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旅习俗

　　长沙虽自古有舟、马、车、轿等交通工具，但民间行旅，至1949年仍以徒步为主。乡下人从儿童上学、少年打柴开始，就练就了一双飞毛腿，上县城，入省垣，总是穿草鞋，吃天光饭，五六十公里路程，午后就能赶到。就是城里人，也多为步行，如徐特立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时，总是穿街走到学校上课。毛泽东到定王台图书馆读书，每天都步行很远等着开门。
　　夜间行路，常打灯笼火把。火把多为杉皮扎成，用稻草束紧，点燃之后，前后不断甩动，放出一道道弧形光芒。人多成伍时，远看赤光跳动，如火龙行进。除夕夜，收工线、讨帐的川流不息，灯笼火把，星星点点，四处游动，更具诗情画意。
　　最辛苦，算驳货担脚，挑百多斤东西，长途跋涉，扁担闪闪，小跑如飞。如浏阳北乡常有人挑土布到省城，当晚交货，次日太早又挑着棉花等货回转，负重日行数十公里，有如家常’便饭，耐劳精神，令今人难以相信。
　　轿子是昔日主要代步工具，除富者及老弱病残外，每个女人一生至少要坐一回。官吏坐的轿，等级森严，有4人拾8人抬的，还有16人抬的，人们分别称之为“四抬”“八抬”官人。民间有轿行，俗称轿码头，办理出租业务。长沙的轿，有马轿、蓬轿、镜轿、凉轿之分。马轿、篷轿多用竹制，较轻便，宜远行。马轿最简易，在两杠之间绑一坐板、踏脚板或竹椅之类即成。篷轿比马轿稍复杂，有蓝布篷盖。镜轿是木制的，装有玻璃，遮有布帘，宜妇人乘坐。凉轿多为私人所有，一般为藤制，有帆布或皮质篷盖，属军官、士绅专用。民初以前，有钱人常以轿代步，到轿行或街口随喊就是。轿夫日工钱仅3升米面已。但乘蓬轿的，要负责轿夫途中伙食；长途乘客到目的地后，要以一宿两餐招待轿夫，并付“小费”。乡下佃户抬轿，有的并无工钱，只抵“庄工”。所谓庄工，即农民佃种土地时附加的差役。轿夫常叹曰：“我们是被人踩着肩膀走的！”故1926年兴农会时，打轿子成一时风气。但直到1949年，乡下仍时见坐轿的。在市井，由于人力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到抗战时期，轿子就已极少见了。
　　相传我国在夏禹时就有了车，亦有黄帝时就有车服的记载。古时陆路交通主要用牛车、马车。“车”作为城内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近代才有的事。长沙近代人力车始于1905年，乃仿造大西门日本洋行的木轮铁盘车，故称东洋车。至1915年，全城已有东洋车900多部。后来又先后将车轮改为实心橡皮盘和钢丝汽皮盘（叫黄包车）。至1929年，城内已有各种人力车3000多辆，渐取代轿子而成为市内主要的交通工具。长沙至1934年设公共汽车，人力车才逐渐减少。
　　在乡卞，世世代代使用的主要运载工具是铁箍独轮土车。好车手可推近500公斤货物在小路上行进，如运送粮米、石料、石灰、牲猪等，几乎都离不开它。“吱呀吱呀”的交响曲在乡下总不绝耳。不管大路小路，只要有土车子经过，路面上无不碾出一条条深沟，俗称车槽，晴天一槽灰，雨天一团浆，车陷入其中，则滞结难动，“呻吟不己”。
　　骑马，主要是少数军政人员及富商子弟所为，除驿站外，民间鲜有骑马的。长沙驿在唐代就很有名。明清时，长沙驿常备弹马约50匹，负责官府公文、军情传递和钱粮运送等项。遇紧急公文，须日驰200－400公里。
　　长沙河运历史在3000年以上。晋代《荆州土地记》就有“湘州七郡，大所出，皆受万解”之载。宋代，潭州（长沙）年产船数百，有载曹米万石的巨舰，可见古代长沙河运之发达。但直到清末，长沙航行仍主要靠木帆船。浏阳河、捞刀河、沩水、靳江河等不但是杉木、摘竹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且是粮运客运的重要途径，小船可直达其中游乃至上游。如在清代中叶，从长沙乘船可达捞刀河的上游??浏阳社港，当地尚有宿船滩地名，后因修建了乌龙坝，上游才断航。
　　船民四季出没风波里，被称为“船拐子”，生活艰险，禁忌很多。平时脱口而出的话，他们当作是未来凶吉的兆头，叫“口风”。他们说话特别忌讳龙、虎、鬼、梦、翻、滚、倒、沉等字眼，而将龙说成“溜子”，姓龙说姓“溜”；虎叫“猫”，腐乳叫猫乳；斧头叫开山子；鬼叫浸老倌、矮老子；梦叫黄梁子；帆叫风篷；睡觉翻边叫斜边；滚水叫开水；姓陈说姓“袍”……开排启航，不但要择吉日，而且要遇好兆头才能成行。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风物大观》，郑佳明/主编，周贤朴|顾庆丰|沈绍尧|易仲威|王建宇|于安全/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