嵌黑漆工艺的采用更是中原无先例可寻。

    在精神文化方面，楚人栉蛮风，沐越雨，潜移默化，加上他们对自己的先祖作为天与地、神与人的媒介的传统没有忘怀，因而，他们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带有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逐渐形成了南方的流派。楚人接受了华夏的许多理念，然而他们从楚国的实际出发，往往有所改变，有所变通。如政治思想上强调忠君和抚民，军事思想上侧重外线作战，民族思想上主张混合夷夏，都可以说是自成一家的。至于社会习尚，则有久盛不衰的巫风、崇火尚赤的习俗；艺术风格上，则追求挺拔与诡奇、清秀与缛丽的结合。一言以弊之，就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楚派与楚风。这从楚汉帛画，楚汉器物纹样，含青铜器、铁器、丝织、刺绣、木雕、竹器、漆器、料器等的样式及纹饰，楚汉画像石等楚文化瑰宝所蕴含的内容及其独特的风格完全可以窥见，亦可从屈辞中得到印证。

    三、楚裔系族的分化

    战国后期，随着楚国的覆灭，楚民族相当多的一部分，包括诸“蛮”的一部分，逐渐被汉族所征服并融化，秦汉以后成为统一的汉族的新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当时逃往及后来迁徙武陵山区、雪峰山区以及邻近的九嶷、五岭南北等地的苗蛮、濮越诸部族，兼及今黔东、川东、鄂西、黔川滇一带的“土著”民族，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大部分并未被汉族完全征服，更未被汉族所融化。如聚居于湘西的苗蛮、濮人和人湘的巴人，到秦汉时成为“武陵蛮”和“五溪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作为楚(越)裔系族而各自向着单一的民族发展，渐次形成同源异流、各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这就是现今的苗族、瑶族、侗族及土家、布依、仡佬等民族。

这些被迫一再迁徙的少数民族，长期居住于深山老涧，并且不断受到汉族统治阶级的追剿与敌视，处境极其艰苦，生产极其落后，同外界联系甚少，以致他们不少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们世世代代，依然按照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劳作、祭祀、婚娶、饮食、装饰、娱乐，自然而然地把许许多多的巫风楚俗乃至原始遗风较为完整地、模式化地保存延绵下来，成为今日研究楚文化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