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沙国都“临湘故城”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将一批助其得天下的有功之臣分封为诸侯王。秦的番阳令吴芮因率越人助刘灭秦有功，被封为长沙王。前202年（高祖五年），将秦的长沙郡改为长沙国，长沙郡附廓之县“湘县”改为“临湘县”，于是长沙首次成为诸侯王国的都城。关于长沙城较为详细的记载也是从此时开始，最早较详细记述长沙城是北魏人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水经注》“湘水”条云：
　　“湘水又北，左会瓦官水口。……又径般官西，湘州商舟之所次也。北对长沙郡，郡在水东，州城南，旧治在城中，后乃移此。……又右径临湘故城西，县治湘水滨，临川侧，故即名焉，…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筑也。……晋怀帝以永嘉元年分荆州湘中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内，郡廨西陶侃庙，云旧是贾谊宅。”
　　郦道元的这段记述是以湘江为参照物，湘江为从南向北流，因此有关长沙城的情况都是从南向北相对而言。关于文中的“瓦官水”和“船官”，清末长沙陈运溶所著《湘城访古录》说：“船官列在瓦官水之下，是亦水口也；瓦官水，为今靳江，靳江之下，湘水之东，只有南湖港，与注云北对长沙郡之形势相符。”据此可知瓦官水即今长沙湘江西岸之支流靳江河，船官即今南湖港，不过现在的南湖港已基本是有名无港了，而当时为商船咸集之所，其水面之阔，今人一般无法想象。据《大清一统志》：“南湖在善化县南，一名东湖。”唐戴叔伦《暮春游东湖》诗云：“湘流分曲浦，缭绕古城东。岸转千家合，林开一镜空。”可见在唐代，南湖港的水还可通到长沙城东。又据民国初年的《抱一遗著》记述：在唐代，老龙潭（今妙高峰以南沿旧京广铁路线一带）、天鹅塘（今劳动广场以西部分）至书院坪一带积水成湖，互相流通，经大椿桥往西南流入湘江。直到宋代这时仍然是湖光山色，大理学家张居妙高峰下“城南书院”时作了不少即景诗，如“危栏明侧影，面面涌金波”、“原原锡塘（今老龙潭）水，汇此南城阴”等等，可以想象汉魏时期的船官从今南湖港沿大椿桥西至妙高峰下，其水面浩淼，商船云集，势必可观。
　　另外，《水经注》这段记载的历史背景又是郦道元所处的时代，郦道元死于公元527年，其活动约在南朝的宋、齐、梁时期，与西汉立国相距600余年。因此，其采用的是追述的笔调，对长沙国都城临湘县城称“临湘故城”，认为“是城即芮筑也。”《水经注》为研究长沙城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但也造成了很多疑案。直到现代，人们对西汉长沙国都“临湘故城”的位置范围等仍是莫衷一是，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3种意见。
　　一种认为：《水经注》的记述是正确的，“临湘故城”的位置大概是：南城墙约在今樊西巷销南，北城墙在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东北侧到小吴门附近，西北角到了大西门；东至东庆街、东正街、西滨湘江。略正方形，面积约1.5平方公里。
　　另一种意见认为“临湘故城”的形态大体呈一正方形，其南城墙在今南门口、天心阁一线，北墙似应至今如意街、府后街、伍家井一带。
　　还有一种意见，参考了清代的《一统志》：“汉时临湘县城，为长沙郡治者，在今城之南。”认为《水经注》的文字有脱漏，西汉时期长沙应有两座城，一是“临湘故城”，即两晋南朝时的长沙郡治，其位置在今长沙南门口外的雨厂坪、碧湘街、裕农街一带；二是西汉长沙国都城即两晋南朝时的湘州州治，其位置东至龙伏山，西临湘江，南在织机街、樊西巷一线，北至五一路。
　　以上3种意见，由于对《水经注》记述的理解和使用的辅助资料不同而各有所异，但有一个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西汉长沙国都城的位置约在今五一路以南一带的老城区，至于其具体位置及范围，则必需将文献资料结合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作进一步判断。至于西汉时长沙有两城的意见，否定了长沙战国秦汉古城的继承性。为有利于对长沙古城的研究，必须对文献记载进一步详细审读，并结合对长沙城地理状况作实地考察来澄清这一问题。
　　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水经注》记的是两晋南朝时长沙城的情况，据其所述，船官北对的长沙郡治，原来在临湘故城之内，后因307年（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分立湘州时，在城内增设了州治，所以将州下属机构郡的治迁移到城南之外。而清《一统志》是相对清代的长沙城而言。其所指的长沙郡治，并未特指是两晋南朝时期的郡治，长沙郡始置于秦，西汉长沙国灭后到东汉又恢复了长沙郡，秦汉两代的长沙郡治都设在临湘故城之内。另外，其所说的“在今城之南”，也并不是说在城外之南，而可能指城的南部。对清代的长沙城来说，今五一路以南部分均可称城之南。因此，《水经注》所述和《一统志》所言并无矛盾，也无不确之处。
　　另外，经过对长沙城南门外的实地勘察，发现古代似无在此建城的可能。
　　第一，根据这一带的地形。出了南门口从西湖路往南至碧湘街、裕南街为高坡地，继续往南为下坡，至灵官渡、沙河街一带为低洼之处，再往南又是妙高峰、大椿桥等高地，无有较为宽阔的平坦之处可以营城。
　　第二，1987年长沙市文物普查时，征集到一张民国二年的长沙城实测图，此图较以前见到的长沙城市图详尽准确。从图上看，从碧湘街、雨厂坪往南至惜阴街、灵官渡到中路师范学堂（今省第一师范），这一带中间为一片低洼空地。当时天鹅塘尚存，李抱一《湖南省城古迹今释》说：当时还有几勺残水。可见直至清代这时还有汉唐时期旧湖的遗迹。此外，据地图上的标志，当时的雨厂坪一带为一片坟茔，仅旧惜阴街、礼贤街（今沙河街）、陶公祠往东至今劳动广场一带人们居住较集中，当时应不会在这方寸之地内修筑城池。
　　第三，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新中国建国之初，即本世纪50年代，湖南省博物馆在碧湘街临湘江处曾发掘战国楚墓6座、汉墓16座。后来，在修劳动广场时又发掘战国楚墓80余座、汉墓30余座。1990年，长沙市博物馆、市文物工作队在劳动广场西北面的马益顺巷发掘了一座较大的战国木椁墓，出土了漆木瑟、漆木虎座凤鸟架鼓等较珍贵的楚文物，说明战国秦汉时此一带尚是墓葬区。
　　从上面所述，城南门外这一带，不可能营造一座城，更不可能有楚汉时期的故城。这时应是《水经注》所说的两晋时期分立湘州时，长沙郡从故城迁移出来的治所，因此这一带的街巷名很多都与当时的历史有关。
　　此处现在有惜阴街、礼贤街，为旧惜阴书院所在之处，而惜阴书院的前身为东晋长沙郡公陶侃的祠，据《水经注》记载，陶侃祠原在城内贾谊故宅处，长沙郡治迁到城外后，有人将陶祠也移到这里。这里还有一个蚂蚁巷，过去曾叫马援巷，相传因东汉时的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今广东）时过长沙驻在此处而得各，不知何时马援巷变成了蚂蚁巷。从上所述可知，从东汉开始此处就成为长沙故城外人们聚居之所，因此，晋时长沙郡“旧治在城中，后乃移此。”但郡治迁往此处时，这里并没有城，迁到此处后也没筑城，直到清代仍是如此。
　　西汉长沙国是改秦长沙郡而立，而秦的长沙郡又是分楚地而设，所以西汉长沙国都城“临湘故城”无疑应是秦长沙郡城，也即是楚的长沙“旧邑”。西汉长沙国灭亡后，长沙国故都作长沙郡治，西晋时分立湘州后城内作了州治，于是郡治移到城南之外，使长沙城向南边的城外扩展。另外，据《水经注》所述，这时的长沙城不但向南，而且向北也有所外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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