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城市的衰落与庄园的兴盛

　　由于西汉晚期以后，土地不断集中，农民对土地占有者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出现拥有大量部曲家兵的大庄园，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元，城市活动不象以前集中，因此，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经济走向衰落。东汉以后，长沙古城基本还是保持西汉临湘故城的状况，虽然向南迁移出了长沙郡治，向北移出了临湘县新治，也增加了南北津城和戌城，但均是松散的各自为单元的结构，城市四乡的庄园更是空前的兴盛。
　　50年代，湖南省博物馆在金盆岭一带发掘了一批两晋南朝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批陶俑、模型冥器等文物。一座有“西晋永宁二年”（302年）铭文的墓，出陶俑百余件，有骑吏、武士、奏乐、书吏、童仆等，地面生活所应有的部曲、家兵、男女侍从俱全，还有车、马等各类动物和各类用具设施模型，可以说是一座完整的地下庄园。把现实生活中的实物，以各种形式带入冥冥之中，以求万世享用，是我国古代的埋葬习俗。这些出土的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长沙地区的封建庄园的状况。
　　1984年底至1985年初，长沙市东北约20公里的长沙县回龙乡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古墓盗掘案，被盗东汉至两晋南朝时期古墓葬100多座。该地处于捞刀河河湾地带，北临河水，三面环山，中间数千亩垅田，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盆地边缘的小山上密布东汉至六朝时期的砖室墓，其中的仙姑岭有一大封土堆，应为一座较大型的墓。被盗的约100座墓都是用青砖砌成，青砖上一般都有几何形花纹，调查落实被盗的文物有500多件，其中仅青铜镜就有40多件，还有银器、琉璃、玛瑙和青瓷器等。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此一带较为富裕，从此地的地形和墓葬情况看，当时该处应是一个或数个较大的庄园。
　　此后，从1985-1987年，全市的文物普查中发现大批的古遗址和古墓葬，古墓葬中数量最多的是东汉至南朝时的墓葬，约占总数的80%。其中有墓群之处类似回龙古墓的情况，如长沙县麻林桥；浏阳西乡的官桥，东乡的古港、沿溪、官渡，北乡的北盛；望城九江之字港；宁乡的檀树湾等。这些地方的地理环境与回龙古墓群处相似，墓葬的墓室基本上也都是用青砖砌成，砖上一般有几何形纹饰，浏阳县的一些地方出土的墓砖上还有车马纹。出土器物有硬陶釜、铁釜架、陶灶、井、仓等模型冥器，猪、羊、狗等动物模型，青瓷鸡首壶、罐、碗、盘、砚等日用品，铜薰炉、醮壶、镜等，内容十分丰富。1977年，长沙县麻林桥的一座南朝墓中，出土一方买地券，墓主人徐副，年59岁，以醉酒寿终，433年（宋元嘉十年）葬于荆州长沙郡临湘县北乡白石里。全券493字，是目前所见字数最多，内容最完整的南朝买地券，内容主要是当时流行的带迷信色彩的方术语言，以“约地吏，勿复烦扰”，是企图将当时社会土地占有制带入"阴间"的一种幻想。
　　据文物普查资料统计，长沙地区现存东汉至南朝时期的墓群有近200处，实际上的数量肯定应远远超过此数，当时长沙城四乡庄园的盛兴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属长沙四乡范围内的县城，在这一时期也有大的发展，除前述的湘西县外，还有浏阳县城和位于现宁乡县范围内的新康县、新阳县，不过其旧迹均基本无觅了。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人口集中于城市的情况在战国至汉代（至少至西汉），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这样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城市的历史。”而“东汉时，自然经济有所加强，人口集中于城市的情况走上了下坡路。”长沙古城的情况正是如此，经历了战国晚期的繁荣之后，至西汉时期，由于成为诸侯王国的首府，城市功能日趋完善。但东汉六朝时期城市主体衰落的状况直到唐代，主要是中、晚唐以后才有所改变。至唐代，长沙城有一次大的拓展，到宋代的城市规模则已基本定型。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沧桑之变》，郑佳明/主编，黄纲正|周英|周翰陶/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