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风貌

　　长沙妇女，素来勤俭纯朴。农村女性，多善纺织，白天操持家务，有空就织布做鞋。晚上纺纱常至深夜，除保障全家衣着外，还可积聚小钱，有“棉棉棉，纺点纱唧吃油盐”之语。有的孤儿寡母，靠纺车吱吱转，竟奇迹般地置了田产！有的妇女，兼绣花、绩麻、养蚕，割牛草、寻猪菜、挖野菜、上山扒柴、拾柴，有的甚至下田劳作，什么活都干。浏阳上东乡的一些地方，闲冬时男人在家烤火看孩子，妇女则在外劳作，“三寸金莲”竟能挑着尿桶柴禾健步如飞！
　　城镇妇女多工针线刺绣。清末以来，长沙绣庄、手工染织作坊林立，老板多请女工、童工，用廉价的劳动力来获得高额利润。
　　千百年来，妇女在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束缚下，失去种种人身自由。正如湖南首任都督焦达峰的夫人沈蔷藐10岁时所写道：“人道何存溺女婴，呱呱堕地命归阴。世间多少不平事，女贱男尊最不平！”
　　女孩五六岁起，脚趾就要被母亲压叠包裹起来。为得到一双取悦于男人的“三寸金莲”，真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自清末起，长沙女士向此恶习发起了种种冲击，于1897年成立了不缠足会，1898年成立湖南不缠足总会，长沙成为中国女子放足运动的中心。1903年沈菁莪与焦达峰成婚时，是浏阳乃至长沙的第一个天足新娘。从“五四”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长沙妇女才彻底放脚，革除恶习。
　　姑娘，长沙称红花女，从小学会“语不高声，笑不露齿”，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只能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五四”运动时期，兴起女权运动，城市男女青年开始自由恋爱结婚。为了争取恋爱婚姻权，长沙妇女作出了很大牺牲。如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轰动全国的“赵五贞拒婚自刎”事件。又如女学生李欣淑不满买办婚姻，就毅然出走，到京沪半工半读。宁乡还先后发生袁秀姗、博丽卿、许闻道、顾玉振抗婚事件。傅丽卿为抗拒给县知事填房，愤然出走，参加革命。
　　更加不幸的是，许多贫家女从小被迫当童养媳，有的被卖身成婢妾，甚至步入红尘。长沙土娼出现于清代咸丰年间，以后才有领执照的娼妓，先有“扬帮”，后有“本帮”。至民国时，娼业至极，有的政客还在妓院洽谈事务，所谓“开盘子”、“包盘子”、“挂席”。著名的有“清香堂”、“爱福堂”、“清莲堂”等。民初，长沙禁娼呼声日盛。1921年任湖南省警备处长兼长沙警察厅长的张辉瓒迫于人民的压力斩杀了民愤极大的妓院老板“刘麻子”。行刑那天，前往浏阳门外刑场观看者，倾城塞巷，莫不称快。这个刘李氏曾强令13岁的女孩接客，她靠此下流勾当，几年之间竟积银元四五千元。可怜良家妇女用青春为老板积聚了财富，自己则十之有九患花柳病或其它性病。这种罪恶现象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三年内才彻底根除。
　　长沙妇女自古纯朴善良，深明大义。有的终身不嫁，尽其积蓄修桥铺路，有的全力支持丈夫义举，有的宁死不屈，有的大义灭亲。如修于清代的浏阳“老女桥”和长沙“未嫁桥”都是姑娘捐资兴建的。当焦达峰为革命奔走，随时有杀身之祸时，沈菁莪力排威胁，勇敢地与之成婚，并将金银手饰全数交给丈夫作革命经费。杨开慧受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拒不答应脱离毛泽东。王绍坤、王绍兰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受尽拔指甲、打火印、压竹杠等各种酷刑，王绍兰惨死在老虎凳上，杨开慧王绍坤就义于识家岭，她们至死未吐半字真言。经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还有浏阳易维五、邵振维，胡玉蓉、陈昌甫等众多女杰。长沙演员黄如顺1935年被国民党一师长纠缠，她当众怒斥，宁为玉碎，愤而自杀，死前将历年积蓄200元捐赠绥远抗日前线，其遗嘱云：“卑卑不足道的我，对国家总算尽了最后的一点赤诚之心。”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风物大观》，郑佳明/主编，周贤朴|顾庆丰|沈绍尧|易仲威|王建宇|于安全/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