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渡和戌城的发展

　　长沙成为诸侯王国首府以后，城市的发展较快，不但沿湘江东岸向南北扩张，而且越过了湘江，湘江西岸从岳麓山至银盆岭、三汊矶一带成为西汉时期的重要墓葬区，从50年代开始至今已在这一带发掘了数百座汉晋六朝时期的古墓葬，其中主要是西汉墓，1975年发掘的陡壁山西汉曹巽墓，1978年发掘的象鼻山大型木椁墓，1993年发掘的望城坡大型木椁墓，均为西汉长沙国吴氏王族成员墓葬。特别是西晋麓山古寺的出现，以及晋湘西县和新康县等县城的分立等，使湘江两岸的交通已成为必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长沙古城出现了津渡，并发展成为津城。据《水经注》记载，当时有南津和北津两城。
　　《水经注》在述及瓦官水（靳江）和船官（南湖港）之前的一段为：“湘水又北，迳南津城西；西对桔洲，或作吉字，为南津洲尾，水西有洲子戌，故郭尚存。”其所述南津城，“津”字，为河渡口之意，此处称城则必有防护性建筑，因其处于长沙城南沿江的重要位置，所以既作渡口，又起一定的防卫作用。南津城的位置，据考证，当在今长沙城南新开铺西北猴子石滨江处，其始于何时难于确定，但可能在唐以前就倾圮江中无存了，故唐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志》已无此城的记载。
　　南津城西对的桔洲，并不是现在的水陆洲，而是在今靳江河口以北经渔湾市、廖家垸子至阜埠河一带，湘水从其西侧汊入流经现赵泥湖至赵洲港以北入江。唐初张九龄有《初入湘中有喜》诗云：“两边枫作岸，数处桔为洲。却记从来意，翻疑梦里游。”据此可知当时湘江中有桔林之洲并不是一处，且洲水交错景色很是引人入胜。但现在猴子石对面靳江河口只有淼淼江水，并无绿洲，根据一些古文献记载的推测，该处江中之洲在唐代即与湘江西岸并为一体。故此，宋以后的文献中对《水经注》关于桔洲和南津城的记载，都无法作出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但如到实地勘查，该地的确至今仍可见到古洲的痕迹。从猴子石处过湘江经岳麓山南麓沿靳江河谷地带是长沙城南通往湘西的最佳路线，现正在动工修建的长沙湘江南大桥亦选址于此，汉晋六朝时的南津城在现猴子石处当不为谬，在选择通衢津道位置的问题上，古今认识亦然。
　　长沙古城北面的津渡，《水经注》在记述“故市”和“临湘县新治”之后，说：“县治西北有北津城，县北有吴芮冢。”北津城和南津城一样，作用大概既是津渡，又有防御功能。关于其位置，目前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说源于清代，《湘城访古录》载“水经注云：临湘县治西北有北津城，省志云北津城址无考，长沙县志以土城在长沙西北三汊矶上，周八九里，高或五六丈，或三四丈，壁立如城，疑即古北津城。”以后各类志书，词典等均因循此说，并无异议。1983年此古城遗址被定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水经注》所载北津城不在三汊矶而在今长沙城北通泰西端的湘江东岸。详考之，此说比第一说较为合理。
　　第一，《水经注》对有关长沙古城的记述是从上游至下游，湘江两岸交替进行，其排列顺序和相对位置相当清楚。其中记述"北津城"是在湘江东岸，“临湘县故城”西北，吴芮冢之南。则据唐初李泰所著《括地志》记载，吴芮冢在临湘县故城之北四里。因此，在吴芮冢南的“北津城”应不会在湘江西岸离长沙十里之遥的三汊矶。
　　第二，“津城”五代时仍见于史籍。《资治通鉴》卷289记载：950年（后汉乾祜三年），马希萼自朗州（今常德）经岳州、湘阴袭长沙，“军于湘西，步兵及蛮兵军于岳麓。”而踞长沙的马希广“遣刘彦召水军指挥使许可琼帅战舰五百艘，屯城北津，属于南津。”而《新五代史.楚世家》则记载：马希萼从岳州“下湘阴，至长沙，屯水西。刘彦、许可琼屯水东。”据此可知“北津”应在长沙城的湘江东岸。
　　第三，清乾隆时，长沙城西北湘江中尚有“成功堤”遗迹，与古“北津城”遗址吻合。乾隆《长沙府志.山川》云：“成功堤在草场门外，自老至矮子洲，长八九里，以堤障之，贾舟内泊，风浪无虞，旧有通货门，盖言货所从入也。明初攻城，消水，树云梯，遂毁之，水退时，尚有堤滩故址。”考元末明初未发生过“攻城”事件，只有宋末元初的1276年（南宋德祜元年），元将阿里海牙、崔斌率兵攻潭州时，“攻西北铁坝”，“树木栅城上”，“布云梯，鼓噪而上”。说明“成功堤”至南宋末年尚保存完好，其可能就是古“北津城”的残迹。
　　第四，与通泰街临河隔湘江相对的是现龙王港入湘江的河口，即《水经注》所述之白露水口，此处往西为岳麓山北麓的河谷地带，长宁公路未开通以前，此为长沙城北往湘西的最佳路线。湘江没有修桥时的渡口即在大西口与通泰街之间的中山路江边，北津城作为津渡发展而成的戌城，建于此处较为合理。
　　现在三汊矶处的“北津城”可能即为《水经注》所述的三石戌。古长沙的戌出现于战国时期，为防御越人的侵袭，长沙楚城曾在城东越过浏阳河的张公岭设戌。前323年楚灭越后，威胁消除，城东防御削弱，张公岭战国墓地的晚期楚墓骤减就证明了这一点。秦汉六朝时期，长沙的防御重点变为沿湘江的南北通道，卫戌处所除由上述津渡发展而成的南、北津城外，据《水经注》记载还有戌所数个。
　　依《水经注》所记，南津城所对的湘江西岸有“桔洲戌”，南朝时期“故郭尚存”。按南津城在猴子石，则“桔洲戌”的位置大约在今靳江河临湘江处的北岸。1986年，长沙市文物普查时对该处进行了调查，发现遗址犹存。岳麓山黄鹤村有一台地，当地村民至今尚称此地为“土城头”，台地呈橄榄形，长约1.5公里，最宽处约0.5公里。 中部和南北两端尚保留有夯土城墙的残迹，北墙基中发现大量六朝砖瓦残片，采集有较完整的东晋青瓷四系盘口壶1件。台地之外西北有一片小山岗，50年代湖南省博物馆曾在此发掘过一批西汉时期的墓葬。“桔洲戌”始置年代无法确定，但至少南朝时应还在使用。近来有的研究者根据古文献的记载考证，认为此处在三国至南朝时曾作为湘西县城。
　　古长沙城北的戌城，据记载有三石戌和浏口戌。《水经注》记述“北津城”和“吴芮冢”以后说：“湘水又北，迳三石山东，山枕侧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浦矣；水此有三石戌，戌城为二水之会也，湘水右迳浏口戌西，北对浏水。”文中所述三石戌城， 应即是现三汊矶所存的土城。由于古北津城在元初被毁殆尽，至清代已不知所存，而当时的修志者未作详细调查考证，将三汊矶土城张冠李戴，从疑到定成了“北津城”，因此造成了几百年的误会。三汊矶土城为三石戌城的主要依据有3点：
　　第一，根据《水经注》湘水流经长沙时从南津城（猴子石处），瓦官水（靳江河）至三石戌、浏水口这一段的记载，结合进行实地考察，三石戌位置应于三汊矶处。宋代地理名著《太平寰宇记》记载，在长沙县（即汉临湘新治）西北十里有“三山石下城”，可为三石戌在三汊矶处的旁证。
　　第二，三汊矶之名应是三石矶由方言转音而来。矶是水边突出的岩石或石滩，“石”字在长沙湘江以西的望城、宁乡、益阳等地的方言均读为“sha”，其中亦包括现古城所在地，至今仍有此种读音。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山川”条述及湘江时说：“入长沙县境，至城西北，经三沙矶。”因“沙”有“sha”，“sha”两种读音，因此，“一统志”中将“三石矶”记为“三沙矶”，该河滩上沙石不少，此名亦合情理。“汊（cha）”意为分支的水流，此处两水交汇，在语音并不规范的地区，“三石”变为“三沙”或“三汊”均在情理之中。
　　第三，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三山石下城在长沙县西北十里，昔吴王孙权以程普为长沙都尉，以防关羽。”此城筑于东汉末年。当时孙权与刘备争夺属于荆州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215年（建安二十年）关羽与吴拒于益阳，三汊矶为从益阳走水路攻长沙的必经之地。程普在长沙的事迹，东晋南朝时的《湘中记》、《湘州记》及唐代的《元和郡县志》等均有记载，宋代《太平寰宇记》所记必有所本。
　　1981-1983年，考古工作人员组织对三汊矶古城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试掘，该城东北临湘江，西南尚保存约2000米的夯土城墙，墙断面呈梯形，底部宽8至15米，顶部宽4至8米，高5至10米不等，城内面积约0.5平方公里。城墙夯土内采集到战国铜，“南门口”外不远处的地面有大量汉代陶制筒瓦和卷云纹瓦当。出南门往西北为谷山山脉，近城址的两个小山峰之间有一小块平地，当地称“鞍子坪”，坪内发掘出大量汉代筒瓦和瓦当，山脚的坡地上有为数不少的西汉晚期墓葬。城内地势起伏不平，偏南的小山丘上曾发掘出数座西汉晚期墓葬；西北部发掘出一处可能是营房或武器库的遗迹，地面有排列规则的柱子洞，红烧土及灶门，烟道痕迹等，地层中还出土陶制板瓦、筒瓦、瓦当及硬陶方格纹，席纹陶片等物。
　　文献记载和调查发掘的资料基本展示了三汊矶土城的历史。三汊矶一带从西汉开始就是长沙城北人们定居和活动较集中之地，至东汉末年因吴蜀之争的军事需要，而在此筑戌城，由于此对峙形势维持不久，戌城使用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没留下具有明显时代意义的遗物和遗迹。
　　据《水经注》所述，三石戌（三汊矶）对面浏水与湘江交汇的南岸还有一浏口戌。古代的浏、捞两水同一出口，捞刀河是入浏阳河后再汇于湘江，其入口处在今捞刀河入湘江口之北，则浏口戌当在今捞刀河口附近，由于河道变迁，这一带地理变化较大，浏口戌约在宋代就无存了。
　　再往北至今铜官镇南约4公里的石渚湖北岸，为唐代铜官窑遗址区，属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村北的觉华山上有一道隆起的土堑，当地村民称古城埂。据唐《元和郡县志》：“长沙县西北七十里故尉城，孙权使程普为西部都尉防关羽，因立。”又唐《初学记》引东晋《湘中记》云：“楂渚对岸古城，孙权遣程普所立。”“楂（zha）”和“石(sha)”方言读音相混，楂渚应即是石渚，也即是“铜官渚，”杜甫《铜官渚守风》诗：“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将烧窑之火误认为是“刀耕火种的烧山之火。”此处距长沙约30公里。因此，现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不仅是唐代铜官窑遗址，还应为东汉年程普所筑故尉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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