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古城的拓展

　　城市，随着社会的推进，农副产品的丰富，集市的繁荣，手工业和商贸的发展，必然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加以扩大和拓展。
    南北朝结束后，隋文帝为巩固政权，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589年（开皇九年）撤湘州，改长沙郡为潭州，改临湘县为长沙县。大业（605-617）年间，隋炀帝又改潭州为长沙郡。郡县同名，同城而治。以后各朝州、府、郡的治所均设在长沙县，一直沿袭至现代。
　　战国至西汉时期，长沙古城城区呈东西长，南北窄。经历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城区有逐渐向南北方向扩大的趋势。不过，这扩大只是郡治、县治、津城等单元的向外扩张，而城的本体却并没有扩大。这种状况是自东汉以来，集权衰弱，豪强兴起；群雄争斗，戌城林立；“地无百里，数县并置“社会政治形态在城市建设上的反映。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城市也相应的得到发展。长沙古城自建城以来，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得到了较大的拓展。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长沙古城在隋唐五代时期拓展情况大概如下：
　　向南：到今南门口一带。秦汉古城以南，除三国韩玄墓外，南门口及明清旧城墙下都有不少东汉墓，说明东汉以前此地均为郊野。唐五代时，城南已有城门碧湘门，此门一般认为是因五代马殷所建的碧湘宫而得名，但实际上可能时间更早。马氏所建的碧湘宫在今南门外碧湘街临湘江处，当时此处有一碧湘湖，宫以湖名，则城门亦可能早于宫。在现碧湘街和西湖路之间临江处，过去有一条横街叫古老门，又称古楼门，很可能即为当时碧湘门遗址。碧湘湖后来逐渐湮没，改名为西湖，而有现在的西湖桥和西湖路。
　　现南门内有不少带桥和码头的街巷的名称，如天心阁西北，晏家塘东头有高码头，往西有位于小古道巷附近的一步两搭桥，位于学院街附近的登瀛桥等，可能为唐代护城河经过之处，而当时的城墙当在这些地方以内。
　　向北：到潮宗街与营盘街一带。307年（西晋永嘉元年），晋怀帝分立湘州，把其所属长沙郡的郡治移到城南门外，后来又把郡所辖的临湘县治迁到城北门外今潮宗街一带。据清《嘉庆一统志》：“今之长沙县治，即《水经注》所谓临湘新治，南北朝宋所徙，本在城外，隋唐时包入城中。”据此，唐代长沙城向北扩展到了潮宗街以北，这一带从西至东现尚保存有活源桥、孙家桥、文星桥、司马桥、戥子桥等街名，基本上都在东西向的一条线上，当年均应为城北护城河上的桥。
　　唐代长沙城的北城墙有长乐和清泰两座城门，据《资治通鉴.后汉记》记述，五代的楚王马殷死后，马氏兄弟互相争斗时，马希萼引兵从常德经岳阳进攻长沙，守长沙的马希广部下步军指挥史吴宏、小门使杨涤，一出清泰门，一出长乐门迎战。长乐门当在今青少年宫后六堆子处，一般认为清泰门在今清泰街与潮宗街相交处稍北。但《资治通鉴》中还有马希广派水军屯北津城以迎希萼的论述。北津城在今通泰街西头临湘江处，据此推测清泰门可在当时长沙城的西北角，因此也有研究者将清泰门作为唐长沙城的西门。
　　向东：因有浏城桥至天心阁一脉山峦（龙伏山）的局限，其扩展不大。从城北的戥子桥经顺星桥往南经落星田、古稻田直到天心阁西北方向的高码头，应是当年东面护城河所经之处。唐戴叔伦《游长沙东湖》诗云：“湘流分曲浦，缭绕古城东”，所指的古城东当为这一带，而不应是现浏城桥以东的明清时期的便河以东。50年代在今长沙饭店的西侧原省轻工业厅处曾发掘出一只唐代的木船，可能当时城内外尚有河相通。
　　城东有浏阳和醴陵两座城门。《资治通鉴.后汉记》记载马希广被马希萼赐死后，其部下“师葬之于浏阳门外。“元代胡省三注云：“浏阳门，潭州城东门。”。但当时的浏阳门，并不在现浏城桥处，而应在今浏正街与都正街（东兴街）相交处往北经落星田至小吴门之间。在唐代，从今落星田到古稻田直到今天心阁西北部一带当时都尚是城外的郊野农田。这里南部有唐元和时潭州刺史戴简所建的“戴氏堂”，北部古稻田附近又有贞元时潭州刺史杨凭所建的东池，还有一个“建于稻田之上”的报慈寺。据柳宗元所写的《潭州东池戴氏堂记》和符戴写的《长沙东池记》，在建这些园苑时当地都还是一片荒凉。直到五代时期马氏还在这里建了一个小瀛洲。马氏在长沙所建的宫、园当时基本都在城外，此处当亦是如此。
　　城东的醴陵门具体位置不详。此外，根据《九国志》，城东还有一东门，马殷争夺湖南节度使时率兵从江西南昌经龙回关（现城东南跳马涧），取东门，杀原湖南节度使邓处讷。此东门可能即是浏阳门或醴陵门。
　　城西因湘江之阻无法再扩大，当时西城门名济川门，但具体位置不详。马氏在城西曾建了一座文昭园，据《长沙府志》：“文昭园在小西门外，马氏建。“小西门在明代称为德润门，唐五代时的城西的济川门当在此附近。此外，据《新五代史.楚世家》记载，马希萼赐死马希广后在端阳门置酒，其弟马希崇谋反，派人冲击并缚马希萼。此端阳门在何方向亦不清楚。
　　在长沙的考古发现中，唐宋时期的遗存分布最广、堆积物最丰富，现在城内动土建设的地方大部分都发现有唐宋遗物。堆积较丰富并经过考古人员发掘的有：城东的五一路现市委大院（包括老干局）、原省轻工业厅、清水塘省公路局、八一桥南侧菜市场、长沙市一中体育馆、韭菜园东区政府等；城西贾谊故宅、坡子街省商业职工医院、福禄宫、三兴街、五一广场（包括其附近的中山商业大厦）、省供销社等处；城南的省财政厅大院、晏家塘等；城北门的通泰街、营盘街、蔡锷路服装城等共数十余处。其中城南的晏家塘不但有较丰富的遗物堆积层，还挖出了数口水井，水井内出有大量的唐代铜官窑釉下彩瓷壶、罐等日常用物。城北蔡锷路的服装城基建时亦挖出数口水井和的遗物堆积，有大量的铜官窑釉下彩瓷壶等唐代遗物。考古资料证明，这些地方在唐代都已是人口居住较密集的市井区。
　　城东的长沙市一中到清水塘、八一桥和韭菜园一带，在清代尚在长沙城东护城河以外，唐代自然不会在长沙城内，但为什么唐宋的遗物如此丰富呢？这些遗迹现象说明当时此处应是靠近长沙城东门外的人口集中区，其所相对的城内正好是中山路的小吴门至五一路之间，因此，此处有可能即是当时的浏阳门外。
　　根据对唐长安和洛阳城的研究，唐代城市的布局仍保留魏晋时期的封闭式的形态，又更严格的按等级来划分居民区。在具体形式上，多层的等级观念，使人们追求一种方正的格局，比汉代城市更整齐，已定型成一种棋盘式的里坊布局，同时，这一时期的城市居民区从原来汉魏时期在城市的西北部到南部，而宫苑则主要在北部。当时长沙城内的布局，不可能按都城的规划，但根据有关资料，里坊是肯定存在，不过由于千多年来的兴毁，城内的里坊已无法再窥其全貌，历代志书所记也极为有限。现可见的仅《湘城访古录》辑明《一统志》、《清异录》等载有：贾谊故宅所在的“濯锦坊”、卒长能种子母蔗的“鸡狗坊”等。里坊内有街巷，四周用高墙围起来，设里正、里卒看管把守，早启晚闭，傍晚街鼓一停，居民就不得再在街上通行。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沧桑之变》，郑佳明/主编，黄纲正|周英|周翰陶/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